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在上海的旧居，棚户房早被改成公房，对面是当年上班的工厂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当着王洪文的面，宣读了中央对他隔离审查的决定，当时的王洪文突然尖叫起来，还挣脱了警卫员的手，要冲向几米外的叶剑英元帅，警卫局的战士眼疾手快，将王洪文按倒在地。

被捕的几人中，王洪文也是被监管最为严格的，在那一天之后，一切都将变得不一样了。

过去，王洪文有过一些经历，不然也很难给毛主席留下印象。

1968年的国庆节是王洪文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那会的他在毛主席眼中“种地、当兵、做工”样样都齐全了，不过王洪文的从政时间很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资历，没有资历就代表着经验不足，使得别人很难从实际情况中了解他的品德。

其实，最开始毛主席对王洪文就是不放心的。

在十次代表大会筹备召开之前，毛主席还交代过让王洪文去读《刘盆子传》，王洪文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还特意去问了人，可对方又不好明说这是毛主席劝告他不要“扶不上墙”。

然而，王洪文根本不是这块料，他在去了北京之后，也很不习惯这里的行事规则，在给别人打电话聊天的时候，总是说“非常寂寞”，“有的时候一整天就是开会”。

待到周总理生病住院之后，毛主席便让王洪文主持一些日常工作，这段时间，毛主席也一直在观察他，也发现王洪文听命于江青。

当毛主席要批评江青时，周总理布置会议，王洪文却一拖再拖，就是不开，还是在毛主席的批准之下，邓小平才将那次政治局会议成功召开的。

王洪文的政治能力，也总是让毛主席失望。

有一次在接待一个国家总统时，理论上王洪文本该提前准备好一些资料，最起码要了解人家国家的情况，可外交部送到王洪文手中的材料他却看都不愿意看，到了接待的时候，他什么都谈不出。

那次会面中，王洪文的问题基本就那几个：你来中国吃得惯吗？住得惯吗？

外交部工作人员无奈，只好将这些记录送到毛主席那，毛主席看后也非常生气。

在王洪文身边工作过的萧木这样评价道：“他的经验能力与责任严重不符，且没有独立判断是非的能力。”

而王洪文也根本得不到其他老干部的认可，后来毛主席还在向周总理和邓小平的谈话中提到：“王洪文政治上面不强，威望也不高。”

平日里，王洪文几乎是不读书、不看报，就连文件都让秘书廖祖康替他批阅，他将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休闲娱乐。

有一次，他还从部队弄来了吉普车，深更半夜带着人跑到郊外去打兔子，白天还得打野鸭子，他手上的猎枪都有不少。

就这样，在1975年 6月，王洪文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被调回上海和浙江工作，从当年7月初，北京的日常工作都是由邓小平主持了。

回到上海之后，王洪文就彻底“放飞自我”了。

根据负责接待王洪文的工作人员何关明、朱友生等人的回忆，大概也能看出王洪文是如何“生活”的。

当时王洪文来到上海住了3个多月，一家子5口人都住在高级别墅中，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每天都点名要吃山珍海味，他只要想到什么就要吃什么，还要求别人必须要弄回来。

有一次，他要吃田螺，没有现成的，就要求当地农村的农民下水去摸；要吃小豆苗，就让生产队成员组织人去采摘。

由于他基本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他每天就想着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充实”生活，诸如钓鱼、下棋、打牌、看电影这些他是一样都没有落下，在旁人的回忆中，王洪文能在一百天之内看完八十多部电影。

他有外出活动的时候也会找人提前安排，去了地方基本就是要喝酒，每到一处屡屡是酩酊大醉，让人看得很无奈。

在北京的时候，王洪文还得碍于毛主席的威严，可在上海，他就完全是肆无忌惮了。

不过由于他的脑袋上还有头衔，所以很多人都害怕他，那帮他身边的小兄弟也天天绕着他转，张口便是吹捧。

为了一己私利，他串通当时上海轻工业局的马振龙，为他巧取豪夺了照相机、气手枪、彩电等多种物品，无论是物品还是阿谀奉承，王洪文都是照单全收。

当年9月30日，上海定海路上有几辆小轿车停了下来，一行人走出轿车，在一座小屋外驻足。

王洪文看着小屋，还满怀深情地说：“这是一间值得怀念的小屋，真快，一转眼就9年过去了。”

那天晚上，王洪文其实刚出席了上海庆祝国庆的晚会，他余兴未尽，这才走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而对面就是那座小屋。

这处房子破破烂烂，大小只有几十平米，四周也十分嘈杂，他和妻子崔根娣也在这里结了婚，当时夫妻俩人的生活环境也是相当艰难，王洪文心里有着不少想法，当时的崔根娣却觉得一切都是美满幸福，也没有提出过什么要求。

后来王洪文发迹了，他在上海也不会继续居住这处屋子了，这处小屋也就成了王洪文“回忆往昔”的地方。

身边那些人中不少都是投机取巧的人，王洪文才简单地说了两句，身边的“小兄弟”立即心领神会。

这些人也很快将这里保护起来，想着以后说不定还能衍生出一些新的价值。

而在不远处的上海国棉十七保卫科的办公室也是同样的景象：王洪文当年用过的办公桌还停留在原地，那把椅子也同样是当年的那把，就连文件柜、玻璃门下的选民证都是原样，上面还留着他的名字。

能造成这种景象，也是因为王洪文的一句：“这个办公室是有意义的，要保留下来。”

当年工作时，王洪文的表现也被很多人看在眼里。

每当厂子里来了外宾，王洪文就会将自己的头梳得锃光瓦亮，当外宾刚刚抵达，他便会迫不及待上去握手；外宾离去，他也会跑上去握一握，当时保卫科的科长都提醒过他：“保卫员的职责是保护外宾的安全，接待是厂领导的事情。”

不过，这些话都是王洪文听不进去的，他还做着“科长梦”，甚至拿了厂里的花布给自己做了衬衫，从这些事中也能看出，最初王洪文就一直力求升官，并将它当成自己的主要目标。

那间小屋和那个工厂，都是王洪文和妻子崔根娣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

若王洪文真的“念旧”，那就很难理解他为何会选择主动抛弃一同生产、工作、生活过的妻子了。

那些年，王洪文还向妻子提出了离婚，理由也是冠冕堂皇，说是“为了她好”。

崔根娣是根本无法理解这些事情的，可她又无法去改变丈夫的决定，只是对来者说：“你回去转告他，把孩子给我，我会答应离婚的，今后他去当官，我依旧做工，各走各的路。”

1976年，当王洪文再度回到北京后，依旧没有什么改变。

他生活上本来是有补贴的，但还是会让上海方面给他大量的钱财，每次动辄三五百，有的时候还会破千。

而跟着王洪文的那帮人来到北京后，他立即要人用车将他们接过来，一群人又凑在一起山珍海味，就连他手下的那些人，都会经常比较谁吃得更好，谁更受王洪文的信任。

廖祖康曾劝说过王洪文，拐弯抹角地让他收敛一些，可王洪文根本听不进去，在秘书的眼里，王洪文早已没有了当初的那份谨慎，而且，王洪文知道毛主席已经不信任他了，只是他没有想到会有后来那么一天。

萧木其实也劝过王洪文，不要让他天天沉浸在吃喝、打兔子这些事情上，可王洪文却“深沉”地表示：“我有我的难处，我的很多工作没有办法开展，我的身份也不被认可。”

王洪文被抓捕后，他的食量依旧很大，这和他年轻、身体好有关。

时间一长，王洪文打心底里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每天的饭量就越来越少，终日心事重重的样子。

没想到，这个时候能来探望他的，依旧是崔根娣。

每年国庆节崔根娣都会带着孩子前来，这一天还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褪去了满身光环，王洪文才能百感交集，他每次都对妻子说很多的话，也教育子女要好好学习，狱方工作人员也发现，每当崔根娣来之后，王洪文的心情都会好很多。

审问他的时候，王洪文的态度也变化得很快，他很担心被判处死刑，极力想要留住一条命，无论是交代什么，他总是把态度放得很好。

其实，其他3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些看不起王洪文，因为王洪文的心中并没有什么墨水，整天都想着吃喝玩乐，并不被他们特别重视。

王洪文很后悔没有听话，可说什么都晚了，他就抓紧时间将所有知道的问题全部交代出来，并且想方设法往别人身上推，好为自己开脱。

他对于别人的问题总是讲述得很细致，极力表现出要“悔过自新”的模样，不过，只要涉及他自己比较严重的问题，他就不肯交代了。

1981年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审理，王洪文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这则消息传到他母亲耳朵里后，他的母亲也承受不住了，王洪文这里更加不知如何应对，他的刑期本来就很长，属于“一眼望不到头”，再说，他的阅历本来也就不够，因此情绪低落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缓和过来。

无论狱方如何做工作，他就是无法被开导，终日长吁短叹。

从1985年，他患上了一种比较严重的肝病，最开始他自己都没有什么感觉，还是在监狱安排的体检中才发现的。

发现问题后，监狱方面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医院治疗，可他病得太重，身体已经进入了一种不可逆的状态。

1992年8月3日，王洪文在医院中病亡，时年58岁；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条消息。

有关部门也为王洪文处理了后事，他的弟弟、妹妹、三个子女也给他送了行。

其实，从王洪文被逮捕的那一刻，一切就都已经结束了，他所能延续的，也只有生命本身了。

王洪文的老家在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所以他的文化水平一开始并不高，到17岁就去参军了，除了1958年回去过一趟之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王家住在村子的西面，他家里还是土房子，其他人家早已盖起了崭新的红砖大瓦房，扫一眼看过去，只有他家是破破烂烂的，而在王洪文被捕后，王家人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村里还有人跑来撵王家人，还有不少砖瓦木料被拉走了。

家中还有一个名叫王洪武的弟弟，在60多岁的时候还接受过采访。

当时王洪武的头发已经凌乱且花白了，脸上也布满了皱纹，他说：“哥哥的事情之后，家里就很少有外人来了，其实我对于他的了解很少，从他当兵离开家乡到死，我只见过他两面。”

且根据王洪武的讲述，在王洪文当兵之后，他的父亲一次都没有见过他，母亲也就见过一面。

一直到1980年，王洪武和弟弟妹妹才突然接到了通知，他们可以去北京探望王洪文了，兄妹4人这才收拾行李上路。

见到王洪文后，他们聊了4个小时，王洪文也没多说什么，只是让他们好好劳动，还聊到被抓的过程：“当时他们没有带枪，只是说秘密开会，不让带警卫员，去了会场，就被抓起来了。”

然而，就连王洪文过去当大官的时候，他的兄妹也没有沾光，一直在长春的郊区当菜农，之后也一直从事着老本行，生活方面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上海的杨树浦路与定海路依旧很热闹，不过，王洪文当年居住过的房子早已不见了踪影。

最初，他在工厂工作时，房子有点类似于“棚户房”，70年代末开始，上海也进入了全新的建设阶段，王洪文所居住过的小屋也被拆除。

他们的房子也被改造成了七层高的公房，原来的痕迹几乎一点没有留下。

他们工作过的上海国棉十七厂也成为了一个4A级景区，这是上海目前留存下来规模最大、最完整的锯齿形厂房，如今，这也成为了集合购物、文化、创意、旅游我等诸多功能于一身的时尚秀场。

中心外墙为清水红砖，作为旅游景点，这里看起来也十分具有特色，既保留了上世纪20年代上海工业文明的“历史年轮”，又融入了诸多当代时尚的审美元素。

1500平米的多功能秀场还能同时容纳800名观众观看时装秀，逐渐成为了上海人接触、了解时尚的娱乐新天地。

揭开王洪文“工农兵”的伪装面目 报刊荟萃（上）

“文革”发迹前的王洪文(上) 霞飞 党史博采(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