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不只三星堆

■铜神树枝头花蕾及铜鸟，商代（公元前1600-前1046年），1986年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蔡侯申簋，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1955年安徽省寿县西门内蔡侯墓出土，安徽博物院藏

■“共饮一江水——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展厅局部

■擂鼓墩2号墓编钟，战国中期（约公元前341-前284年），1981年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擂鼓墩2号墓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

横贯中华大地的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自青藏高原发源，向东奔流入海。三千多年前，长江流域以及北边的黄河流域，以青铜为媒，给后人留下一曲荡气回肠的和鸣。

2024年广州春节，令人记忆深刻的，就有广东省博物馆内，真正一票难求的一个展览：“共饮一江水——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其中的三星堆面具，无疑极度“吸睛”，而更重要的是，很多奔面具而来的人，最后竟收获了一个立体宏观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印象，“喜出望外”，不少人表示。

●国家一级文物达54件/套

首先是它的规模：展览汇聚来自长江流域的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安徽、陕西、江苏、浙江等省市共137件（套）展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54件/套，“是广东省博物馆近年来一级文物占比最高的引进展”，记者从该馆了解到。

更重要的是其高屋建瓴视角：

“长江流域拥有中国最为富集的铜矿资源。公元前16世纪，雄踞黄河中下游的商王朝，南下至长江中游地区，将南方铜矿资源北运的同时，也带来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和复杂的礼器制度，从而开启了长江流域的青铜时代。长江流域各区域文化对中原青铜文明进行了适合自身的文化选择和改造创新，逐渐形成了以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为主，相互借鉴又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体系。同时，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又与中原相互交流和影响，至秦统一天下，最终与古代中国其他区域文明融合为大一统的中华文明。”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是把三星堆、盘龙城等放在全国商周时期青铜文化背景上去研究和体现，使大家了解整个流域间的联系和异同，这样的系统性，大大有别于过往许多展览只聚焦一时一地的呈现方式。”近日，策展人、藏品管理部副研究馆员叶葳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说。

●主线：多条时空脉络的互动

“广东省博物馆作为长江流域博物馆联盟的创始成员，本次从四川博物馆引进这个展览，并做了相应调整。我们还借展到了此前巡展难得一见的几件展品”，叶葳介绍。

记者留意到，展览讲述的空间脉络有两条：一条（横向的）脉络是长江流域各区域文化的特色和相互影响；另一条（纵向的）脉络，则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互动激荡。而展览讲述的时间脉络，是从商早期直至秦灭六国——

体现为展览四大部分，则是“巴蜀并辉”“群雄竞华”“多元一体”“天下归一”。

“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它的逻辑脉络正是沿江而下，从长江上游一直贯穿到中下游。”所以第一部分“巴蜀并辉”就呈现了公众较为熟知的三星堆面具，但更值得留意的，还有旁边看似不起眼的铜铃，以及齿饰复杂的玉璋等。

如果说面具等体现了古蜀的浪漫奇绝，那后者则是中原文化对三星堆的浸润。“二里头时期已有铜铃，早期作为人或动物的配饰，至西周中期，在中原地区渐演变为乐器或祭祀之用。我们认为三星堆铜铃已是祭祀用具。玉璋，是古蜀王国在祭祀中频繁使用的一种玉礼器，三星堆文化吸收了二里头文化玉璋，随后发展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系统。”叶葳表示。

“三星堆出土文物，反映了商时期古蜀人独特的审美意识和神秘的宗教信仰，且与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夏商时期古文化紧密联系。”

●商王朝南下“首站”：盘龙城

特别值得关注单元还有“群雄竞华”里的“盘龙商邑”和“南土迷雾”。“盘龙城是商王朝南下的一个重要城邑、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长江流域青铜文化之源”，叶葳说。“盘龙城商邑城址的整个建筑技术、青铜工艺，都与二里冈上层文化极其相似，所以，盘龙城铜器群从时代来说，与二里冈上层文化同期，即为商早期。”

作为商王朝南下“首邑”和军事重镇，盘龙城的青铜文化与中原文化最为接近，展览中也重点展示了占主导地位的酒器，反映出其当时浓烈的饮酒风尚。“商王朝本身也极其重视酒器”，叶葳说。

“并且，约300年历史的盘龙城，对长江中游广阔区域的青铜文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盘龙城是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明的一个区域性中心。以盘龙城为中心，联系长江中游沿岸其他商时期的遗址，可以进一步揭示出长江中游青铜文明的面貌。”

●楚文化的沿江扩散

“群雄竞华”里的“穆穆曾侯”单元，贡献了颇有趣味的音乐声光电互动，及气势磅礴的“擂鼓墩2号墓编钟”。现场看到的这套36件编钟，风格与曾侯乙墓编钟极其相似，规格则略小。

叶葳还提到，此处独立展馆里的“曾侯丙方缶”，在此前有些巡展中难得一见。它通体饰“菱形勾连纹”，内嵌有绿松石，这种嵌错工艺，代表战国时期最高水准。他在此提到楚文化的强势影响：

“嵌错工艺早已有之，到战国时期被楚国发扬光大，所以曾侯丙方缶从审美角度来看是典型楚式。而据其上铭文，缶属于水器，楚文化组合中，水器占很大比重，增加了匜、尊、缶等。”曾侯丙是晚于曾侯乙的一代曾侯，此时曾国已臣服于楚，“从曾侯丙方缶的器型、工艺乃至使用功能，都能看到其受典型楚文化影响”。

接下来的“奇谲荆楚”和“吴越长歌”单元，前者展示了极具地域特色、高度发展的楚文化，后者以越王鹿郢“者旨於睗”铜剑等，显示出吴越地区的“青铜兵器甲天下”。并且，“随着楚人的东进及楚文化的播散，春秋晚期的吴墓以及战国早期和中期的越墓出土的文物都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

“随着楚国的不断强盛，它的文化也不断沿江扩散，甚至整个长江流域都有受到其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不同地域出土器物的器型、组合、纹饰上，可见一斑。”

●从“异彩纷呈”到“融入主体”

展览第三部分“多元一体”以宏大视角，把器物从文明角度串联观察，两个动态关键词分别是“异彩纷呈”和“融入”。

在距今3800年前后，中华文明以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为文明核心的多元一体化格局，开始形成，中国历史进入青铜时代，文献记载中的夏、商、周三代青铜礼乐文明开启。

黄河流域青铜文明，特别是商、周文化在青铜礼制、艺术、铸造技术等方面，对长江流域产生深远影响。同时，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也呈现出特色鲜明的地方文化传统，流域内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互鉴频繁。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影响逐渐波及整个长江流域。

叶葳介绍，青铜时代的下至可达战国晚期。“春秋晚期是铁器时代的初期，但青铜冶铸也仍有很大发展，直至战国晚期才完成了历史使命。”——秦并巴蜀之后，长江流域出现秦、楚并峙的文化态势。最终，秦灭六国，异彩纷呈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融入华夏主体文明之中。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文 郗慧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