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铁球：攻读博士三年，吾师与我同走过十分焦虑的过程，天天争论

自2002年开始收集歇家资料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了12年。起初对歇家的态度，仅仅是好奇，但随着史料不断地增多，渐渐入了迷，觉得非弄出来不可，但难度又极大，开始如无头苍蝇，到处乱翻，见到一条歇家史料如见到了知己，兴奋得不得了。到2003年末时，基本上已经收集了几万字的歇家史料，便开始着手写了，题目叫《明清社会管理结构缺失与“歇家”体系形成研究》，2004年便投寄到《历史研究》编辑部。若从现在来看，当时这篇文章写得十分混乱，毫无章法，几不成文。但我很幸运，遇上了宋超、仲伟民、王和等老师，他们认为此问题极具学术价值，其中仲伟民老师还特意手写了一封信给我，鼓励我把这个问题研究下去。这对一个刚刚涉足史学研究的新人来说，无疑极具鼓励作用，使我异常亢奋，没日没夜收集史料，不断修改，不断给《历史研究》编辑部投稿，而《历史研究》也不厌其烦，不断请专家给我审稿，经过了三投二次审稿后，当时仅仅3万来字的文章，经过近三年的修改，已经扩充到了14万余字，后分割为五篇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史林》《社会科学》等杂志上。上述研究，基本上奠定了我目前的写作基础。这个修改过程，也使我领会到了什么叫刻骨铭心和终身难忘。

原文刊于：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第634-6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

2007年，我投到吾师王家范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吾师对歇家研究极其重视，故要求极其严格。在攻读博士的三年中，吾师与我共同走过十分焦虑的过程，我们天天争论，从歇家诞生背景争到歇家应在明清史中如何定位，甚至为史料的断句争得面红耳赤，有时争论到凌晨二三点钟。在争论中，我略略理解了什么叫学术精神，什么叫“通”，什么叫“面”，什么叫“点”，什么叫“平实”，什么叫“准确”，我的歇家研究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期间，我学会用网络搜寻史料。由此导致了史料的成倍增加，但也由此陷入了对史料解读的困境中，因为我发现，不仅歇家异名极其繁多，而且还出现大量类似歇家的各类组织。理清它们之间关系，成了最难啃的骨头。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放在具体的制度变革与社会变迁中，需要考察各个制度实际的、具体的运作程序，于是重新梳理明清各个制度规定与操作之间的变异成为了研究的主题，而歇家本身的研究则处于次要的位置，这种转变，曾一度让我无所适从。在这艰难的转变过程中，我得到了诸多帮助。吾师王家范先生，到了本书稿入选《成果文库》后，还在指导我进行修改。先生特强调历史研究的平实，一份史料说一句话，反对讲噱头，讲看点，讲拔高，反对“大话史学”。在具有通史眼光的吾师眼里，社会变革、社会变迁仅是指类似春秋战国时代以及近代以来的大变革、大变迁，而我所讲的社会变革、社会变迁，在他眼里仅是“体制内的微调”，算不上什么变革、变迁之类，因此他要求将入选《成果文库》的原书名《歇家与明清社会研究》改名为《明清歇家研究》，这样更直白妥帖。

除了吾师，我还得到了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武研究员，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复旦大学邹逸麟、樊树志、王振忠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刘昶、李学昌、陈江教授，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澳门大学汤开建教授等等一批老师的指点，在此一并致谢。

另外，在国家课题结项以及《成果文库》入选时，匿名审阅专家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尤其是《成果文库》入选时，匿名专家们提出许多具有建设性和启发意义的修改建议，让我受益匪浅，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写作中，我与《社会科学》编辑部的陈炜祺兄可能是互动最多的了。我与陈兄素不相识，至今没有谋面，但每次投稿皆得到其诸多帮助。我的文章一般很长，陈兄都要考虑删减，但删减不能损坏我的论证，于是令他大费脑筋。等他把我的文章缩身后再发给我，顿时让我感觉我的语言的确有点拖沓，从中学习到不少写作和文字处理的技巧。不仅如此，陈兄还时常与我争论一些段落的论证，让我感觉他真正读懂了我的论文，陈兄及匿名审阅专家一些建议也让我受益良多，在此，对《社会科学》编辑部及陈兄的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另外，《史学月刊》编辑汪维真教授，在编辑我的歇家论文时纠正了不少错漏，在此表示感谢！

对我帮助的人很多，如中山大学吴滔兄，常与我抬杠，不断建议我要跳出歇家来看歇家，要用大视野来看明清社会，而且还不时给我提供材料，让我受益匪浅。又如浙江师范大学卢培栋兄，在我读博士时给予了我许多帮助，如陪我一起到上海图书馆把《崇阳冤狱始末记》全文抄录下来，又到北京把《武塘野史》全文抄录下来，费了不少心血。浙江师范大学李义敏兄，帮助我解读了不少契约文书上的印章，让我更深入地理解了呈状所反映内容以及州县司法审理的机构设置。浙江师范大学李义琼博士常常给我提供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信息，至于我的师兄弟，如黄阿明、侯鹏、赵思渊等，都曾给我提供过史料和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入选《成果文库》，首先要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吕瑞锋兄，是他组织和安排我这次申报，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张祎琛先生为本书编辑付出了大量心血，使本书避免许多错漏，在此向她表示谢意！

本文转自：写本文献学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