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非李氏不王”到异姓也可封，唐朝后期的异姓封爵制有何特点

封爵制度由来已久，自周朝建立以来便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用来嘉奖皇室宗亲及有功之臣的良策。直到唐代，封爵制度受到了国家形势的影响，愈发具备唐代自己的特质。

唐代后期，对于封爵的标准与其前期也有了不尽相同之处。这些变化不仅来源于局势的动荡，还因为人心思变，让封爵制度发挥了其价值的最大化。

一、封爵制度的突变

唐朝的封爵制度分为九等，有王、郡王、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县侯、开国县伯、开国县子、开国县男九等。

由正一品的王爵至从一品上的开国县男，品级依次递减。王爵能够得到万户的食邑，郡王有五千户食邑,品级最低的开国县男也有三百户的食邑。除此之外，还能够获得世袭的永业田。因此能够拥有爵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在唐朝前期社会尚且安定的时候，能够封王的大多是李氏的皇室宗亲，在唐代被赐予王爵的李氏宗亲数不胜数。即便是唐世祖时期被追封为王的李氏宗亲都不计其数。但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唐代早期极少有异姓的人被封为王爵，在开国初期也只有不到十人的异姓之人被封为王。

这些异姓王爵大多是归顺于朝廷的前朝将领，如吴王杜伏威、燕郡王罗艺、彭城郡王刘季真、北平郡王高开道、定襄郡王胡大恩等都是因为追随唐朝统治者，从而获得了王爵, 并且他们都被统治者赐姓为李。

显然唐代起初实行的是“非李氏不王”的政策，异姓者基本上不可能得到王爵的封号，大都只能得到郡王之下的爵位。即使是随太宗一起征战的将领，秦叔宝、李靖等人也仅仅得到了公爵的封号。

武周的前后期也只有少数的武氏子弟，如梁王武三思、魏王武承嗣、定王武攸暨等，和极少数功劳较大的异姓被封王爵。由此可见，唐代的统治者原本并不想将权力以及社会资源交到异姓人的手上，但到了唐后期，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形成了一道分水岭。打破了唐代只封宗室为王爵的规定。

二、异姓爵位的评判标准为什么？

1、因战功而论

安史之乱时，唐朝遭受重创，正值飘摇之际。以当时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为首的武将平定了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军。郭子仪在安史之乱的平定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天宝十四年，兼任九原郡都督、西受降城使、九原郡太守、朔方节度右厢兵马使的郭子仪原本在家中守孝，安史之乱突然爆发，朝廷不得已将他召回。

郭子仪率兵讨伐安禄山收复两京，被唐肃宗封为代国公，后又与李光弼一同击败史思明的队伍。直至叛乱彻底平定后，郭子仪才加封至汾阳郡王。

从郭子仪的升迁能够发现，唐朝从中后期开始封异姓爵主要以军功为评判标准。《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上元三年二月，河中军乱，杀其帅李国贞。时太原节度使邓景山亦为部下所杀，恐其合纵连贼，朝廷忧之。

后辈帅臣未能弹压，势不获已，遂用子仪为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等州节度使行营，兼兴平、定国副元帅充本管观察处置使，进封汾阳郡王，出镇绛州。三月郭子仪辞赴镇，子仪至绛，擒其杀国贞贼首王元振数十人诛之。太原辛云京闻子仪诛元振，亦诛害景山者，由是河东诸镇率皆伏法。”

从朔方节度使到御史大夫，再至兵部尚书、代国公、汾阳郡王，郭子仪屡立战功。虽然郭子仪的父亲位居刺史，但郭子仪年少时因为没有大的功勋，所以不能承袭父亲的爵位，直到平定了安史之乱，凭借赫赫战功才最终得以获得王爵。

在《封郭子仪为汾阳郡王诏》中，肃宗称赞郭子仪：“命之选，当仁实难。非夫文可经邦，不能安人和众；武可禁暴，罔以克敌成功。”“河岳闲气，岩廊重宝。器量深识，宽而有谋。”对郭子仪极尽赞美，彰显了他在安史之乱的平定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

早在被封为代国公时，郭子仪的食邑就达到了一千户，加之后续的封赏，当他成为汾阳郡王时，食邑至少可达两千户。

因此，在唐朝后期较为动荡的时刻，统治者对于有着军功的人还是十分看重的。统治者在形势的权衡之下愿意将王爵给予立下军功的人，表示对他们的嘉奖和充分的信任。

2、承袭先辈爵位的差异之处

因为郭子仪显著的功勋，使得他的家人也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他的八个儿子里除了在安史之乱中不幸战死的二子外，另七人都获得了爵位，更有四人获得了国公的爵位。

他的长子郭曜随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后承袭代国公；三子郭晞与郭子仪一同收复两京封赵国公；六子郭暧接替长子承袭代国公；七子郭曙在朱泚之乱中立有战功，封为祁国公。郭氏一门虽为异姓，但在郭子仪在世时皆因他的赫赫战功显贵于朝廷。

唐后期这种因战功而封爵的做法初衷是为了奖赏为国效力的将领，异姓王爵的骤增势必会增大朝廷的资源分配。因而朝廷规定，王爵的后代继承长辈的爵位所获得的食邑等封赏必须减半，且逐年递减。

从郭子仪孙辈所承袭的爵位来看，只有郭暧长子郭铸承袭了代国公的爵位，且其另三子也谋得了较好的官职。而其他人的后代皆与郭暧的后代相差甚远。这大致是因为郭暧娶代宗之女升平公主，才能够获得这样的殊待。

事实上，这是对于功臣家族的经济特权的一种削弱。只有与皇室联姻的王爵之后才能继续保持着优渥的地位，而其他子嗣难以继续继承王爵的爵位与优待。

三、异姓王爵虽众但徒有其名

从唐初至中期不到半百的异姓王爵，到后期异姓王爵的人数至少多了三倍。可见统治者十分需要用爵位来稳固人心，让这些王爵来为朝廷效力。但随着唐代的由盛转衰，在异姓封爵的评判上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因而出现了只有名头而无法实行王爵的权利。

尤其是后期唐朝的中央势力实在难以控制地方藩镇势力的崛起，不得已之下采取了给予王爵的方式。不少地方的节度使都因此获得了王爵。

雁门郡王田承嗣、蜀王王建、越王钱镠、临清王罗弘信、太原王王处直、上谷郡王成汭、梁王朱温，皆是朝廷为控制地方势力而封王爵。但事实上只有越王钱镠和蜀王王建得到了王爵的真正礼遇，而给其他人的爵位不过是解一时的燃眉之急。

探究这二位王爵的经历，可以看到蜀王王建因救护僖宗有功，被擢升为神策军将领。文德元年王建成功夺下西川后，被封为西川节度使，后又接连降伏一众不服管束的地方指挥使，才得以被封为蜀王。越王钱镠也是因抵御叛军有功，加之收复失地才被封为越王。

肃宗在灵武起兵的时候，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危机，只能用官职来激励将士立功，赐予他们官职大小不等的职务乃至王爵。但事实上朝廷并没有充裕的奖励真正地给他们，所以给这些将领的有很多都是空头任命。

德宗因为泾原兵变逃难时，更是束手无策，他曾给将军一支御笔和一千多份空白的任命状，让他根据将士们的功劳来任命，最高的官职可以到御史大夫。

用这种方式来带动更多的将士来抗击叛军，如若空白的任命状用尽则直接写在将士的身上。就是因为这样当时的王爵几乎遍地皆是，但实际上并不能作数。

封爵往往还带有食邑等赏赐，尤其是王爵更会清晰注明。只有在任命状上注明“食实封若干户”，这才算是真正的封爵。郭子仪所获的汾阳郡王便是实际的封赏，有明确封赏的数目记载。

总而言之，唐代对异姓封爵的评判标准还是与其功绩密不可分的。战功越多则越会得到朝廷的肯定，获得王爵的机会也就更多。但随着朝廷势微，为驱使各势力为朝廷效力，才不得已使王爵泛滥。

不过朝廷并没有给那些只给予虚名的王爵相应的权力，只不过是一个名号罢了。统治者还是更倾向于将爵位和资源给予和皇室有着更亲密关系的宗室成员。因此王爵遍布天下只是唐代统治者为了将国家延续下去而做出的权宜之计。

结语

国策因时势而变，唐代统治者在时势的变动下打破了非李氏不王的传统，使王爵几遍天下。但深究其根本，统治者的目的只是以此来令人臣服于他，许多王爵并不能从中得到真正的权力。只有取得了赫赫战功以及与皇室有亲缘关系的异姓人才能得到真正的殊荣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