吉林
李德裕和牛僧孺都官至宰相，位极人臣，出身却大不相同。李德裕出自高门士族的赵郡李氏，父亲李吉甫两度拜相，封赵国公，李德裕由此得以不经科举，通过荫补入仕。牛僧孺的父亲仅做到九品郑县尉，在他七岁时就去世了，牛僧孺寄居在外祖父家，刻苦攻读，考中进士入仕。在中晚唐激烈的“牛李党争”中，两人被视为两党魁首，彼此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但这两位出身和政见全然不同的党魁，却有着相同的爱好。一是同好造园，李德裕在洛阳城南建造平泉山居，牛僧孺在洛阳城内建造归仁里园，成为中晚唐并驾齐驱的两大名园；二是同好赏石，李德裕在平泉山居将“江南珍木奇石，列于庭际”，牛僧孺在归仁里园将“嘉木怪石，置之阶廷”，造园和赏石，俨然成为牛、李二人在党争之外开辟的第二战场，他们不仅要在权势地位上压倒对方，更要在品位风雅上分出胜负。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的“甘露之变”是中晚唐政治的分水岭。在这场惨剧中，四位宰相和数千名朝官被杀，京师血流成河，人人自危。得势的宦官“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裴度、李珏、刘禹锡等士人纷纷离开长安去往洛阳，以求全身远祸。
李德裕和牛僧孺也在“甘露之变”后先后来到洛阳。不过此前两人的际遇截然相反。李德裕刚经历了人生的低谷，他被贬为袁州长史，贬谪途中忧生伤死，表达出对平泉山居的深深思念；后来幸得放还，旋即入居平泉。牛僧孺则以平章事的身份担任淮南节度使，随时可回京拜相，可谓春风得意；但他任职期间却沉迷于营建洛阳的宅园，并在卸任后求任东都留守的闲职。
李德裕、牛僧孺的洛阳园墅都以藏石著称，在时间上则以牛僧孺为先。开成三年（838）夏，苏州刺史李道枢（？至839）赠送牛僧孺一块太湖石。牛僧孺珍爱异常，作《李苏州遗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寄呈梦得乐天》，邀请刘禹锡、白居易一起作诗题咏，成为他收藏奇石的标志性起点。当时牛党得势，李道枢赠石的奉迎之意非常明显。不久李道枢升为浙东观察使。这一事件极具示范效果，各地官吏广搜博采，奇石源源不断来到牛僧孺园中。
李德裕聚石的斗志显然是被牛僧孺激发，此前的平泉山居以花木取胜，至此完全被奇石压倒。两人开始聚石的开成三年，代表李党的郑覃、陈夷行和代表牛党的杨嗣复、李珏同时拜相，“每议政之际，是非纷起”；次年四月李德裕加检校尚书左仆射，牛僧孺以平章事兼山南东道节度使，正是“牛李党争”趋于白热化的胶着时刻。造园和赏石本是闲玩之物，却于此时以这种方式意外地卷入斗争之中。两党僚吏团聚在牛僧孺、李德裕周围，在聚敛奇石、装点园墅上争奇斗妍，展开激烈的竞赛，成就了政治史和造园史上的一大奇观。
白居易《太湖石记》作于会昌三年（843），始于开成年间的那轮党争已经初见胜负。牛党的杨嗣复、李珏被贬，牛僧孺罢山南东道节度使，担任太子少师的闲职；李德裕则深得唐武宗器重，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先后进位司空、司徒，位极人臣。牛僧孺于此时邀请白居易作《太湖石记》，显然别有一番怀抱。
《太湖石记》专论太湖石，却在开篇对天下众石进行评价，白居易将石分等，评定太湖石为甲等，其次为罗浮石，再次为天竺石。牛僧孺嗜爱的都是甲等的太湖石。次等的罗浮石见于李德裕的三首诗文，可见其对李德裕之重要。或许这正是白居易选择罗浮石作为代表的原因之一，以其暗喻李德裕之藏石。第三等的天竺石则是白居易的收藏，以自家的天竺石垫底以示谦虚，但其醉翁之意显然在于前两者：牛僧孺所好之太湖石为甲等，李德裕所好之罗浮石为次等，则两人赛石之高下不言自明。牛僧孺虽在党争中失败，却得以借此扳回一局。
李德裕注重奇石的产地和“门第”，牛僧孺则欣赏湖石的品质和“辞采”。中晚唐是一个门阀贵族日趋衰落、寒门进士持续崛起的时代。或许是巧合，这一历史大势正好呼应了牛李赛石的成败。
“牛李党争”以李德裕贬死海南告终，牛僧孺虽在此前去世，却得以终老于洛阳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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