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最后的士绅，我的家族往事

01

我的老家吴江县同里镇，历史上是一个地主和退休官僚、也就是这些绅士居住的好地方。著名的退思园就是清代光绪年间，安徽凤颍六泗兵备道任兰生被解职后在这里建的住所。到我这一辈人，同里还有“杨柳松柏”四大户的说法。“杨”指的是我的外祖父杨敦颐（杨粹卿）；“柳”是柳亚子，著名诗人；“松”是金松岑，金松岑就是名噪一时的小说《孽海花》前六回的作者，1902年他在同里创办同川学堂，教授外语、数理化等新知识；“柏”是张伯儒（“伯”“柏”同音），曾经当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这些大户人家在乡里地位很高，也有一定的影响。

费孝通外祖父杨敦颐先生（1860-1928）

“大户人家”也有称作“世家”的，在我们家乡还有“墙门人家”的叫法。我觉得这是很形象的称呼，它表明这种人家住的房子，有高高的围墙，有气派的大门，几重院落，几道院门；而普通农民的家就没有这么讲究了，他们的房屋为了生产活动的需要，房屋的门和墙壁都是可以拆卸下来的。墙门人家的子弟被称作世家子弟、书香子弟、读书人家等等，名堂很多。这些人的出路就是念书考科举，考上了可以做官，一人当官，亲亲戚戚都沾光。小的时候邻居就叫我“阿官”。当然，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这一层人中间也有不少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中国的士绅》这本书是我的老师派克的女儿Greta Redfield来清华讲学时，记录了我口述的内容，她回美国后用英文整理出来，署了我的名字出版。对于绅权这个问题，我没有继续写下去。后来华盛顿大学有位教授曾经在一本书的序言里责问我：为什么对这个问题不再讲下去了？我明白他提出这样责问的用意，因为再讲下去，必然要涉及到政治方面的问题。

事实上，士绅阶层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离开了士绅阶层就不容易理解中国的社会。我从小有机会接触这个阶层的人，所以对他们比较熟悉，并且在我的一生经历中看到了这一个旧中国士绅阶层最后走过的路程。

02

我是1910年出生的。我们家里最长的一辈是祖母和她的妹妹（孩子们叫她三好婆），我从小是三好婆带大的，所以同她的感情很深，家里的不少事情，是从她跟我絮絮叨叨的讲话中了解到的。祖母家姓周，她在我十几岁时去世了。我对祖母家的事情知道得很少，只能从三好婆讲的故事里知道个大概。三好婆给我讲过不少关于太平天国“长毛造反”的故事。1851年，洪秀全揭竿而起，这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矛头指向了中央的皇权，在地方上，他们造反的对象则是以曾国藩为头子的地主、士绅阶级。1853年和1860年，太平军两次攻打到苏州一带。我小的时候，虽然这场革命已经过去了四五十年，但是还能经常从祖母和三好婆那里听到关于“长毛”的故事，并且知道了由于这次“长毛造反”，周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祖母的父亲在太平军打到苏州一带时被长毛“掳”了去，从此下落不明、不知生死。在我祖母和她的妹妹心里，她们的父亲没有死，只不过是失踪了，因为我见过祖母和她的妹妹在某个日子里，会把一只鞋丢到街上去。在我们家乡这是一种“仪式”，意思是让失踪的亲人能够认得回家的路，赶快回来。不管怎样，可以说祖母家极有可能被太平天国这场风暴冲掉了，一家人四散而失去了联系。所以，在我的记忆里，除了祖母和三好婆之外，周家没有其他的亲戚了。

祖母是个小脚老太太，而且小得站都站不稳，干家务活很困难。而三好婆是个“半大脚”，就是曾经缠过脚，后来又放开了。我不知道她们姐妹之间相差多少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不过我知道，太平军是禁止妇女缠足的，三好婆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才不得不把缠过的脚又放开了？我小的时候就知道，三好婆因为不愿让人看到她的一双大脚，穿着长裙把脚遮住，没有把脚缠小，一直是她平生引以为憾的一件事。祖母也有不顺心的事，可能也是因为受到太平军的冲击，她很小的时候就到费家做童养媳，因此和祖父成亲的时候没有坐花轿进门，对于这件事祖母始终耿耿于怀，感觉抬不起头，压力很大，一生都摆脱不掉自己是“童养媳”、“小媳妇”的阴影。后来我在《中国士绅》里有一段描写“小媳妇”的文字，就是体会到祖母那时的感觉而写出来的。要知道，“裹小脚”、“坐花轿”都是那个时代表示是“墙门里的人”这种身份的标志，然而，祖母和三好婆却与之擦肩而过，她们懊恼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听祖母说我的祖父很聪明，喜欢研究算学，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生没有考过科举；膝下四儿一女，老二过继给了别人，我父亲费璞按排行老四，大家都叫他“四阿哥”。费家除了有田产以外，还在同里开了一家典当铺。我父亲还没有成家的时候祖父就去世了，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祖父去世后，大伯伯当了家。祖母没有什么文化，管教不了大伯，大伯是个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当家以后在同里开了一家大烟馆。历史上，自19世纪中期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仅向中国倾销他们的棉纺织品、毛纺织品等商品，还别有用心地大量推销鸦片。由于清政府禁烟失败，使得许多老百姓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大伯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开了烟馆，他为了独霸市场使尽了手段，竟然逼得一个生意上的对手跑到费家的院子里吞鸦片自杀。大伯的恶行激起了人们的愤怒，一群人拥进我家里砸烂了不少东西。据说从这次事件以后大伯的生意一落千丈，费家逐步走向败落，在家乡站不住脚，不久全家就搬到了苏州。

03

我的祖父和杨敦颐是好朋友。杨家在同里是有名的大户人家，拥有不少田地，开有一家米行，在苏州十全街还开了振丰织布厂。在我父亲还小的时候，费杨两家就结下儿女亲家，杨敦颐答应把女儿嫁给我父亲并且要经常关照费家。祖父去世后，杨敦颐依照诺言，把我父亲接到他家，同他的孩子一道上学；嫁女儿的时候，又考虑到费家经济状况不好，所以在女儿的嫁妆里有一份田产，外祖父想用这份田地来保证女儿婚后的生活。

杨敦颐曾经在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特意加试的甲辰恩科上考中了举人，被派到镇江做学台，这个官相当于现在教育厅长的职务。可是没干多久他就辞官不做，应聘到商务印书馆当了一名编辑。参与了《辞海》的编纂工作。外祖父的国学底子很好，尤其在文字学方面很有造诣。记得我小时候听过他给学生讲中国文字起源、文字结构的课，还学会背诵不少口诀。

虽然外祖父的国学基础深厚，却不守旧。从我母亲和几个舅舅受教育的状况可以看出，外祖父是个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人。大舅舅杨千里秉承父业，国学基础扎实，在书法、金石、诗词方面都有很深的功底，民国时期靠笔杆子做了官，当过相当于行政院秘书长的官职。另一个舅舅（杨锡仁）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和胡适是同班同学，并一同被送到美国留学，学机械，回国后在天津办工厂、开洋行，创下“抵羊牌”毛线这个名牌产品。还有一个杨左陶舅舅也留学美国，后来在好莱坞画动画片，参与有名的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制作。六舅舅学西医，是一名医生。最小的杨锡廖舅舅是建筑设计师，解放前在上海设计过好几处像剧场这样的大型建筑；解放后调到北京，参加了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

费孝通大舅杨天骥先生（1882-1958）

我的母亲杨纫兰毕业于当时最“新潮”的上海务本女学，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女学生里的一个，后来她一直是站在了当时社会潮流的前边。我手头有一张1911年妈妈抱着我同哥哥、姐姐一起照的相片，有趣的是，照片上两个哥哥身穿幼儿园制服，手里拿着红十字小旗，这在90年前的中国是很少见的。原来是因为当时母亲在家乡开办了吴江县有史以来的第一家蒙养院（幼儿园）。两个哥哥是蒙养院的学生，所以穿着统一的服装（后来我也成了蒙养院的学生）。蒙养院的学生除了学识字，还做游戏、学跳舞、学唱歌，有脚踏风琴伴奏，那时候这些事都是很新鲜的。

母亲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她是个思想开放的人，乐于接受新事物，除了在家乡办新学，她还带头剪短发，讲求男女平等，注重子女教育。记得在出版《爱我家乡》这本书的时候，我特意在卷前编人父母遗稿各一篇，从母亲写的那篇《（女钟界）序》里，可以体会到她的思想境界。

04

我的童年正处在军阀混战的时期，整个国家动荡不安，老百姓常常因为打仗而四处避难。我家也同样，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母亲就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从县城逃回同里老家。这样的逃难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不是有钱人家，但是靠父亲的工资，每天都能吃饱饭，还可以有肉吃，属于中等家庭吧。有一段时间里，大概是妈妈有意锻炼我，要我负责记家里每天支出的账目，所以至今我还记得，我们家每天可以买七个铜板的肉，花十几文钱买米，一个铜板十文钱，再加上买蔬菜，一天的伙食费大约十多个铜板。记得有一次的假期里，在苏州上学的大哥、姐姐都回来了，妈妈把我们叫到一起，要我把账本拿出来总结一下，把各项支出画在坐标纸上，其中最高最粗的线是教育费用的支出。妈妈说，在花钱的时候，她首先要把我们几个孩子上学所需要的费用留足，然后才考虑别的花销。这件事我一直记着，以至几十年以后，在一次政协会上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国家在花钱的时候，也应该先留出一笔经费来保证教育的支出，其他的钱，多就多用点，少就节约点。国家和家庭理财的道理应该是相通的。

在妈妈的安排下，我们这一代五个孩子都受到较好的教育。大哥费振东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在学校参加了共产党，是学生会的领导人之一，“五卅”运动时南洋大学学生上街游行，他是领队，走在队伍的第一排。毕业后去了印尼的一家华侨报馆当主笔，教过书。后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脱党了。他在南洋20多年，积极从事民主运动，和朋友们一道组织了苏岛民主同盟，1949年回国，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姐姐费达生从苏州女子蚕校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学成回国专攻缫丝和蚕丝业技术改革，帮助家乡农民发展养蚕业。姐姐的工作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起了很重要的影响。三哥费青在东吴大学学法律，后来考取公费去德国留学。解放前他屡屡在法庭上为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辩护；解放后在中国政法大学当副教务长，是中国法律界的元老。四哥费霍受舅舅的影响，进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学土木建筑专业。哥哥姐姐们做人做事的榜样，对我起了很好的影响。我自己则是受到了从幼稚园到大学一套比较完整的教育，后来又到英国留学。留学是用清政府庚子赔款的钱，其实这是美国人用中国人的钱来资助中国的年轻人出国学习，有很强的政治性，目的是要培养出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一代人，加深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他们这样做的结果，确实在中国造就了一批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批人发起了五四运动，从西方引进“科学”和“民主”的思想。

1950年，费氏三兄弟在北京。左起：费青、费振东、费孝通

我父亲曾经考中清王朝最后一届秀才，科举制废止后，吴江县把他们一批人送到日本留学，学的是教育学。我听父亲说，他们这些留学生并不懂日文，日本学校请懂得中文的老师给他们上课，又由于日文在文字上同中文有部分相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和日本人可以下围棋．可以进行笔谈。父亲回国以后在家乡创办了吴江中学，还应张謇的邀请到南通当过教员。他在南通教书的这一年我出生了，为作纪念，父亲在我的名字里用了一个“通”字。父亲一生没离开过教育工作，在当江苏省视学的时候，经常到全省各地的学校巡视，做调查。有时候他会带回一些地方志，这些书常常引起我的兴趣。

我在小学、中学的时候就喜欢写文章，我是班上办壁报和校刊的积极分子。我之所以喜欢写作，是从喜欢看书开始的。还在小学的时候，我的一位姑父，从上海为我订了一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少年》杂志，每一期杂志我都很用心地从头看到尾，时间长了就产生了给《少年》投稿的念头，而且我投的稿真的在那上面发表出来了，当时看到自己的文章用铅字印在白纸上，非常激动，它成了一股强烈的诱惑力，鼓励我不断地写作。从此写文章就成了我学生时代最大的爱好，影响了我一生。因为文章写得不错，高中毕业时我还获得了学校奖励的一个写着“国文猛进”的银牌。

我小的时候念过一点古文，曾经用古文体写过几篇文章，自以为古文基础还好，其实只能说是中文底子还说得过去而已。要是说“国学”，那么我的基础就差得多了。我认为所谓国学，不仅仅是懂得古文，还要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人文思想有深刻的理解才行。我在这方面没有下过工夫，基础不够扎实，研究得也不够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