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秀容书院博物馆里的年：乡试朱卷的“秘密”

2月17日，甲辰正月初八。

春节假日的最后一天，从18日起，多数人就开始回到工作岗位。这其中有无数人是通过参加高考，然后步入社会，走上不同的工作领域，完成着自己的人生。其中多数的年轻人都是通过参加“高考”被大专院校录取，接受专业教育毕业后步入各行各业的。

高考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简称。这种全国统一考试的招生制度是从1952年开始实行的，后在1966年废除。1977年，恢复高考。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挽救了中国教育，成为了中国培育人才的核心渠道和形式。

据史载，我国古代的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夏以前。《尚书·舜典》记载，唐虞时就设有学宫管理教育事务，如命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就是指让一个叫“契”的出任“司徒”，对民众进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道德的教育。西周时，出现了诸如国学、乡学、大学、小学的教学组织，还出现了宫廷教育、幼儿家庭教育的形式，教学体制以“六艺”为主（礼、乐、射、御、书、数）。

科举考场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开始发展起来，齐国的“稷下学宫”便是那时私学的最高学宫。所谓“诸子百家”的理论和主张，差不多都是通过“私学”的形式得以传承。西汉武帝时，专门传授知识、研究学问的“太学”出现，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学府。太学选聘“学优徳勋”者任教授，称为“博士”；学生被称为“博士弟子”。太学课程主要以通经致用为主，经考试及格，任用为政府官吏。隋唐时期，为了改变寒门才子无出路，贵族当权掌政的取士制度，创立并健全了科举考试制度。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官员的升擢任用，均服从于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与培育人才的标准和要求一致相同，不仅促进了唐代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发展，而且也使寒门庶士有了学优从政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政治革新。此后，除有元一代科举制度曾有中断，科举制度一直是历朝历代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朝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发谕旨，向全天下宣布：“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从隋朝开始，一直在我国存在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从1906年开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也全部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责成各督抚实力统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从此中国现代教育登上了历史舞台。到1936年，全国有100多所大学。当时的考试由各所学校自主组织命题，学生可以选择报考多所大学，也可能同时被多所大学录取。

明仇英绘《观榜图》（局部）

与任何制度一样，科举制度也存在着弊端，但是，其积极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科举制度从很大程度上繁荣了文化教育，因为择优选择人才，这些人才出任各级官员后，巩固了中央集权。因为面向整个社会择优录用，促进了考试的公平性 。同时，中国的科举制度还成为西方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雏形。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一定记得“中举”后的范进，因兴奋过度一时患“失心病”之症的情节。

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幅《观榜图》，分别由明代著名画家仇英和清朝画家梁亯（亨）所绘制。画中悬榜处万头攒动，画中表现参加考试者，专注查榜的神情，细腻地传达时人对入仕途径的营求与应试者渴慕功名的心态。

清梁亯所绘《观榜图》（局部）

明朝时，科考试形成了完备的制度。考试分四级，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

所谓童生是指凡是习举业的读书人，不管年龄大小，未考取生员，也就是“秀才”资格之前，都称为“童生”或“儒童”。童生参加的考试即为“童试”。明代由提学官主持、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地方科举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资格，方能进入府、州、县学学习，所以又叫入学考试。

“乡试”是指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主考官由皇帝委派。考后发布正、副榜，正榜所取的为举人，第一名叫解元，第二名至第十名叫“亚元”。清朝时，考中举人即可出任仕途，这也是范进为什么得知自己高中举人后，一时乐极生悲，陷入疯癫状态的原因。

“会试”是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考试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总裁，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三百名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殿试”是指由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

浮票（准考证）

抄有文章的作弊用衣服

作弊用袖珍书

科举制的出现体现了公平性，但是，因为其改变命运的巨大作用，自然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参加考试的生员各种作弊手段也层出不穷。在穿着的衣服内里抄写经文，鞋子里夹带经文，专门制作作弊用的袖珍书等等，总之花样繁多，手段百出。为防止考生作弊，历朝采取过搜身、沐浴更衣，办浮票（准考证）等形式。当时的准考证用寥寥数字描述考生体貌特征，称之为“浮票”，可以看为现代准考证的雏形。但即使这样，为改变命运，还是不断会有人以身试法，作弊屡禁不止，最后只能是严惩。《大清律例》规定，作弊者轻则罚款，重则戴枷锁示众三个月、杖责一百，以及发配边疆。清朝发生的“科场案”很多，其中顺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场案”，是自科举以来的最大惨案。不但参与贿赂的考官、考生被统统处死，家产被抄没，连直系亲属也遭流放。

山西秀容书院博物馆“秀容弦歌”中的“山西乡试朱卷”就与当时预防考生作弊的一种方式有关。

“乡试卷”就是清代生员参加乡试（即考举人）时所作答的试卷。那为什么会出现“乡试朱卷”？其实，乡试朱卷就是由参加考试的生员考试时用墨笔答的卷子，交卷后由弥封官在考生名字部位弥封编号，再由誊录官照考生原墨卷在专用的考卷上统一誊抄一遍。这样就可以避免因笔迹熟识或有人在考卷上标有特殊记号等手段进行作弊。因为誊录官照原墨卷誊抄时所用的笔是朱笔，所以这类誊出来的卷子就称“朱卷”。这些“朱卷”送交阅卷官评阅，从中选出优卷，再由主考官将这些卷子按水平高低排出名次。

所以，“乡试朱卷”的第一个“秘密”体现的就是防止作弊的一种方式。

乡试或会试中试后，一些人会将自己在考场中所作文章刊印成册，馈赠亲朋好友，以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这类刊印的朱卷，先载自己的姓名、身份、籍贯，继载自己祖辈以及兄弟叔侄、妻室儿女，附载受业、受知师，最后选登自己考试所作八股文三篇、五言八韵试帖诗一篇，只不过字的颜色已经不再是朱色。

所以，“乡试朱卷”还有一个“秘密”就是类似于家谱。尤其是对于许多出身寒门的生员来讲，因为“中举”可以留名后世，也因此惠及祖先，此份荣耀自然不轻。

博物馆“秀容弦歌”展柜中所展示的“山西乡试朱卷”是清道光、光绪等年间董宇炜（忻州）、张志贤（定襄）、赵元士（崞县）、姚秉铎（五台）、刘升瑛（五台）等人的乡试卷。董宇炜曾任秀容书院第四任山长。从他们的乡试卷上可以明确看到他们的家族传承谱系。

从博物馆的这些“山西乡试朱卷”，我们可以具体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梁生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