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16万罪犯被送新疆，有何目的？如此庞大的数量怎么来的？

贤明帝王的治世成果向来不是个人才智的单打独斗，而是群臣智慧的结晶。

但凡明君，皆惜才爱才，愿意集思广益。

乾隆是个名副其实的贤明君王，他在位期间广泛吸收各路英才为社稷所用，有力推动清朝实现康乾盛世的辉煌局面。

乾隆中叶时，清朝的统治扩大到天山南北，新疆成为亟待开发的边远地区。

为了巩固清廷在新疆的统治并促进新疆的地区发展，乾隆帝将近16万的罪犯遣送新疆。

这些被流放至新疆的罪犯身份高低不同，下至官兵士卒，上至皇亲国戚，成分极其复杂，但他们被流放的原因，无外乎因公、因私两类罪过。

皇帝将这些罪犯派遣新疆，无外乎是为了整顿吏治与填补新疆发展空缺。

发配新疆的五宗罪

清朝统治地域辽阔，官宦众多，冗官冗兵问题严峻。

当这些或高贵或低微的官员犯了事，朝廷就势必要有一定的惩罚措施去惩戒他们。

不过，对于那些罪不至死、犯了事，因才华出众使得皇帝不忍斩杀的罪犯，乾隆便想出了一招绝妙的处罚方法——发配新疆。

新疆在乾隆中叶被列入清廷版图，但此地因位置偏僻、自然环境恶劣，鲜少有人居住。

为了巩固清廷在新疆的统治，帝王就势必要安排自己的人去此地治理社会。

但因条件艰苦，有才德的官员大多不愿意前往此地。

在各省犯人数量逐渐增多且新疆地区急需发展的关头，清廷大臣刘宗魏提出了将罪犯发配新疆的想法。

此法，一来可以补充新疆地区的务农人口，助力当地开垦荒地、发展经济；二来可以减轻罪犯给社会带来的安全隐患，并促进中原文化在当地的传播。

这一提议深得乾隆帝的认可，他随即与刑部讨论这个方案的细节并着手实施。

定例之初，乾隆帝与大臣们拟写了发配新疆的22条规定，其中牵涉盗抢、拐卖妇女、恶意伤人、盗墓、私铸铜钱等罪。

后来，随着派遣至新疆的犯人逐渐增多，新疆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乾隆为了解决新疆地区的实际问题，不断修改遣疆政策。

根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年间派遣至新疆的罪犯数量高达16万。

数量如此庞大的罪犯所犯下的罪行各不相同，但进行一个简单归类，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其一，贪污受贿一向是统治者最为忌惮的事情，清廷也是如此，被流放至新疆的清廷罪犯之中，有很大一批是因贪污受贿而被定罪的官员。

其二，剿匪不力及官员自身为“冥顽信教”者，被清廷查处后也会被发配至新疆进行改造。

其三，清廷将东北植被茂盛之地视为“重地”，平常不允许百姓进入，若有偷盗木植并进行非法买卖的行为，朝廷便会将相关犯罪人员发配新疆将功赎罪，罪大恶极者则被处以死刑。

其四，清代禁烟、禁鸦片，乾嘉道年间有不少官员是因为吸食、买卖鸦片而被定罪，最终发配新疆改造。

最后，聚众赌博被清廷认为是一件影响极为恶劣的事情，故而有很多官位低微但酷爱赌博的官员在被查处后就被流放至新疆务农。

当然，除了这些因各种罪过而被流放至新疆的罪犯之外，他们的妻妾、子女的一同入疆也是造成遣疆人数如此庞大的原因之一。

乾隆三十三年明确规定，遣疆罪犯的家属需要一同入疆受罚。

但若罪犯的妻子为残障人士、年龄超过60岁，或罪犯家中有年迈双亲需要照料，那罪犯的妻子和子女便可不随之一同入疆。

当罪犯入疆之后，朝廷会根据他们罪行的大小、犯罪前的职位高低而被分别处理，大致分为奴役、屯田种地及当差三种方式。

遣疆为奴

在罪犯遣疆的规定颁布后，新疆当地有长期驻扎、守卫边疆稳定并负责垦荒的绿营兵。

这些罪犯被遣送至新疆以后，多成为绿营兵丁手下的奴役。

后来，随着携眷驻防旗营陆续抵达新疆，被遣疆为奴者也逐渐分出来一部分给这些人，当作杂役奴仆。

遣疆为奴的罪犯所犯罪责皆为重罪，在乾隆帝对其进行免死减的开恩处理后，他们才得以获得如此惩戒。

也是因此，乾隆帝命令新疆当地官员对他们从严处理，把所有能让他们干的活都交代他们去做，不得优待。

当乾隆帝收到参赞大臣和伊犁将军以“难以驱使”的由头，想要把手中的遣犯转移至别处时，乾隆帝非常生气，觉得他们二人任由遣犯悠闲自在的行为简直是阳奉阴违，罪大恶极，因此下旨令两人尽快整改。

不过，参赞大臣和伊犁将军口中所说的遣犯“难以驱使”也并非全是借口。

这些“遣疆为奴”的遣犯都不是老实人，再加上语言不通等问题，负责管束这些遣犯的新疆兵丁难以对这些遣犯实现有效管理，还容易使他们逃脱。

为此，乾隆帝便根据语言交流情况，将为奴遣犯分别输送至伊利察哈尔、伊犁驻防官兵或厄鲁特手下管理。

流放至新疆的遣犯大多集中在乌鲁木齐和伊利两地，他们被奴役的方式多样，主要取决于其“家主”的需要。

新疆疆域辽阔，这些为奴遣犯经常被安排去放羊、砍柴、劈柴、烧水等工作。

相对来讲，这些工作对于遣犯的压榨没那么强烈，工作环境也没有那么恶劣。

但对于那些屡屡犯事、不服管教的遣犯来说，环境更为恶劣且工作强度更大的各厂则是他们的归宿。

当然，清廷将这些罪犯遣送至新疆之后也并非完全不管不顾，他们的口粮都由官府发放。

如果遇到哪一年农作物的收成不好，遣犯的数量便会随之减少；但若收成增加，那遣犯的也会随之增加。

就如乾隆三十一年，伊犁地区因病虫害导致作物大量减产，故这一年清廷发往伊犁的遣犯数量也少了许多。

这些为奴遣犯的入疆劳役，为新疆地区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人口，促进了当地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

遣疆屯田

新疆距离内地路途遥远，车马不便。

在派兵驻扎边防巩固统治、抵御外敌入侵的多年战争中，清廷逐渐在广袤的新疆地区开垦土地、种植粮食以实现军队粮草的自给自足。

随着驻军规模的扩大，新疆局部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在逐步扩大。

乾隆22年时，绿营兵丁率先在巴里坤和哈密两地开垦荒地，种植庄稼。

第二年，被开垦的五处土地均实现了一定的收成。

见此举有效，清廷便开始大规模派遣绿营兵前往新疆大搞农业建设。

后来，随着清朝辖域内的大量罪犯被派遣至新疆的规定实行，这些遣犯逐渐成为了新疆地区农业建设的中流砥柱。

为奴遣犯主要受绿营兵的驱使开展农业生产，他们无需向朝廷交纳粮食，是绿营兵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补充。

最初那几批发放新疆的罪犯，几乎都成为了绿营兵手下的农民。

另一种遣犯从内地被流放至新疆时一穷二白，经常偷盗当地居民的财产并试图逃跑。

为了让他们老实下来安心劳作改造，乾隆皇帝颁布新规，决定给他们划分公家土地使其耕种，并按照收成情况向朝廷缴纳粮食。

这些不熟悉农业生产的遣犯最初可以被划分到12亩地，后期在种植技术逐渐成熟后，朝廷会再慢慢增加划分给他们的土地。

如果遣犯是携带家属一同来疆，那朝廷也会额外划分给他们一定的土地供其开垦耕种、养家糊口。

不仅如此，清廷还向这些承种份地的遣犯发放农业生产工具，一般是两人发放一匹马，四人发放一套农具。

一般来讲，在庄稼收成之前，朝廷会借给他们粮食以供生存；待秋收之后，遣犯们需要归还此前借入的口粮，并按照一定的比例向国家缴纳粮食。

毕竟绿营兵丁的收成有限，平白让他们多养活一些奴仆也并非易事。

这种让遣犯自行承接公家土地开垦种植的做法，是保证遣犯的生存及绿营兵正常生产秩序的有效保障。

对于朝廷而言，这些承种份地的遣犯，不仅助力了新疆地区的农业生产规模的逐渐扩大，还为国家的粮食增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过，无论这些遣犯在农业生产上的贡献有多大，他们的地位也比不上普通的农民。

毕竟，这些人都是犯罪后被流放至新疆的，他们的卑微地位和繁重的体力劳动，都是清廷对他们此前所犯罪过的惩罚。

遣疆当差

除了当奴仆和种地之外，还有一部分遣犯被安排当差。

杂差苦役干的是体力活，以常犯为主；事务性差事则更多是脑力劳动，以官犯为主。

杂差苦役的工作多是寻常百姓与士兵不愿意接手的工作，这类工作繁重且危险，十分折磨人。

在“折磨当差”的指引下，那些罪大恶极的遣犯们会被送入各式厂房当差。

新疆地区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且没有得到有效开采，随着大批官兵及遣犯涌入，铅厂、造船厂、铁厂、铜厂等迎合人们生产生活需要的厂房，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最初没有遣犯时，各厂内工人多是从绿营兵中调拨，后遣犯大量入疆，其中重罪遣犯也逐渐成为各厂的主要劳动力。

事务性差事多给罪行较轻的官犯，他们本身富有真才实学，有一定的政治本领，让他们在新疆当差，除了惩罚他们的过错、让他们建功补过之外，朝廷更多的是想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以促进新疆地区的发展，推动中原文化在新疆这片蛮夷之地的传播。

这种对于官员再利用的方式，是清代地方发展的客观需要下而滋生的产物。

清廷初定新疆之际，社会政治及经济建设百废待兴。

随着大量驻疆士兵、商人及遣犯的日益增多，新疆各地的基层行政机构也日益繁忙。

不过，因新疆位置偏远，许多有行政经验、知晓刑名、仓储、钱粮的综合性管理人才大多不愿意来到此地，这使得新疆各地的基层管理人员缺口巨大。

官犯被遣送至此地当差，多是因罪被降职，若他们身上有符合新疆建设需要的特质，他们会被专门挑选出来发配到新疆将功赎罪。

这些官犯多为汉人，且大多博学多识，通过了科举考试才得以入朝为官，有文化且有行政经验。

他们的出现是为了服务新疆的基层政治建设，保证清廷对新疆地区权力机构的绝对管控，并推动新疆基层政府体系的改革与有效运转。

若这些官员能够在新疆干出一番事业，推动新疆的地区发展，则他们有机会被重新召回内地予以重用。

由此可见统治者的用人智慧，将官犯流放新疆不仅能够将这些犯了错的人才重新利用起来，还能有效填补边远地区的人才空缺。

尽管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情况，但就整体而言，将遣犯发配至新疆对于清廷在新疆的统治好处甚多。

结语：

总之，乾隆时期将16万罪犯送往新疆，主要有两种目的，一是对其所犯过错的一种惩戒，二是借此机会支援新疆的社会和经济建设，巩固清廷在新疆地区的统治。

而且，那些有钱财、有才华的官犯为了尽快将功赎罪，还会积极地为新疆地区发展出钱出力，以求尽快回京。

当然，无论罪犯是被派往新疆屯田种地、厂房劳作还是在基层政府机构当差，都是对新疆社会发展的有力推动。

清廷通过将犯罪官员发配新疆，既能起到“以儆效尤”整顿吏治的作用，又切实推动了清廷在新疆地区的治理，可谓是一箭双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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