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别被 “贤妻” 人设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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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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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士人阶层竭力构建女性美德。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华盛顿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中国宋代历史研究权威伊沛霞（Patricia Ebrey）指出，这种美德构建的目的在于，服务于士人阶层家庭为了建树姓氏和家庭声誉。

在唐代以及之前的一些朝代，士人阶层能否获得赞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祖先是否显赫，并能否因此精通礼仪，行为举止是否得体。唐代的墓志铭里还常常夸赞女性的美丽。

到了宋代，社会建构其实已经开始缩小女性在公、私事务中的参与范畴，更加期待女性尤其是贵族、士人家庭的女子作为内助。其中包括，要求在多代家庭中要尽到足够的本分（除了生儿育女，还得很好地侍奉公婆），能够聪明能干，充任贤明的劝导者（辅佐丈夫），最好还是才女（有益于子女的培养）。

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阐释了《礼记》中将男女分隔开的规矩，进一步解释指出，女儿订婚后，父亲就不能进入其房间；姐妹出嫁后回到娘家，弟兄不能坐在她身边。这种分隔相当清楚地锁定了男主外、女主内。后来，朱熹引用《礼记》中的“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强调女人应终日留在内闱，不应擅自行动。当然，伊沛霞在书中指出，儒家文献除了强调男女之别和角色互补，对妻子表示了相当高的尊重。

上述规则至少在两宋时期，对女性还没有产生明清时期那样的约束力。宋代留下的画作、诗作中，都自然地刻画、记述了女人在户外干农活如采茶和摘桑叶，与货郎讨价还价。

伊沛霞在书中考察了宋代人对结婚意义的理解。中国古代，婚姻本身意味着两个家庭之间建立联系，而这主要服务于父系、父家长制和从父居原则。宋代人不需要到官府登记结婚，但政府也明确规定，必须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虽然不限制男性可以纳妾，却严禁以妾为妻、以婢为妾。当时的法律规定，妻妾都不得来自同姓人家；男性可以与母族、妻族亲戚联姻，联姻对象却只能选择同辈表姐妹，而不能娶上一辈或下一辈的女表亲。法律允许女性离婚，但不得选择前夫的亲戚作为再婚对象。

这些条款毫无疑问限制了当时的男女的婚姻选择，但也相当程度上保护了相对弱势、贫穷的社会成员，保护其家庭女性成员不被同族以及其他存在亲戚关系的、不同辈分的富家子觊觎。当然，如果婚姻缔结双方中的一方尤其是女方，本身也已经没有家庭、宗族庇护（比如战乱导致父母早亡，又远离了本族长居地），跨辈分的婚姻也是可以实现的。

结婚后，女性成为夫家成员，但获得的权利和义务却并不对等。比如书中谈到的，妻子去世，丈夫需要服丧一年；而丈夫去世，妻子的服丧期却是三年。

虽然宋代仍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但在婚姻关系中的性别地位，其平等性却也是明清时期难以相较的。而女性再婚的自由更是后来多个世纪难以想象的。

《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书中讨论了宋代人结婚时的聘礼、嫁妆、婚姻仪式。正如21世纪的今天，很多地方的人们仍在为儿子娶媳妇的彩礼、购房购车开支而头痛那样，宋代的人们最头痛的其实是嫁女儿需要筹备的实物嫁妆，其开销大大高于儿子娶妇。范仲淹制定的义庄规则中，嫁女嫁妆的标准是30贯钱，而儿子娶妇就只需要花费20贯钱。

对此，司马光曾对攀比嫁妆行为予以猛烈抨击，指出有些人“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甚至要求明立契约，几乎把婚姻当成了买卖。司马光认为，这种做法只会引起品行败坏。

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嫁妆标准的陆续走高，不仅让富家或官宦之家渐渐感觉吃不消；而且因为广泛波及到普通人家，所以使得很多姑娘结不成婚。

嫁妆最终将成为夫家财产，而这也是问题所在。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中国古代的家庭强调父系、父家长制和从父居原则，这意味着包括嫁妆在内，夫家所有男性，包括丈夫的父亲、祖父、叔父、兄弟、儿子、侄子等，都可以成为财产的共有者、共同分配者。但提供嫁妆的女性却不能从中分得一份财产。

对于这种显著的不公平，道德大家司马光却没有任何非议。正如书中所说的那样，司马光厌恶任何可能让家庭女性成员分享家产的建议。当然，就像是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社会现实具有复杂性，很多富有家庭的女性出嫁后，仍会想尽办法控制对嫁妆的支配权，以至于士大夫极力称赞那种主动将嫁妆（比如田产）过户给夫家的女性。

而没有嫁妆的孤女，通常只能被迫沦为妾甚至去当婢女，哪怕其出自富家或是官宦家庭。宋代法律倒是为此完善了规定，为保护孤女免受贪婪的兄弟、叔伯等的侵害而强调，未婚姑娘可以得到儿子继承的产业的一半。这意味着，如果一家人有一个男孩、两个女儿，都没有结婚，父亲去世情况下，男孩可以得到一半家产，女孩各得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