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数字经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结构性机会

题记：面对当前中国经济的短期复苏挑战与长期持续增长目标，数字经济能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思路？我们该如何理解和发展数字经济？为此，北大国发院梅亮副研究员深度采访了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黄益平教授。本文首发于《北大承泽参考》。

【引语】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的重要作用在于提供驱动长期增长的“结构性机会”，而非应对短期复苏的“周期性目标”。

如何理解数字经济对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作用？

数字技术与经济复苏的关系并非那么直接，数字技术的直接作用更多表现在疫情期间，它促成了无接触交易，引导经济活动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如电商、外卖、远程科研教学等活动，数字技术对疫情期间正常经济活动的维持发挥了很大作用。

后疫情下的经济复苏过程中，数字经济的作用更直接，其帮助民众延续疫情期间形成的数字化习惯：比如参加各种线上研讨、外卖与网购等。

但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更重要的作用在于“结构性机会”，本质上涉及一个长期增长的问题，而不是考虑周期性因素，比如：

第一、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形态以及产业转型升级能否跟上？数字经济如何发挥作用？

第二、人口老龄化使得将来劳动力供给减少，与之相应的医疗社会护理需求增加，类似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否解决或者缓解劳动力供给的压力？

中国正好处在一个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门槛的阶段，我们人均GDP大概是13,000美元左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的研究显示：通常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到一个阶段，会出现停顿，大概停顿在15,000~16,000美元。中国已经很接近这个水平。过去有一个说法叫“中等收入陷阱”，但实际在于当我们人均收入再提高2千到3千美元后，就面临这个问题：经济将持续发展还是有可能停顿在那个水平？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结构性机会”，对于经济的贡献，其结构性意义要大于周期性意义。

国家为什么在数字经济领域战略规划频出？如何抓住数字经济的战略机遇？

我们都能感受到数字经济的突出表现和国家的特别重视。这可以从几方面看：

第一、从宏观指标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在全世界排名前列。比如：数字经济的规模、市场的渗透率、独角兽公司的数量，以及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创新等，中国比较稳定地排在全世界第二，这非常了不起；

第二、从决策视角看，数字经济对民众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治理方式带了全方位的改变，很多方面活跃了经济；

第三、从政府角度看，当前的问题更多是如何实现长期增长。官方说法是从第一个百年目标以后走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两个百年目标间的主要差别是什么？差别就是：第一，随着现在收入水平和成本均提高了之后，创新变得很重要。过去是粗放式增长，现在要靠创新驱动；第二，过去是有人口红利，现在变成人口老龄化，怎么化解其对经济带来的影响；第三，过去全球化的环境非常开放，现在国际环境不同了。

基于这些改变，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需要新的动力。如果过去是靠出口、靠投资、靠房地产，下一步中国经济靠什么？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问题，数字经济提供了下一步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可能性。比如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政府这种提法是有开拓性的。数据要素如果利用好，整个生产过程效率就可以提高。同样的资本、劳动、土地、技术投入，数据如果利用得好，可以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不增加劳动、资本、土地等投入的情况下，产出可以增加，这就是数据作为第五要素的最根本作用。

当前的问题是数据量比较大，数据利用程度比较低，但这确实给中国持续赶超提供机会。过去我们靠市场化改革，靠学习，靠模仿创新，现在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本身有可能提供一个新的加速器，成为效率的助推器，使中国一开始就站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沿。

数字经济对短期的、当前的经济复苏能发挥什么作用？

短期主要看两个问题：

第一、从现象看，短期经济复苏较疲软，包括市场参与者、企业家等，大多不是特别乐观；

第二、从原因看，经济经过三年疫情，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一定程度上受影响，所以即便取消了许多限制，复苏仍然会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

最新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出行的人口增加了26%，但总开支只增加了3%，说明人是想出去，但消费能力还没有上来。

数字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能发挥什么作用？可从两方面看：

第一，现在经济待复苏，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几年对数字经济，包括平台企业的专项整治，对行业信心打击较大。尽管现在政府提出要支持平台企业，对平台企业发展转向非常正面，但最大的问题是“信心”。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需要让企业看到更多政策的可持续性，看到经济基本面的改变，企业才会去做投入，所以信心很重要。

第二，短期内如果要推动经济向好，最简单的手段就是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举个例子——增加投资。虽然对投资多与少有各种议论，但经济如果疲软，政府多增加一些开支，托住需求，短期就稳住了。稳住了需求，企业就有订单，就可以雇人、投资，老百姓有工作就有收入，消费也跟着起来，生产也起来，投资也起来，慢慢形成良性循环。

当前如果政府要做投资，可以考虑更多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包括一些数字技术创新项目，甚至做一些民生的数字创新项目。这对短期经济复苏会有帮助，但不是那么直接。

【引语】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贡献中，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两方面作用值得关注。

如何理解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不同作用？

数字产业化最简单的一条，就是数据怎样变成生产要素。其涉及数据怎么积累、收集、加工处理、交易、共享、使用。数据要素能否发挥作用，能否成为经济增长新推动力，最主要在于如何助力提升效率，这是非常重要的方向。

数字产业化对长期增长至关重要，但它表现出一些新的形态，如：生产了过去没有的储存器、芯片、计算机或互联网工具，这些都属于数字产业化。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实是为产业数字化提供解决方案，提供支持系统，是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部分。

产业数字化理解较为直观，就是它如何让原来的产业做得更好。比如电商就是产业数字化最明显的表现。原来是农贸市场、百货商店，现在把它放到线上，提高了效率。

数字技术应用到经济当中，会让经济运营特征发生改变，我总结为“三升三降”，三升包括：扩大规模、提高效率、改善用户体验；三降包括：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减少直接接触。

比如金融，现在一个平台就可以给几亿个用户提供支付服务、信贷服务，这在传统金融机构是很难想象的，而且数字金融较传统金融大大缩小了人员规模。这种规模效益，我们也称长尾效应，就是一个平台把本来不值得做和很难做的业务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巨大的业务。在数字金融里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原来的余额宝，把每个人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资金集中在一起，变成了全国最大的投资基金，就是因为数字技术，过去做不了的事现在可以做。所以从“三升三降”看，数字技术带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有很多可能性。

【引语】数字经济贡献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过程中，要有效协调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企业家需要找到自身经营的改善痛点，在数字经济趋势中成长与获益。

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与默契分别是什么？

好的经济肯定是市场和政府相互配合，完全靠一个不太可能。问题的争论点在于到底政府在这里发挥什么作用，市场有多大空间。

直观地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做得最成功的都是什么企业？都是民营企业，都是白手起家从市场上做出来的，这是市场化改革的成果。根本上来说，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这些企业都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也不是政府用政策直接支持出来的。当然，不排除他们受到了政府的支持，但更多还是靠市场机制，一帮年轻企业家把他们的想法与市场机制结合，创造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

政府当然也很重要，这表现为如下几点：

第一、维持市场秩序离不开政府；

第二、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政府是有很多贡献的。比如我国互联网渗透率很高，很多网络基础设施投资，都是国企做的。国家过去一直说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投资，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很突出的。发展数字技术、数字产业以及数字经济，没有网络，没有智能手机，没有互联网，是无法成功的；

第三、政府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除去支持一些大的投资外，还要支持原创性的发现。虽然中国70%以上创新都跟民营企业有关，但企业之外还有许多创新需要公共研究机构、大学发挥作用。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我国的技术创新越来越逼近前沿，未来对原创性技术创新的要求会越来越多。

企业家如何化解短期经济复苏的挑战？如何抓住数字经济的结构性机遇？

观察银行数字化过程，可以看到一个所谓的“马太效应”——规模比较大的、投入了很多资源、人力、物力去做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发展效果相对好一些；一些规模比较小的银行也试图做数字化转型，但客观来说效果一般，真正对效率的改进不明显，回报也很少。

数字化是大势所趋，每个人都离不开，但是真正走向数字化，对每个企业家来说，还是要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做法，不是说自动化程度越高越好，自动化程度要看规模效益，得有规模才行，没有规模硬去做难有好的回报。

所谓规模，简单说包括：大的市场、多的客户、多的数据。如果你没有规模就上系统，恐怕是要赔钱的。但这不意味着小企业就没有办法做数字化。

企业家要从根本上厘清最核心的问题：企业当前面对的最大痛点是什么？要尽量去解决痛点问题。解决问题不是否认战略眼光。解决痛点问题的好处在于，不管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数字技术，只要数字技术的应用能改变经营效率，就能产生回报。这样的数字化经营，才是长期可持续的。否则都去做一个非常宏大的系统，最后没有一定规模的客户积累，其实没有意义。数字化方向不可逆转，大家都要做，但要找最适合企业自身的事情并把它做好。

黄益平，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黄益平教授的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