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的史学家翦伯赞和他的《中国史纲》

翦伯赞，原名象时，维吾尔族，1898出生于湖南桃源枫树岗翦旗营。

1916年考入北平政法专门学校，后转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毕业后在母校长德中学任英语教师。

1924年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学，约两年余。

1926年回国后，赴广东，在邓演达负责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特派员。大革命失败后，受历史学家吕振羽等人影响，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潜心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问题。先后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等论文，与吕振羽合著了《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等。

1937年在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任南迁的北平民国大学教授，出版名著《历史哲学教程》一书。

1940年到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

此间，发表60余篇历史论文,包括内容翔实的《中国史纲》两卷。

翦伯赞在《中国史纲》第一卷《先秦史.殷周史》中，亦把夏代作为氏族社会的没落和向阶级社会转化时期而论述。

作者认为，商朝，因为殷墟甲骨文和考古新成果提供了大批“新的真实资料”，从而使“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殷商时代”。

此书结稿于1941年“皖南事件”之后。1943年，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正式出版，是一部当时很快即有较大影响的通史名著。

1946年，上海书店将此书列入“新中国大学丛书”出版，1947年再版。

新中国建立之后，三联书店在1950年再版。

此书，虽定名为《中国史纲》，实其涉及内容，“上起开天辟地，下迄殷周之世。其所论述的范围，是秦以前的中国古史”。缘此，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定本改题为《先秦史》出版，并于1999年印行第二版。

翦伯赞的这部著作，之所以受到史学界的好评并几经重印，最根本原因，是此书充分概括了当时中国史学研究的成果，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阐述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翦伯赞在1943年版本的《中国史纲》“序” 中说:“几千年来，秦以前的古史，只不过是飘浮于神话与传说中之一些扑朔迷离的阴影而已。历代学者，对于一些古史的论著，也只是传神传怪，捕风捉影，因误正误，以讹传讹，浸至荒诞不经，极奇离诡谲之大观”，因此，大有重建新史学体系之必要。但是，“秦以前的古史走向科学的阶段，不过最近二十年左右之事。其所以能致此者，一方面，固然是新的科学，如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的发现;另一方面，又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之必然的归结。所谓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即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前者就是所谓辨伪学而后者便是所谓金石学、考古学”。

翦伯赞特别强调考古学对新史学建设的作用。他认为:

“中国古史之能更进一步的发展， 乃是由于近年以来考古学之不断发现。”远古遗物的不断出土，“提供了中国古史研究以新而又新、真而又真的资料。这些新的真实资料，不但可以考验文献上史料之真伪，而且还可以补充文献上的史料之缺失”。正是由于殷墟大批甲骨文和商代遗物的出土和研究的深人，“于是中国的古史， 始得上溯于殷商时代”。而由于甘肃、河南等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于是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传说中之‘夏代’乃至‘尧、舜、禹’及‘神农、黄帝’之世”。

翦伯赞的著作，既充分反映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疑古学派”辨伪书、疑古史和新兴的考古学所取得的成果，又坚持用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观研究中国史。

书中的 “一、前氏族社会(原始群)”，论述了“早期旧石器文化与原始采集经济——有巢氏时代”；“中期旧石器文化与采集狩猎经济——燧人氏时代”；“晚期旧石器文化与采集、狩猎经济之发展——伏牺氏时代”。

书中的“二、氏族社会”中，论述了“早期新石器文化与畜牧、种植的发明——神农、黄帝时代”；“中期新石器文化与畜牧、种植经济的发展——尧、 舜、禹时代”；“晚期新石器文化与田野农业之出现——夏代”。

翦伯赞在书中，“把夏代看作是‘氏族社会’的没落和向阶级社会转化的时期”。他后来说，之“所以这样，和文献不足征，考古资料少有关系。在当时史学界中，不少人对‘夏代’是否存在，持怀疑态度”的。

翦伯赞当时的这一见解，已然难能可贵。

这部书中 “三、奴隶社会”，设有“第九章、商族的起源与古代国家的建立”。在“第一节、古代的世界与古代的中国”中讲到，中国自商代“走进古代社会的时代，在世界另一角落，也有些人类，他们的文化也达到了与中国同样的历史阶段。尼罗河岸的塔影，底格里斯河岸的古碑，和黄河中游的兽骨龟甲文字，正是这一时代三大文化据点之特征”。

翦伯赞对于中国史的讲述，展现了世界性的视角——商朝，不仅是中国有文字可考历史的源头，而且甲骨文、青铜器等，与世界另外早期文明的古埃及金字塔、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古碑铭相互辉映。

作者认为，在“商族的大征服与夏族的大移动”过程中，许多氏族成为商代国家之隶属，他们也就成为商代奴隶社会经济的一部分。而商代奴隶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促进了许多被征服氏族向奴隶制经济转化的过程。“这样交互的历史作用，遂完成了商代种族国家，便达到了完全的成熟时期”。

他分析说，到了商朝后期，“为了开辟新的市场和掠夺更广大的世界，于是更大规模的战争便不断展开了”。其后果，是使“商代奴隶大众和零落的自由民之革命情绪的高涨；另一方面，是被征服的异族之蜂起叛变，尤其是西北诸属领以周族为领导，不久便形成了一个反抗商代奴隶国家统治的武装集团”。

因商朝的奴隶大部分来自西北诸属领，这些属领叛乱以后，“商人便失掉了一个获得奴隶的主要来源，因而各种生产部门，都感到劳动力的缺乏。这样，商的奴隶制经济，便开始了崩溃的过程”。与此同时，商朝后期“庄园制度”即井田制度的发展，由于奴隶不足，“土地贵族，不能不把大块的土地划分为许多较小的区城”。于是“在客观上，奴隶却因此而得到部分之解放，而出现为后来农奴的前辈”。由于自由民的破产和商中央政权的衰落，“这些土地贵族，便渐渐保持其相对独立的性质，俨然有些后来封建诸侯的神气。这样看来，商末的经济，已经自发地开始了它的变革过程了”。

因而，随着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伐纣和“前徒倒戈”，西周王朝建立并“能在奴隶所有者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初期封建制国家”。

这是作者展现于读者面前的一幅商代由兴到衰的清晰图画。对比以往的中国史著作，尚无人做到如此鞭辟入里。

随后，就是书中的“四、初期封建社会”。作者继续对西周王朝的社会和经济构造的历史内容继续进行了如同前面的精彩论述。

抗日战争胜利后,翦伯赞于1946年5月到上海，与张志让、周谷城等组织并领导“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同时任大夏大学教授。

他1947年10月到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

1948年11月,他与郭沫若、候外庐等离开香港，次年2月1日到达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翦伯赞历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和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历史研究》编委；《北京大学学报》和《光明日报》“史学”副刊主编；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翦伯赞即致力于史学学科建设——发起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共11个专题，2000多万字。他主编其中《戊戌政变》和《义和团》两个专题。1961年春开始，他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他发表论文,批评史学界从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极左思潮。之后,却招来不断的“批翦”文章,并由学术批判逐步升级为政治批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复批判。1968年12月与夫人同时在北京大学含冤弃世。

翦伯赞一生著述浩繁。专著有：《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一、二卷（后改名《先秦史》和《秦汉史》）。重要的论集有：《中国史论集》第一、二辑；《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史料与史学》。主编有：《中国史纲要》；《中外历史年表》。合编有：《中国历史概要》等。主编资料有：《戊成变法》；《义和团》；《历代各族传记会编》；与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