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盛开在深山的珙桐花

黄中琦（中）在128厂工作时与同事合影。受访者提供

小说《珙桐花》样书封面。　　记者 吴涛摄

三线企业集中的贵阳市小河区。（摄于2008年） 受访者提供

本报记者 吴涛 蒋祖华

电视剧《人世间》唤起了许多人关于三线建设的记忆。与电视剧中的老工人周志刚一样，当时，包括苏州在内的多个地区、中心城市的很多工人和知识分子离开故乡，投入到中国经济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之中,这被称为三线建设。作为这段历史的经历者和参与者，黄中琦创作了反映三线建设者经历的长篇小说——《珙桐花》，致敬“献了青春献子孙”的伟大三线人。

珙桐是见于云南、贵州、四川一带的珍稀乔木。小说把这种稀有、美丽、有价值的乔木开的花比喻成曾在三线建设奉献青春年华的青年。他说，将这段经历写成小说，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激励更多有志青年继承弘扬“三线”精神，是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

“好人好马上三线”,跟着父辈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黄中琦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上海，他的父母在一家航空电器制造厂工作，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城市的重点国营企业职工，当年过上了相对优越的生活。当时间来到1964年，厂里突然决定抽调一批职工前往大西南的贵州，这便是60年前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肩负着经济建设与战略安全布局大调整的重任，数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的复转军人及其家属背井离乡，在祖国大西南和大西北的群山深处挥洒青春热血，为我国航空航天、钢铁、化工、军事电子技术、兵器制造等国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那时厂内流传着一句话，叫‘好人好马上三线’。谁能被组织选中，出现在第一批前往贵州的三线建设者名单中，是一种光荣的使命，更是一家人的荣耀。”回忆父辈当初参加三线建设，黄中琦唏嘘不已。

这些三线建设项目或深埋于高山深谷，或沿溯河流两岸，工厂规模、具体方位、产品生产等信息均严格对外保密。贵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矿产资源成为三线建设时期的重要战略后方基地。

包括黄中琦父母在内的三线建设者们，主要来自上海118厂和苏州171厂的骨干职工。告别上海后，黄中琦跟随父母定居在贵州省贵阳市小河镇。小河镇原是当地一条叫南明河的河流上游流经的三个村寨。当第一代三线建设者到达这里时，准备建厂的地方被几座山丘包围，到处是成片的荒地和水潭。“许多职工连住的房子都没有，他们只能住进了‘干打垒’，边劳动边生产。”

黄中琦告诉记者，当年第一代三线建设者沿着山坡造房子，车间只能选址在相对平整的平地上，硬是在山野间建起了一座军工代号为128的新工厂。时常晚上加班，加班没有什么报酬，每人配发两个馒头，偶尔能有菜包子或者萝卜丝包子吃。

出远门是个艰巨的任务，每年探亲回家的职工还要帮众多同事捎带东西。有的人探亲回来时足足带了四五十个包裹，火车到站时只能从狭小的车窗一个一个往外递。“上海到贵州全程2000多公里，那时候湘黔铁路还没通车，火车还要绕道广西，单程需要跑50个小时。到了贵阳站还要再转乘汽车或者徒步才能回到厂里。”黄中琦说。

三线厂是个“小社会”，青春岁月永远留在那片土地

黄中琦在128厂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随着工厂从基建逐步走向正轨，生活区的条件也进一步改善，数十栋家属区宿舍、单身楼、职工食堂、托儿所、职工俱乐部、小卖部、浴室、储蓄所等配套一应俱全，可以说一个三线厂就是一个小社会。尤其值得自豪的是，工厂子弟学校虽然任课老师都是从工厂抽调的职工，但是师资力量决不弱于城市里的学校，培养了众多成绩优秀的学生；厂职工医院更有数十名医生，甚至包括不少名牌医科大学的高才生。虽然远离家乡几千公里，三线厂的职工们仍努力保持江浙沪一带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在128厂，大家日常生活中都用上海话交流，孩子们也从小会说地道的上海话，却不会说贵州话。

为丰富职工们的业余生活，厂里还举行运动会，举办篮球、排球、拔河等体育赛事。“128厂是最早建有灯光球场的企业，领先贵阳市区很多单位，有一年厂里还把上海、江苏的职业篮球队请来比赛，吸引了不少职工和来自贵阳市区的球迷观战，热闹程度和现在的CBA不相上下。”黄中琦回忆道，“厂里还组织了合唱队、舞蹈队、乐器队，举办摄影、绘画比赛等。那时只要工会、团委举办活动，职工们都积极报名。工厂还定期从省电影公司争取到最新上映的电影，在厂区以露天电影的形式播放，也吸引了住在周边几十里地的当地人来观看。”

1979年，也就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黄中琦从贵州考上了上海的一所高校，成了一名机械专业的大学生。4年后，他被分配回128厂，成为第二代三线人。此后的几十年，他从普通技术员成长为厂里的技术、管理骨干，最后担任了工厂的党委书记。在此期间，他经历了许多中国航空工业上的发展和突破，到现在他还清晰地记得，和同事们参与研制的某型新式歼击机试飞成功时候的心情，那个高兴劲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和千千万万的三线人一样，他们为三线建设挥洒了汗水与青春。

50余万字小说追忆往昔岁月，传承“三线精神”

由于种种原因，黄中琦于2005年告别了贵州，离开了曾经工作了22年的128厂，现在他定居苏州。他说，走的时候非常不舍，因为整个青春时代都在那里度过，从单身到成家到有孩子，那里的生活已成为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烙印在心、无法忘怀。

提到为何会创作《珙桐花》，黄中琦说，他和不少朋友常在茶余饭后聊一些日常所见和人生思考。在贵州的这段生活，是他们聚会时的必选节目。某次闲聊中一位朋友突然对他说：“老黄，我觉得你也可以把自己在贵州的经历记录下来写成文字，让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

朋友的话点醒了黄中琦，那次聚会后，他思绪万千：“我就要退休了，比起每天闲庭漫步，不如把那些曾经经历过的往事汇编成文，似乎更有意义。”于是，从2018年起，他开始制定写作计划，从故事的构思到梗概，从人物设定到情节设计，他想到什么就立刻记录下来。作为一个从未有写作经历的外行人，黄中琦觉得自己就像个蹒跚学步的孩童，需要一点一滴学起来：“我开始频繁与朋友们探讨交流写作问题，每天坚持写作三个小时。”黄中琦还请教了多位写作方面的专家学者，在他们的指导下，他用了6年时间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小说以贵州三线建设为大背景，讲述了一个三线企业的沧桑变迁，塑造了许嘉晖、杨士鄂、柯海等一批三线建设者的生动形象。

初稿完成后，黄中琦将稿件发给朋友和老领导、老同事看，他们中既有耄耋之年的第一代三线建设者，也有经历三线企业变迁、阵痛的二代三线人，以及初入社会的三线后代，还有深深为三线建设伟大历程撼动的聆听者。黄中琦请他们提意见，再反复修改十稿之后定稿，预计今年上半年就能与读者见面。黄中琦希望小说出版后，也能够改编成剧本，打造一部三线人自己的电视剧。

2018年10月，中宣部将“三线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洪救灾精神等一起，列为新时代大力弘扬的民族精神、奋斗精神。适逢今年是三线建设60周年，他说：“写三线人的文艺作品很少，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段历史，三线人为共和国工业的贡献不可磨灭，如今我们依然需要三线人的宝贵精神。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让更多人了解那段自力更生的激情岁月，艰苦创业、勇于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三线精神，值得用一生去铭记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