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文化盛景背后的极化和碎片化社会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普通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教授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所著的《幻想的终结：晚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一书，所定义的晚现代，指的是传统工业化现代转型而生的社会形态。

晚现代被书作者描述为一种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形态。一方面，这种社会形态更加推崇特殊性和独特性，推崇个性、特性，无论是审美还是消费需求都是如此，人们不再那么容易轻信、接受标准化、功能性的东西，希望通过物件和体验来彰显自己的不同。但另一方面，这其实助推了以往未能被商品化、价值化的领域、物件，悉数进入商品化、价值化体系，否则就没有价值。

也就是说，哪怕是本来内含价值的物件，甚至是人，如果在社会体系中找不到可以被商品化、价值化的实现方式，那么其价值也将被大幅度地贬值。

如果联系到机器换人的时代背景，很多人会惊恐地发现，自己从事的工作可以被机器化、智能化设备所替换，进而很难凭借原有的认知、技能再获得存身发展的空间。这个时代依然会有优胜者，但是无论是什么领域，无论什么赛道，内卷式竞争其实就是商品化、价值化进程中，具体的人的存在价值发生贬值的方式。

所评图书：

书名：《幻想的终结：晚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作者：（德）安德雷亚斯·莱克雅茨

译者：巩婕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1月

超文化是什么？

《幻想的终结：晚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书中第一章给出了“超文化”的概念。就像是瑜伽，脱胎于印度教，但在进入欧洲后，被剥离了宗教意味，再由神秘主义改造，变成了一种塑造健康，帮助女性（以及男性）取悦审美的方式。超文化就是灵活地从各种文化概念和方式选取要素，进行拼凑，而超越了文化本身，也不再受文化的社会背景、宗教含义、政治含义束缚的一种方式。相类似的元素资源还包括，日本的格斗术、北欧设计风格、中国的春节等民俗、美国电子游戏、世界各地的音乐厅、艺术博物馆等。

在超文化背景下，文化不再局限于有过良好教育的、高雅的文化，也不再指循规蹈矩、千篇一律的大众文化，而降格到一个个的元素，服从于创意经济，可以成为乐高组件，拼凑出消费品。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城市特色、城市文化，其实就是全球化超文化经济的需要，一些城市通过包装还原出一定程度上的原真性，像摆盘那样陈列一些原有的地方文化、民俗方式，但其内核是不折不扣的美式资本主义的商品逻辑。

有意思的是，超文化大行其道的同时，很多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所谓的文化本质主义，连同政治上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本质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帮助建立群体认同的意涵体系，帮助塑造独特的认知和记忆。《幻想的终结：晚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本书清晰地指出，20世纪晚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工人阶层作为阶级、阶层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衰落，人们遇到了集体身份认同危机，甚至而言，随着外包工作制的普遍化，很多人完全不清楚能否将自己定义为传统的劳动阶级一份子。所以，文化本质主义建立起了一种虚幻的认同——在体育上，就出现了不同城市的顶级俱乐部球队的拥趸之间的对抗，消费主义潮流对之乐见其成。

新中产与老中产

《幻想的终结：晚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书中认为，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呈现出阶级分化的新形态：顶级阶层；正在崛起的、依赖于新科技、金融业的新中产阶级，但其比例相较于过去的中产阶级，有了明显萎缩；停滞不前的老中产阶级或传统中产阶级；正在衰落的底层阶级或不稳定无产阶级。新中产阶级是晚现代的时代赢家，是互联网经济、金融创新的受益者，从事知识创造、数字经济发展以及各种高净值的中介服务；而经济繁荣时期，那些供职于安保、环卫、餐饮、运输、家政服务岗位的底层阶级，也能获得看似不错的收入。而在这其中，因为福特制传统工业分工方式的衰落，老中产阶级的生存发展空间被显著压缩。

从这个意义上讲，张雪峰也好，其他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专家也好，对个体的帮助主要体现在，让考生尽可能选择进入新中产阶级的序列，而尽量避开将沉沦为老中产阶级的行业和岗位。问题在于，新中产阶级哪怕在美国和社会结构最为扁平化的北欧国家，人数比例也远远低于大学毕业生的数量。

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新中产在生活方式、生活原则、日常实践、价值观的文化模式上都严重有别于老中产。他们宣扬的观念是发扬个人的愿景和才能，获得成功，赢得社会认可。顶级阶层和他们是《幻想的终结：晚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书中所称的超文化的最理想消费者，他们可以摆脱超文化体系中任一文化元素的价值束缚。他们鼓励自己孩子人生不受限，自由自在地尝试一切可能。

相对来说，老中产与无产阶级会成为文化上的结盟者，更可能成为文化本质主义，强调自己捍卫的文化传统的重要性。老中产如果要避免发生沉沦，会强调自己和孩子都遵从纪律，希望强化社会联系和责任感。他们最可能成为城市球队的拥趸，虽然城市球队的球员大多成为富豪，最终会成为新中产。

新中产鼓励自主、流动、去除边界，总是效仿顶级阶层；而老中产强调秩序、定居和纪律，谁更有助于调动消费，一望而知。当然，老中产可以嘲笑新中产的文化是虚幻的、自恋的、无根的——新冠疫情爆发后，新中产被严重受限，很多人甚至缺乏基本的生活自理意识和能力，这成为老中产和无产阶级成员讥笑的话柄。

如《幻想的终结：晚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现在的底层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价值观上与老中产阶级，对自律和秩序表示认同，但是他们因为生活困苦，就必然展现出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灵活、无奈地应对层出不穷的麻烦，以及各种可能轻易造成生存危机的日常问题。在欧美国家，这部分成员中的一些人，与老中产紧密结盟，成为特朗普们的坚实后盾。

极化的当代社会

《幻想的终结：晚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书中指出，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政策和金融化使得工业化国家、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文化资本主义大幅扩张的态势，使得过去被作为公共产品的教育，开始变成了独异型产品，首先就是公立学校在许多国家开始不断沉沦，私立学校成为供给更为优质教育的代名词，而校外培训机构的高昂收费也成为对教育对象所来自家庭的筛选标准：新中产有较为充沛的购买力来补齐自家孩子与同龄人在禀赋上的差距。

很多国家也出现了城市争夺人才的政策博弈。尤其在大城市，最为青睐与金融业、新技术行业完美匹配的新中产人才。

如《幻想的终结：晚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本书所指出的那样，当代社会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还出现了婚恋市场的显著变化，跨阶层流动的婚姻组合，在很多影视作品中被讥讽，这绝不是偶然，而是提醒顶级阶层和新中产，必须警惕老中产和底层阶级的不良道德。现在的影视作品更加不加掩饰地抹黑穷人，讴歌“赢家通吃”，讥讽不被商品市场嘲讽的一切事物和人。

所以，现在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通过顶级阶层和新中产的力挺，不断强调自律、自我实现；但超文化体系本身也允许亚文化作为元素的出现，也就是那些所谓对主流文化构成反叛的潮流，最终被迫以商品的方式被整合为元素，成为向老中产和底层阶级成员售卖的商品。

超文化体系，甚至拿底层阶级的沉沦、无奈，以及老中产的失落开涮。这些元素称为某种文化商品后，的的确确在精神上产生了麻醉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