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学术批评？

柯文

文｜师义帆 饶符江川

作者投稿

韩愈曾经有感于士大夫之间彼此攻讦的现象，写作《原毁》一文。认为与古时君子相比，如今人们在进行批评的时候，往往不能全面地评价别人：

“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 “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1]，

这在韩愈看来并不是尊重自己的表现。

事实上，这种不能求全责备的思想在学术批评的过程中也很重要，不能因为彼此观点、视角的不同，就认为对方观点是不全面的甚至错误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是学术批评应尽力避免的。

但是，这种求全责备的学术批评思路在时下的学术评论文章中依然能够见到。《历史评论》曾刊登的一篇批评柯文（Paul. A. Cohen）“中国中心观”的文章就带有这种观点。文章认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虽然纠正了“冲击—反应”范式的外因论观点，但这种纠正“既忽视了帝国主义入侵对近代中国的深刻影响，又缺乏对中国历史文化整体性与特殊性的准确把握，因此很难对中国近代史作出内外兼顾的全面阐释”。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作者：[美]柯文

译者：林同奇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2002-8

具体言之，此文作者认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一、没有准确评价西方“冲击”给中国带来的历史作用。

作者认为柯文在看待洪亮吉、魏源、王韬的经世思想时只注重其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相通之处，强调他们的议题是中国思想界关心的“老问题”。这种“中国中心观”没有注意到鸦片战争的大背景对这几位思想界先觉者的影响，弱化了西方因素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国的作用，有失公允，只可视为对美国史学家“冲击—反应”模式的纠偏。

二、在看待中国历史文化时忽略其特殊性，仍有西方式现代性概念。

作者批评“中国中心观”只是把西方现代化史观中的观点从中国史的外部转移到中国史的内部，这就导致似乎“只有符合西方现代化定义的发展轨迹才值得研究”。此外“中国中心观”要求“从文化走向历史”，注重发掘中西文化的普遍性以及中国文化的变动一面，这被认为是忽略了中国的文化个性和文化自觉、没有注意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连续统一性。而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在论者看来似乎最终走向一种对中国历史的解构，“中国中心观”里的“中国”可以被替换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这种史观影响下的区域史、地方史研究最终走向了碎片化。

笔者认为，这篇对“中国中心论”的学术批评忽视了“中国中心观”提出时的学术背景及学术意蕴。

正如《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副标题“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所表达的，柯文的意图实际上是通过“中国中心观”对彼时长期影响美国史学界的西方中心论加以纠正。因此，它既不是一种对中国历史的“全面阐释”，也并未忽视西方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具体来说：

一、批评“中国中心观”只是对“冲击—反应”的纠偏，但实际上这正是“中国中心观”的意义所在。

按照柯文在回忆录《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所述，他就是要推动美国历史学界“离开外部殖民史视角，以其自身条件、内部眼光视之，不将其视作西方历史理论或实际上的附庸。”

“中国中心观”正是美国史学界突破美国霸权神话，进行研究转向中的一部分：

“放弃西方规范、衡量标准，走向更真诚以他人为中心的历史研究，走向不以西方历史经验，而以中国经验为根本的历史研究。”[2]

认为柯文在看待龚自珍、王韬等人的经世思想时忽视了鸦片战争的外部因素，其实是没有看到柯文本意就是跳出固有的外因论视角，走出西方的霸权话语，从“中国内部来观察19世纪改革运动……产生一幅与传统看法很不相同的图景。” [3]

《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

作者：[美]柯文

译者: 刘楠楠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 2022-5

二、“中国中心观”的核心特点是要努力理解中国历史本身和中国人自身看法的同时，“而不仅从西方历史的期望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中国的历史。” [4]

柯文想实现的，是摆脱从外国输入的判断历史重要性的准绳。 [5] 因此批评“中国中心观”忽视了“西方的影响”因而“不够全面”，只能说是一种南辕北辙。

至于认为“中国中心观”忽视“中国历史文化特殊性”的论调，在笔者看来，“中国中心观”的目的仍旧是立足于中国自身、谋求“削弱西方长期视中国为‘他者’的认知，从而使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不再被视为印象中的异域，而是有血有肉的同类。” [6]

对于“中国中心观”带有西方痕迹的问题，柯文曾提出了这个史观的适用范围。他指出，只要研究的中心议题或内容是以中国某个领域为主，那么中国中心观依然适用，但是如果在研究的内容上不是以中国为中心，表现为比较史研究；亦或是把中国这一概念“非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以及讨论“中国”的含义，那么“中国中心观”可能并不适用。 [7] 这些研究中“中国”实际上不再是研究者的唯一出发点，但这些研究带来的并不会是碎片化，相反会“丰富了我们对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点对‘中国人’含义的理解；确保中外比较能更加公允、开放。这些研究皆能打破‘东方’‘西方’之间随意、偏误的藩篱。” [8]

柯文承认，“中国中心观”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但是这些研究却可以推动广义的中国研究的发展。而对东西方文化共同一面的强调，如在《历史三调》中以义和团运动为案例，探讨东西方历史书写和记忆的共同之处，并不能因此说义和团运动是柯文“顺手拈来的方便个案”，最终只会解构中国历史走向“人类中心观”。

柯文尽管认为广义上可以换取其他案例代替义和团进行研究，但“在最具体的层面，无论被视为事件、经历还是神话，义和团毋庸置疑是独一无二的。” [9] 而柯文这种对人类共有维度的关注，其实落脚点依然是希望“能有效超越中西历史学家以不同方式、因不同原因强加给中国、中国历史的桎梏。” [10]

本文并不是一篇专门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进行辩护的文章，而是想由此指出一个问题，即：对学术观点的批评不能脱离学者提出这个观点的意图（这通常会体现于文献综述之中）。学术研究要实现的目标往往是有限的，好的研究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往往呈现出“深刻的片面”。所以，一个学术观点固然有其片面之处，但分析时应在理解其片面性存在意义的基础上，探讨其所提之“片面”观点的正误，实现观点的对话，而不是去要求观点提出者去解决超出其研究目标的问题。

学术批评的目的是促进学术研究健康发展，因此，在进行学术批评的时候，需要注意到“深刻的片面”式的学术观点存在的意义，其所深刻者，就在于片面之中，如同盲人摸象，尽管对各个部分的描绘并不等于大象的全体，但对作为整体的“大象”的理解，是建立在作为“部分”的大象的深入描述上综合建立起来。如果以“既要又要”、贪大求全的“庸俗辩证法”对待学术研究，恐怕最终结论都会变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传统之中有现代、现代之中有传统”之类无比正确、但又毫无价值的文字游戏。

最后，笔者想以社会学学者贺雪峰的一段话结束这篇短文：

“既然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事实上都是对现实片面的、不完全真实的反映，或说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都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现实世界的，因而看到的现实就不是完全真实的现实，我们……也就不去追求完全真实的现实，也就并不期望通过我们发现的一套逻辑体系（或概念体系）来不偏不倚地反映现实世界，而是希望通过我们……做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有色眼镜的具有‘深刻的片面’特征的有色眼镜。”[11]

对“深刻的片面”式学术观点价值的发掘，不仅是我们自身开展研究时应注意的要点，更应是在看待不同学术观点时应有的心态。

参考文献

[1] 韩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8-67页。

[2] [美]柯文著，刘楠楠译：《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65页。

[3] [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75页。

[4] [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250页。

[5] [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211页。

[6] [美]柯文著，刘楠楠译：《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第103页。

[7] [美]柯文著，刘楠楠译：《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第102页。

[8] [美]柯文著，刘楠楠译：《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第103页。

[9] [美]柯文著，刘楠楠译：《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第119页。

[10] [美]柯文著，刘楠楠译：《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第106页。

[11] 贺雪峰：《在野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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