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无锡•大运河 | 先有伯渎河，再有大运河

（编者按）自2023年7月27日以来，我市在省内率先开展了乡情地情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在无锡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和市档案史志馆共同谋划推动下，试点活动初步呈现出了覆盖面广、参与度高、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寓教于乐的特色，获评省志办2023年度市县地方志特色创新项目二等奖、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项目两个奖项。为充分发挥网络宣传的优势，进一步扩大活动的覆盖面，主办方拟推出“乡土无锡”线上专栏，系统介绍标志性乡情地情文化。首期推出“乡土无锡·大运河”，共12个专题，由中国商业史学会大运河专委会会员、青年文史学者王辉主持，主要介绍泰伯开伯渎河到当代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的历史脉络、无锡大运河文化以及未来如何活化利用大运河，提升城市软实力。

大运河无锡段，北自玉祁五牧入境，斜贯全城，南至新安沙墩港出境，总长41.5千米。该段运河形成于春秋、发展于隋唐、兴盛于明清，流淌着许多“无锡故事”，直到今天依旧发挥着重要航运功能，是无锡重要的城市名片。千百年来，以大运河（无锡段）为主干、由无锡古运河、锡澄运河、伯渎河、梁溪河等支流共同组成的无锡大运河水系，默默守护着无锡城，让无锡由古代一座小小县城发展成为中国工商名城。

无锡与中国大运河的缘分由来已久，据记载，早在3200年前的商末，无锡先民就在泰伯带领下，开挖了被历代诸多专家学者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人工河道——伯渎河（又称泰伯渎、太伯渎、伯渎港）。

伯渎河与古运河的交汇处

伯渎河作为无锡运河水系的一部分，自清名桥向东，流经梅村、鸿山，至与苏州交界的漕湖，无锡境内长度24.14千米，河底宽6米，水深1.4米。民国著名水利学家武同举经考证后指出：“征诸历史，最古为太伯渎。”从相关史书记载及武同举等知名学者的考证看，伯渎河的开凿时间要比邗沟、胥河、吴古故水道早600多年，比隋运河早1700多年，比元运河早2400多年。

有观点认为：邗沟是中国最早的人工运河。但也有文献记载，不管是楚庄王时代的荆汉运河、巢肥运河，还是吴王阖闾开掘的胥溪（胥河），时间都可能早于邗沟，而伯渎河则比这些运河还早600年左右；还有人指出，之所以认为邗沟是中国大运河最早的一段，依据是邗沟与今天的大运河重合度较高，而荆汉运河、巢肥运河、胥溪等都不在大运河主干线附近。但伯渎河与上述运河不同，虽然没有与大运河的河道完全重合，但和大运河紧密相连、唇齿相依。

两千多年来，历代大运河的河道走向多有变化，并非一成不变。大运河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如同中国版图经历朝历代由区域、局部重组整合一样，大运河也是由流经区间、区域的运河连接贯通而逐渐发展成为贯通南北的全国性河流。因此，为大运河形成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支脉、干流运河，从广义上讲，都是中国大运河历史的一部分。

据史书记载，泰伯奔吴，驻足梅里建立勾吴部落后，出于农耕需要，在梅里一带始开凿伯渎河，经过历代无锡先民前赴后继的努力，逐步形成了“一渎九泾”的水系格局：“一渎”即伯渎河，“九泾”即界泾、香泾、龙泾、洋泾、梅泾、啸傲泾、毛家泾、鸭沙泾、跨长泾，这9条河为伯渎河的支流。从这个水系的空间分布和地理特征看，一端连接着蠡湖（即今天的漕湖），另一端通过梁溪河连通太湖，具有沟通两大水系的区域性河道特征，除了服务当地农业和居民生活、支撑区域交通运输，还具有区间水量调节的积极作用，具备了运河的基本要素。

清咸丰至同治初期伯渎河水道图（大英图书馆藏）

最早关于伯渎河的记载，见于东汉永兴二年（154年）吴郡太守糜豹所撰《泰伯墓碑记》，记曰：“（泰伯）筑城郭以为藩卫，穿浍渎以备旱潦。”意思是，泰伯带领百姓修筑城郭（泰伯城），以作为守卫的屏障；挖通沟渠用以旱季灌溉，雨季排涝。这里，伯渎河的作用主要是农业耕植方面灌溉排涝功能。清代吴存礼的《梅里志》称伯渎河“盖农田灌溉之通渠，亦苏锡往来之通道也”。从这一解读看，泰伯渎并非仅仅田地里的阡陌沟渠，而是既具防洪排涝、农田灌溉功能，也是具有一定运输功能的人工河道。

关于伯渎河的开凿，在历史文献中的第一次明确记载，是北宋初期的著名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书中记载：“伯渎河，西带官河（指运河），东达范蠡渎，入苏州界。澱塞年深，粗分崖岸。元和八年，刺史孟简开浚之，并导蠡湖，长八十七里，广十有二丈”。指出唐元和八年（813年），常州刺史孟简疏浚了已经淤塞很久的伯渎河，使之畅通。

成书晚于《太平寰宇记》的“国史”《新唐书》在介绍常州晋陵郡时称：“无锡南五里有泰伯渎，东连蠡湖，亦元和八年孟简所开”。有人据此认为泰伯渎是孟简所开。但联系上文在介绍武进时提到的“西四十里有孟渎，引江水南注通漕，溉田四千顷，元和八年，刺史孟简因故渠开”这段文字，可知泰伯渎一条应有两种文意：一种是略去“因故渠”三字，加了个“亦”字，完整表述为“亦元和八年孟简因故渠所开”，表明唐元和年间之前早就存在一条淤塞已久的“泰伯渎故渠”；另一种则从武进一条里“因故渠开”的“开”字看，是“开浚”即疏浚的意思，那么泰伯渎一条里的“开”当然也是疏浚意思。无论哪一种含义都表明孟简是疏浚泰伯渎而非开凿。

南宋咸淳《毗陵志》云：“太伯渎在县东南五里，西枕运河，东达蠡湖。孟简尝浚导，袤六十七里，广十有二丈。”并援引《太平寰宇记》云：“渎乃泰伯所开。”这是方志中关于伯渎河的最早记载。明代大学士王鏊的《重修泰伯庙记》云：“又考泰伯在邑，不独筑城，间尝濬渎，历景云、泰伯、梅李、随庆四乡，东入蠡湖，长八十七里，广十有二丈，即今所谓‘伯渎’是也。有桥跨渎上，即名‘伯渎桥’。当季开之以备旱涝，一方居民，始得粒食。唐元和八年刺史孟简重濬之，改称孟渎。”

重修泰伯庙记

元至正王仁辅著《无锡志》时，援引了《太平寰宇记》中对伯渎河起源的描述“太伯开渎，以备旱涝，百姓利之，故后人立庙于渎侧”，并阐释了河名由来：“此渎始开于太伯，所以备民之旱涝，民德太伯，故名其渎，以示不忘。渎上至今有泰伯庙。”此外，明弘治《重修无锡县志》、万历《无锡县志》、清乾隆《无锡县志》等方志，都肯定了元至正《无锡志》的记载。明代官修地理总志《大明一统志》、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两江总督赵宏恩等监修的《江南通志》、清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民国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等地理著作也都有相关记载。

近几年，在对伯渎河沿岸梅里遗址的考古中，发掘了诸多遗迹，获取和修复了大量文物标本，判断该遗址跨越了商代至春秋，带有中原文明元素，与历史文献的记载相符。2018年8月，受江苏省文物局委托，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在今梅村泰伯庙附近的伯渎河两岸施工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首次发现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的商周时期历史遗存。经碳14测定，该遗址最早年代距今3000年以上，历经西周、春秋至明清时期。经过综合分析判断：伯渎河属于人工运河，开凿年代为商代晚期。这一考古研究对泰伯开凿伯渎河的历史是非常有力的佐证。

梅里遗址俯瞰

运河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其开凿、引水、蓄水、防灾等工程体现了人类改造环境、努力生存的顽强生命力，浓缩着人类不断学习、超越、攻坚克难的技术、心血与努力。尤其在古代，运河更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代表。上古时代，要实施一项大型工程往往需要举一国之力，比如金字塔就是在古埃及历代国王推动下倾力建成的，人类第一条运河“尼罗河—红海运河”也是反反复复经历了上千年才修筑成功。运河作为上古时期施工难度很高的大型工程，假如没有文明的基础、较高的生产力水平，是不可能完成的。

古代埃及运河

从考古发现看，早在距今约6000—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分布于无锡四方的鸿声彭祖墩、新渎庙墩、葛埭桥庵基墩和玉祁芦花荡等地，均有原始氏族的聚居点，先后属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无锡先民，在这些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创造和丰富了太湖流域辉煌的远古文化。

特别是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无锡仙蠡墩崧泽文化遗址，发掘出了台地聚居、水稻种植、陶器制作、种桑养蚕等相关遗迹。2007年，考古学家在略晚于仙蠡墩遗址的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发现了距今约5000年的大型水利工程，共由11条堤坝组成，分为南部的低水坝群和北部的高水坝群，能拦蓄出水面13平方千米，总库容量约4600万立方米，分别约为杭州西湖的1.5倍和4倍，总土方量达260万方，具有防洪、灌溉、运输等多种功能。

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无锡佘城遗址中，不仅挖掘到原始瓷器和青铜锛、镞，还发现了青铜器的冶炼工具——挹铜陶勺，标志着无锡跨入了早期青铜时代，已能够使用青铜工具。这些都表明，早在三皇五帝之前，吴地就已不是贫瘠之地，吴地之民也绝非蛮人。

泰伯是商代晚期（公元前11世纪前叶）生活在陕西岐山周原的周族人，父亲古公亶父（即周太王）生有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泰伯（一名太伯）、次子仲雍（一名吴仲、虞仲）、幼子季历，季历生了后来的周文王姬昌。古公亶父晚年，觉得姬昌聪慧而有才能，希望王位能通过季历传给姬昌，以图未来周族的强大。泰伯、仲雍得知父亲心意，决定放弃王位继承权，遂率部分族人向东南方向迁徙。据史书记载，他们南迁荆蛮（江南），定居梅里，断发文身，融入乡里，建立了勾吴部落。

泰伯画像

《史记》云：“荆蛮义之，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泰伯。”上古水患频现的江南地区，当时一片泽国，东近大海，南抵百越，属于中原人认为的陆地边界。在这一区域内，梅里是一块露出水面、较完整的陆地，整体自然条件在当时的江南来说算是比较好的，这吸引了从中原来的泰伯。

周族的聚居之地周原，是今天位于陕西宝鸡的一块风水宝地。周人重视阴阳之说，泰伯、仲雍千里迢迢南下，也希望寻找一块符合易学之道的区域驻足。而梅里自古一直是风水学家的青睐之地。集唐宋以前堪舆学大成的《钤记》认为，无锡境内，有吉壤二十余处，或出王侯将相、或葬王侯将相，以鸿山泰伯墓居第一。因此，泰伯开凿伯渎河贯穿鸿山丘陵，其实也是效仿先祖公刘“相其阴阳，观其流泉”“逝彼百泉”。

泰伯将中原文明融入吴地，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发展农耕、栽桑养蚕、制陶冶铜，特别是为解决水患开挖了伯渎河，为无锡先民带来了福祉。《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对此描述道：“数年之间，民人殷富。”在无锡东部北周巷出土的春秋早期的精美青铜簋、青铜斧，就反映了这一带的先民很早便已经较为熟练地掌握了青铜器的冶铸技术。

泰伯开发江南

伯渎河流域地貌复杂，开掘运河在水流引导、工程排水、岸基加固等方面的难度要大大超过普遍地区。特别是泰伯生活的梅里一带地势较高，属于运河开凿的难点区域。通过几代无锡先民的接续奋斗，在泰伯的第一撬、第一锹基础上，贯通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伯渎河，促进了无锡地区的发展。代表了中国大运河起源的伯渎河运河工程，不逊于埃及金字塔和巴比伦空中花园等著名的古代工程，也堪称人类文明的奇迹之一。

伯渎河的贯通，推动了吴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提升了地域文明水平，也推动了吴文化的诞生。以梅里为核心的地区，成为了吴部落的主要活动圈。至第五代勾吴首领周章被周武王封为吴侯后，吴国正式成为一个诸侯国。在吴王诸樊（公元前6世纪中期）迁都之前，无锡梅里一直是吴国政治军事中心。从泰伯到夫差，在长达600多年的时光里，吴国通过长期的兴修、疏通、保护，形成了便利的运河交通，大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先有伯渎河，再有大运河。与很多消失的古代运河不同，作为中国大运河原点之一的伯渎河，迄今依然在为无锡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从这一点来看，伯渎河不愧是“大运河的活化石”。

今日伯渎河风光

（作者：王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