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后，“金智英”们有了新问题

“有了房子，就能活得像个人了吧？”

写完《82年生的金智英》7年后，赵南柱又出了一本新书——《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它讲的既是困在房价中的东亚人，也是属于每个“金智英”的新故事。

小说中，有通过房子地段彼此判断“身价”的妈妈，有始终“无法获得房子所有权”而委屈的女儿，也有因房地产投资盈利而被丈夫认为是“好妻子”的女人——然而一旦与邻里发生不愉快，丈夫便会暗暗抱怨“不幸”都是女人惹来的。

步入“物质时代”，房子代替情爱，成了更紧要的追求和人生目标。它不仅改变了男人看向女人的视线，也异化了女性对自我价值的判别。

从“金智英”到徐英洞的女人们，经历过启蒙的女人，虽然抛弃了浪漫滤镜，但本质上依然没有逃过外界灌输的价值审视，只是判断的标准从“贤妻良母”走向“房子”“收入”“职业”等经济属性而已。

这是属于东亚女性的一种新苦痛。

翻看赵南柱的过往文字，与其说那是小说，不如说那是记录。

她从不吝啬于挖掘每个时代下有关女人的隐秘，她说自己写小说的目的，就是不经任何歪曲和贬低，将女性在韩国的真实生活记录下来。

那些记录对于活在传统观念里的人来说，是带着冲击的。2019年，电影版《82年生的金智英》上映后，在韩国电影打分网站NAVER上，女性观众给出的平均评分为9.46分，而男性则是1.73分，他们觉得“这是一群被害妄想症患者的狂欢，建议送她们去心理治疗室”。

出演金智英的女演员郑裕美遭遇了言语围攻，身为创作者本人，赵南柱同样挨了不少骂。她曾说：“女性作家的作品以及讨论性别问题的作品总是备受争议，我本人也曾经历这一切，我受到了很多伤害，并且也没有成功克服。”

虽然还没跨过那道精神之槛，但“金智英”后，赵南柱依然在坚持写女人。她写为自己发声的女人，也写与性骚扰战斗的女人。

常说自己是为了“通过小说记录现在”的赵南柱，书写的其实不仅是女性的当下，也是她自己的成长史，一段关于“金智英”们的精神生长缩影。

从琐事中理解女性

虽然同是家庭主妇，但赵南柱和金智英的人生经历完全不同。出生于1970年的赵南柱，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社会学系，后来还顺利进入电视台，当了十年的时事类节目编辑，是当时的职业女性范儿代表。

她说，千禧年代长大的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其实已经很少受到“要成为一个好母亲，要成为一个贤妻良母”之类的教育了。同时，在一个全女子的学校生活，身边的女人也给她展示了作为女人的多面性，她们能当会长、校长，无论体力还是脑力活都能干。

但真正的困境，是蜷缩在每个角落的。结婚生子后，她才发现生活中存在着看不见的墙。丈夫并不能完全理解她在家育儿、无工作可干的苦闷。虽接受了现代女性教育，她依然无法摆脱在家洗衣服、带小孩的命运，别人对她的期待和祝福仍旧是“生儿育女才算是幸福的”。

“金智英”在书中出现之前，便早已成为一种女性困境。书里的金智英，继承了赵南柱以及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女人们的许多困惑。就连赵南柱自己都坦言，在书写的过程中，她才意识到自己也是另一个“金智英”。

书中的金智英从小便能察觉到许多不同，弟弟总是能比她和姐姐拿到更多更好的东西，但凡偷吃弟弟的奶粉，奶奶便会狠狠地敲打她的后背。长大后，职场晋升的逼仄、家务和育儿的焦虑，外人对她“妈虫”的责骂，都使她感到不安，然而她却未能准确描述那种不畅快源于何处。

小说出版后，金智英的经历不仅引起了韩国女性的共鸣，更辐射了整个东亚。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说，虽然女性的处境开始被谈论，但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扭转女人的现况。

如同现实的化身，小说的结尾依然是残忍的悲剧。身为“金智英”的精神科医生，看似理解了自己的病人，会为拥有数学天分，却只能靠在家教儿子小学数学题找乐趣的妻子感到内疚，但他同时也因辞职生孩子的女助理而暗下决心——“下次要找个单身未婚的才行”。

但至少，“金智英”的出现，也开启了女性小说迈出文学领域在现实中得到回应的可能。

首尔市首先通过了一系列被称为“82年生的金智英法”的法案，其中包括了与女性就业、薪酬相关的调整内容。赵南柱说：“曾经我以为小说没什么意义，只是自说自话，但现在我也有了自信，原来小说也可以促进社会的变化。”

她们，拒绝成为“谁的女人”

“金智英”后，赵南柱写的女人都拥有一种名为“果断”的本领。

在她2017年合著出版的《给贤南哥的信》中，就用“我”写分手信的口吻，自述了一个从依赖男友、害怕分手到终于清楚识别男友PUA的女孩，如何狠狠地拒绝男友的求婚。

从前，女孩总对男友挂在嘴边的“女人到二十五岁就凋谢了”而感到不安，她不敢分手，因为太多人知道她是“姜贤南的女朋友”，如果分手，她不知道会被什么样的谣言和眼光缠上。

虽然男友对她“好”，但那种“好”都是惠及他自己而已。带她去最盛大的校友会，前提是她必须穿最端庄的礼服、化最漂亮的妆；提及结婚，男友提出的不是“你觉得生孩子好吗？”“你能带孩子吗？”，而是“你觉得生几个孩子好？”“你能自己带小孩几年？”。

《给贤南哥的信》中的弱弱的“我”，代表的其实是在传统与新时代的间隙中，不断寻求新路的女人。她们不完美，但一直在完成心智的蜕变。

从这以后，赵南柱笔下的女人，开始越来越“勇”了。《她的名字是》一书中，赵南柱采访了60多位各行各业的韩国女性，以她们的真实故事改编创作了27篇小说。

这里有大龄未婚、被父亲视作“库存货”的女人，也有在节目中被迫表演撒娇的女人。相比从前，她们都是更落脚于现实的女人，虽然仍旧身处不同的困境，但更勇于发声。

拒绝了课长性骚扰行为的素珍，此后频频被上司挑刺。她在女前辈的帮助下，默默收集对方的罪证，可惜在越级向组长投诉后，对课长的惩罚结果依然只是不痛不痒的减薪三个月。

素珍重新以职场性暴力为由向劳动厅提出申诉，此事直接影响到了组长，他终于把温和的假面撕破，他骂被伤害的素珍是“疯子”，却安慰明明是侵犯者的课长“倒霉”，“就当踩了狗屎”。

但哪怕被打压、困在焦虑中，素珍依然在战斗。有陌生的女同事打电话给素珍，告诉她公司有人故意散播谣言，企图把她塑造成一个为上位而诬陷上司的女人。她们素未谋面，却彼此相惜。

有人说，看《她的名字是》，尽管里头的女性面临着许多和金智英相似的窘况，但在这部作品中，女人展现出的更多是希望。

赵南柱说，一方面，在创作《她的名字是》期间，即2017—2018年，韩国的社会气氛是那样的；另一方面，实际采访中女性的态度也是那样的。

从“金智英”到《她的名字是》，折射的既是女性的名字背后的时代转变，也是承载在名字之上的、有关自我的一种倾诉。

新代女作家的选择

在《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后记中，赵南柱写道，“创作小说的过程非常艰难，感到很痛苦也很羞愧”，因为故事中的种种折射出了她自己那些和人物共同的欲望、不安和自私。

韩国文学出现对于女性的复杂心理的诠释，并不是21世纪后才有的。更早些时候，20世纪60年代有吴贞姬的《玩具店女人》，70年代有朴婉绪的《裸木》，这些都是当年更为时髦的、敢于反转母性桎梏的文字。

但对比从前，2020年后，女作家成群结队地出现在韩国文坛中，并占据了一定强势数量，确实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极为罕见的事儿。

在关于韩国年度文学研究的文章中指出，2020年度韩国文学畅销书榜和50位韩国作家评选的年度小说排行榜中，女性作家占据了绝对优势，甚至前十名中只有一位男作家。

以往一度更为重视男性文学的韩国文坛，2020年度万海文学奖终评更把奖项最终判给了揭露家族内部性暴力的长篇小说——《致李济夜姐姐》。

女性文学的话语权转变，不仅与韩国女性发起的各种生活思潮有关，也与女作家们开始以女性意识和女性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反思韩国历史和社会构成的创作方向有关。

她们不再局限于对情爱的不平等揭露，而是走向更宏观的视角。房地产、格斗比赛，这些原先只属于“男性世界”的事物，其实也与女性的存在息息相关，她们在遥远的时间脉络中，又被隐匿了哪些“不可说”？

“金智英”之后，我们依然期待在新世纪里，发现有关“金智英”的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