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代留苏学生，归国后经历的冷暖人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莫斯科曾经是点燃无数中国人心中激情的伟大城市。

1953年，一批风华正茂的优秀中国青年，肩负着祖国的使命来到苏联，进入刚刚落成的莫斯科大学学习。

邹厚工和陈先、陈滋康夫妇，在莫斯科大学期间都是地质系的学生。

因为新中国急需地质勘探人才，而培养他们这样一个大学生，一年就要花费培养25个国内大学生的费用，因此他们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整天就是啃书本学习。

从某种角度上讲，地质专业是一个很浪漫的专业，中国留学生和俄罗斯学生在野外是非常开心的。

上二年级时，地质系的同学们一起到黑海边玩，俄罗斯的女同学都穿着三点式泳装，而中国同学还羞羞答答地穿着长袖衣服，大多数也不会游泳。

邹厚工的语言基础比较好，而且天性活泼，在比较保守的中国学生中显得与众不同，俄罗斯同学把他称为“最俄国式的中国人”。

也许是外向开朗的性格使然，他在莫斯科大学结识了他的妻子——同校的漂亮姑娘柳芭。

韩存礼刚到莫斯科时在另外一所大学的经济系就读，1957年为适应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需要转入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学习。

他的回忆亿里充满自豪与激情：“当时中国留学生是非常珍贵的。那时两国的汇率是一块人民币兑换两块卢布（1955年时的旧卢布），我们当时一个月发500卢布助学金，相当于250块人民币。”

“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字，连部长也挣不到250块钱。其他的费用，学费、住宿就不用管了，反正是两个国家的事了。”

那时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所有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都是那个时代的宠儿，他们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永远留在了莫斯科。

1958年，第一批留学生完成了在莫斯科大学的学业，回到了中国。

此后，中苏关系暗流涌动，直至冰封阻隔了将近30年。邹厚工、韩存礼和陈先夫妇的命运由此变得曲折不平，难以捉摸。

1958年，当邹厚工准备回国的时候，他和妻子柳芭已经有了一个4个月大的女儿传苏。当时柳芭还在念四年级，她推着婴儿车到站台上同自己的中国丈夫告别。

1959年柳芭毕业后来到北京与邹厚工团聚。当时邹厚工在航空物探部门工作，柳芭到北京广播学院担任俄语教师。

不久，他们的第二个女儿传华也出世了，姐妹俩的名字，寓意着这对异国夫妇对中苏关系的美好愿望。

这个四口之家也在北京度过了一段平安快乐的日子。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个共产党的关系开始变化，而后逐步影响到国家关系。到了20世纪的60年代，两国关系加速恶化，最后走向公开的破裂。

在两国关系的阴霾笼罩下，1965年柳芭决定要带一个孩子回苏联，这个原本美满的家庭不得不面临着骨肉的分离。

邹厚工觉得小女儿传华的性情不如姐姐那么开朗，万一受到“苏联修正主义”的不好影响，忘了国家忘了本，就白生这个孩子了。

于是，他决定让传华留下，而让柳芭带着大女儿传苏回国。

分手前，全家到北京的丽影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张全家福。

长大后供职莫斯科广播电台，担任中文播音员工作的邹传苏，对当年亲生父母分别的那一幕仍然刻骨铭心：

“全家分开时我父亲去南京，我和母亲来送行，我就记得两个人拥抱在一起哭，哭得非常伤心。旁边的人都围着看，他们可能觉得不理解吧。”

邹厚工当时想，最多3年，中苏关系就会和好，全家就可以重新团聚。

毕竟都是马克思的弟子，都是共产党，怎么会长期为了一点理论上的事情闹得那么厉害？

然而，事与愿违，这个家庭从此天各一方，邹厚工与柳芭的人生轨迹也出现了重大的曲折。

中苏交恶后，邹厚工因为曾经留学苏联和娶了一个苏联姑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他在运动中被批斗，在南京看守所被隔离审查了7年多。

最初，小女儿传华自己在家里觉得很自由，因为没有人管她了。

但时间一长，家里见不到亲人，而且听到周围的人议论她爸爸妈妈是坏人，是“苏修特务”，小传华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无名的恐惧，晚上睡觉都不敢关灯。

1979年，当父女俩终于重新团聚时，邹厚工的双眼几乎失明了。他用手抚摸着传华说，哎呀，女儿都长这么大了，俩人泪如泉涌，哭成一团。

对于自己和家人所承受的苦难，邹厚工一直认为是两个国家关系不好造成的。他感叹地说，我们只不过是历史车轮下的小蚂蚁，我们的命运是同整个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

韩存礼和陈先也是1958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到祖国的。他们满怀报国之志，希望马上投入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热潮中，大干一番事业。

韩存礼回国后被分配到洛阳工学院，他说：那时我年轻，思想比较幼稚，一看墙上的大标语写着“大干六个月进入共产主义”，就根本接受不了，结果就越来越不行了。

陈先回国后进入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马上成为第一批参加大炼钢铁的工人。

此后，他们也没有机会很好地运用在莫斯科大学所学习到的知识，而是不断地被席卷到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甚至被下放到干校，被藏上“反修”的帽子挨批斗。

在那个全国动乱的非常年代，由于中苏两国的关系处在全面对抗的冰河时期，留苏学生的个人命运也就变得跌宕起伏，完全不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直到运动结束后，邹厚工他们几个人都获得乎反，恢复名誉和工作，但那时他们都已经年近五旬，一生中最适合工作的时光就这样蹉跎过去了。

从1982年起，中苏关系开始趋于缓和，两国关系也逐渐正常化。在时代的冰雪消融之后，几位老一代留学生由于不同的机缘，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莫斯科。

不过，对于当年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现在的莫斯科是既亲切，又生疏。

1985年，邹传华获准来到莫斯科探望母亲和姐姐。这时，邹厚工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原来的跨国婚姻无法恢复了。

几年后，邹传华和丈夫来到莫斯科经商，不久他们把几乎双目失明的邹厚工，也接到这里定居。

他们居住在莫斯科市内一套前苏联时期修建的陈旧住宅中，每天照顾邹厚工起居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贵霞。

当年跟随柳芭回苏联的大女儿传苏，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她现在已经完全不会讲中文了，两个孩子也看不出有中国血统。

虽然在这个特殊家庭里，成员间的交流必须使用两种语言，但是彼此的亲情和血脉是割不断的。

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中国和俄罗斯就是父母，哪一个国家不好，他们都会感到不舒服。两国的关系不断改善、发展，他们便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韩存礼的妻子在运动期间同他分了手。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他作为访问学者第一次重回莫斯科。

后来随着中俄贸易的活跃，他开始为两国的经贸企业牵线搭桥，并在莫斯科定居，从事一些当地的华人事务。

他现在的妻子是一位俄罗斯老太太，两个老人相依为命，还养了一条狗，一起过着简单而平静的日子。

在莫斯科生活的10多年中，韩存礼亲眼目睹了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

虽然一生历经磨难，但他一直保持乐观坚强的生活态度。每年的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天，他都会到红场参加纪念活动。

陈先、陈滋康夫妇一直在桂林岩溶地质研究所工作。退休后他们被中国一家企业聘请担任驻俄罗斯的业务代表。

虽然当时年纪已经大了，但想到还能再回到莫斯科，他们便欣然前往。

当然，莫斯科已经不是他们所熟悉的地方了，这座城市给他们的亲切感也远不如从前了。

不过，令陈先欣慰的是，在这里可以再见到以前莫斯科大学的老同学。当年教过中国学生的老师们大多已经去世了，只有一位讲师还健在，陈先有空时就会去看望他。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莫斯科大学，这所曾经培养出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俄罗斯最高学府，并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变化，只是它在世界综合大学排名榜上的位次不如当年那么显赫了。

今天，我们莫斯科在校园里，又能够看到许多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正在勤奋学习，规划着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