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婷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首发腾讯新闻@新乡土)在鄂东北的一个山区小村,住着30多户人,近些年来,有嫁进来的妇女离婚离开,也有嫁出去的女儿离婚回了村,仅前年就有3户人家的女儿离婚后回了村,成了娘家的客人。村民说,出嫁的女儿就变成了娘家的亲戚,一旦女儿离异,就变成了没有家的人,过年更是不能在娘家过的。这个春节里,笔者在老家了解到了几个离异妇女的故事……
一、带着孩子相亲
大年三十的晚上,山里的人家都围在火炉子边烤火、团年,水嫂抽身将院子一角的附属房收拾了一番,里面堆的杂物被清理到房间一边,腾出了一块空间来,她喊来老公帮忙支起了一张床,水嫂随即铺上了被褥枕头。晚上住在这里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女儿小华和外孙。按照本地的习俗,出了嫁的女儿不能在大年三十晚上在娘家过夜;这些出嫁的女儿一般会提前几天,和丈夫孩子在腊月二十七或是腊月二十八到娘家做客,和娘家人一起过年,但吃过年饭便要离开。而对于离异回娘家常住的女儿,年三十的晚上,女儿一般要避开娘家,到外面民宿、宾馆等住一晚第二天再回家,只有极少数相对包容的家庭,允许女儿到主屋之外的附建房住一晚。当地人认为,出嫁的女儿如果在年三十晚上在娘家过夜,会冲撞家里的祖先、伤及娘家兄弟,导致娘家发生不好的事。三十出头的小华和丈夫结婚有七八年,大儿子已经上小学,小女儿才2岁,由于没有工作和经济来源,小华常常在婆婆那里受气,丈夫也向着婆婆,一次和婆婆置气后,小华选择离婚,并带着女儿回了娘家。然而,回到娘家的小华发现,娘家已经不再是她的家,过年她不能在“家”,周边人包括在内全都在劝她赶紧找个人快点再嫁出去,仅在过年的几天,就有2-3个人前去相亲。
二、融入儿子的家
和小华不同,叶嫂离异时,孩子已经成年,也已经在外打工,由于不能忍受丈夫长期的家暴,四十出头的叶嫂在一个秋天的晚上偷偷的逃走了;随后,叶嫂的老公宣布和她离婚,不久之后又宣布和另一个女人“再”婚,实际上就是再办了一次婚酒,随后和再婚妻子离开本地,失去了音讯。在叶嫂结婚那个年代的本地农村,举办婚礼仪式就算是结了婚,连结婚证都没有,叶嫂逃走后,一个人到了外地工厂打工,娘家夫家都不能回,她只能一直在地,一个人过年,直到几年前和儿子取得联系后,她决定随着儿子一起生活,她用打工的所有积蓄在镇上买了一套旧房子和儿子一起居住,并到儿子的城市一起打工,儿子谈了对象后,她和儿子共同出钱重新装修房子。当她被请到城里照顾孙子时,当儿子领着老婆、孩子到镇上的房子里一起过年时,叶嫂感觉自己又有了家。
三、“搭伙”混日子
和叶嫂类似,阿珍和丈夫离婚时,两个儿子也几乎成年,只不过,阿珍的离婚并不体面。当时,阿珍的丈夫在外打工,两个儿子都在上中学,在学校住宿。阿珍长期一个人在家,经常感到无聊和精神空虚,逐渐喜欢上打牌,在四处打牌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个叫阿强的牌友,并逐渐发展成恋爱关系,阿强年龄比阿珍大十岁,没有结婚,也没有工作,实际上是游走在本地的混混,在本地口碑非常差。尽管阿强曾威慑别人不要乱说话,阿珍和阿强的事还是传到村里人尽皆知。阿珍老公回村后,他找来阿珍娘家人一起劝说妻子,希望他为了两个孩子断了和阿强的联系,阿珍答应了,但此后仍和阿强纠缠不清,阿珍老公最终选择和她离婚,而娘家人也从此与阿珍断了关系。阿珍和阿强在一起后,没有领证,没有办婚礼,也没有要孩子,住在阿强父母的老房子里;尽管阿珍不再打牌,想安心过日子,但二人都没有固定收入,只能靠自己打打零工、跟着阿强勉强混日子,甚至还常常遭受阿强的恶语相向,拳打脚踢。阿珍曾联系前夫所在村里要好的姐妹,表示想要离开阿强到外地打工一个人生活,但是没有人敢惹阿强,阿强还威胁阿珍,一旦离开,就去她的娘家找茬,她不得不留在阿强身边。近十年来,阿珍的儿子们和前夫一起打工攒钱,已经搬离原来的村庄开始新生活。期间,阿珍的小儿子曾提出要将阿珍接回家生活,但遭致了父亲和哥哥的极力反对。几年前,政府为五保户等孤寡老人统一修建了住房,符合条件的阿强搬进了集中安置房,每月按时领政府救济,阿珍随着阿强一起靠政府救济,在安置房里过了年。
四、农村女性的离异选择与背后的问题
笔者观察的鄂东北农村,是一个保留着传统宗族底色的山区农村,同时也经历着乡村的巨变。上述几个典型的离异妇女的经历和故事大抵反映了快速变迁的乡村社会中本地女性离异的主要原因:婆媳关系不和、家庭暴力、夫妻感情问题。总体来看,在本地,离婚成本越来越低,中年女性的离异较少,年轻女性离异相对较多,且性格不合、家庭关系不和成为越来越多年轻女性离异的主要原因。同时,相对于年长女性,年轻女性离异更愿意带着孩子,回到娘家生活,且也更容易继续进入婚姻市场,再次进行选择;而中年女性,离异后的生活充满了巨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是否能够再遇到好的伴侣、是否有能力获得一定的劳动收入、是否能够重新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都极大地影响着她们离异后的生活。像小华、叶嫂、阿珍这样离异的妇女,既不可能回到夫家村庄生活,也难以在娘家长期生活,和孩子还是异性伴侣一起生活,尽管选择不同,但都是回归到“搭伙过日子”的家庭生活。
对于本地的农村妇女而言,即便在乡村的巨变中,她们试图挑战过去的生活秩序,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她们还是很难撇开家而寻找到女性个体的生活与价值归属。和许多农民一样,找到家人,一起“过日子”就是她们生活逻辑的展演。当然,在上述的案例中,还有许多值得继续关注的现象和问题,比如农村陈旧风俗的革新、农村留守妇女的精神生活、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隐忧以及乡村混混的治理问题等等都值得关注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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