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盗出来的大历史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朝廷的一位高官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称赞过去议论现在政策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这种措施引起许多读书人的不满。第二年，许多方士、儒生攻击秦始皇。秦始皇派人调查，将460多名方士和儒生挖大坑活埋。历史上称这些事情为“焚书坑儒”。

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是秦始皇、李斯都始料不及的。

“焚书坑儒”的另一直接后果，就是战国时期除秦之外各国史记的被毁，导致了中国历史的大残缺和中国文化一定程度上的断裂和缺失。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一定的弥补——这便是“汲冢书”的发现。

汲冢书，顾名思义就是汲冢里出的书。而“汲冢书”的发现地，就在古汲地——现在的卫辉市孙杏园镇娘娘庙村。

不准唯一因盗名垂青史的人

2008年六七月份，在新乡市史学家王振中先生的陪同下，我先后两次到卫辉市孙杏园镇娘娘庙村寻觅“汲冢书”的影子。

历史变迁，岁月更迭，几千年前那个发现“汲冢书”的大冢，早已回填，不着痕迹。只一通高大的石碑提醒你，这里就是那个发现“汲冢书”的墓地。

墓碑上镌刻着“魏安矨王之墓”字样。“碑是村里一些认为这里是圣灵之地的老太太捐立的，碑文也是些经不起推敲的文字。”对此深有研究的王振中先生说。

这是一种反差极大的现象：汲冢书，中国历史文化的根源之书；汲冢，如今却是一片从外表怎么也看不出冢来的普通黄土地。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根源之书，汲冢书的发现却与盗墓有关。

历史上的盗墓行为，往往会导致重要的文化发现。

汉明帝时，符节令宋元推测秦昭王与吕不韦陵墓随葬有秦始皇未焚经书，曾经请求发掘。这种为追求随葬古籍而发冢的设想，反映盗墓的文化收益已为人们所熟悉。唐人诗作中“青编尽以汲冢来”之句，说的就是汲冢被发现的故事。夏竦《〈古丈四声韵〉序》说到“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也是盗墓所得有益于文化发现的一例。

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被称为中国史学界幸事的大事。那一年，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偷偷地在这里掘开了一座古墓，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魏王的墓冢，和其他盗墓贼一样，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一些意外之财。然而墓穴被打开后，并没像他所期待的那样有许多金银财宝，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竹片，竹片上有字，后来统计共有10万余言。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因此“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不准把竹简点着用来照明，由于怕人发现，他在失望之余，拿了一些可换钱的物品跑了。

后来人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告知了官府。于是官府出面把散落的竹片收藏起来。但是，因为不准及当地的村民不知道竹片的价值，“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朝廷得知此事后，派大学士荀勖、傅瓒等人对墓中所得竹简整理校订。通过对竹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原来盗墓贼挖开的竟是战国时代的魏王冢，带字的竹片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其中一部叫《穆天子传》。因它是汲郡人不准在盗墓时发现，故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

西晋一流的学者整理了汲冢书，在其中居然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起名《竹书纪年》，自然有它的道理。古时无纸，著书立说，破竹刮平为简，字就写在竹简上。多简编为一书，所以叫竹书。纪年是将史事按年编次，成为史书一种体裁。“竹书纪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书。

由于竹简散乱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再加上首次整理的结论尚有争议，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年），秘书监挚虞延请世习古文的卫恒重新“考正”竹书。但秘书丞卫恒的工作尚未完成即在政治斗争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听说卫恒出事，自本郡赴丧，并续成其事。新考证本《纪年》的时间起于夏禹。至于汲冢墓主，卫恒、束皙则认为是魏安矨王。

《竹书纪年》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编年体著作，它是“汲冢书”中价值最大的史料。史学界把“汲冢书”与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发现的古文《尚书》、《论语》等，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敦煌发现的藏经洞，共同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汲冢书是系列丛书

虽然大家一致确认“汲冢书”是由于盗墓被发现，但是关于“汲冢书”的出土时间，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一种说法是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这一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汗简·略叙》、张怀《书断》也持此说。

另一种说法是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最早有这一说法的是当时的大学者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引王隐《晋书》也赞同这种观点，《北堂书钞》卷101引王隐《晋书》、今本《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及《隋书·经籍志》也都是这种观点。

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二年（281年），荀勖在为汲冢出的另一本书《穆天子传》写的《序》中发表过这种看法，《晋书·束皙传》、《太平御览》也都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阳卢无忌立石的《齐大公吕望碑》也是这样说的。

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八年。在此四说中，太康八年说不可信，太康初年说较为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盗掘了汲冢，而汲冢书上缴官府则在太康二年。

至于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晋代汲郡，在现在的河南省卫辉市西南，战国时是魏国的封地。根据《晋书·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矨王。

今人朱希祖以为，不排斥其他可能的存在。到现在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没有定说。

汲冢出书之后，西晋政府极为重视，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由于出土古文（当时也称为科斗文）的释读不易，众多的学者参与了整理研究。先后参加整理研究的有荀勖、和峤、谴勋、张宙、傅瓒、束皙、王接、卫恒、王庭坚、潘滔、挚虞、谢衡、续咸等，作《春秋经传集解》的杜预也曾经研讨过汲冢书的内容，郭璞还为出土的《穆天子传》作了注。

据《隋书·经籍志》，“帝命中书监荀勖、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但据《晋书·束皙传》，为十六部七十五卷。《隋志》所据是荀勖的《中经新簿》，部卷不同实际是因为这批书籍经过荀勖、束皙两次整理的缘故。根据《晋书·束皙传》，汲冢所出之书大体为：

《纪年》13篇。其内容束皙认为是记录夏以来一直到周幽王被犬戎所灭，然后接以晋国历史。三家分晋后，又以魏国史事接续，至安矨王二十年为止。束皙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大略与《春秋》多相呼应，但两者之间还是有较大出入的。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也说，《纪年》起自夏、殷、周三代，都是关于帝王之事。晋国纪年起自殇叔，然后是文侯、昭侯，一直到曲沃庄伯，晋庄伯十一年十一月，也就是《春秋》的起始年代，即鲁隐公元年正月，用的都是夏正，编年相次。到晋国灭亡，独记魏国之事，下至魏哀王二十年，说明这是魏国的史记。《纪年》也就是今天通常说的《竹书纪年》，按史家考证，《晋书·束皙传》所记也有两个较大的错误：“13篇”据朱希祖先生考证当是“12篇”；“安矨王”当是“襄王”。

《易经》2篇。这实际就是《周易》。

《易繇阴阳卦》2篇。内容和《周易》略同，但《繇辞》部分则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

《卦下易经》1篇。内容与《周易·说卦》略相似但有异。

《公孙段》2篇。这是公孙段与邵陟两人论《易》的书。

《国语》3篇。内容是关于楚国、晋国的事。

《口名》3篇。内容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

《师春》1篇。这是一本将《左传》中关于卜筮的内容抄集出来的书，“师春”大概是抄集者的名字。

《碟语》11篇。这是一本关于各国卜梦妖怪的相书。唐代的刘知几对这本书评价很高，他在自己的史学名著《史通》中多次提到这部书，认为它实际上有史书的性质。

《梁丘藏》1篇。内容是先叙魏国的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

《缴书》2篇。内容是“论弋射法”。

《生封》1篇。“帝王所封”。

《大历》2篇。大概是邹衍《谈天》一类的东西。

《穆天子传》5篇。是关于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的故事。周穆王好巡狩，得盗骊、绿耳这样的好马，命造父为御手，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当时的大学者郭璞曾为这部书做注。对于《穆天子传》的性质后来颇多争论，或以为是实录起居注一类，或以为是小说类。

《图诗》1篇。这是“画赞之属也”。

《杂书》19篇。包括《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汲冢出土的书籍完整传承至今的是《穆天子传》5卷及附于其后的《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1卷。

尤其值得一提的《竹书纪年》，是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受命整理竹简者荀勖等认为，“今王”即是魏襄王。至于《纪年》的起始，《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说：“和峤云《纪年》起于黄帝。”

现在，王隐《晋书·荀勖传》早已亡佚，但根据类书《太平御览》所引该书，荀勖当时整理竹书，除厘定古文外，还曾亲自撰次注写。另外，《北堂书钞》也引了王隐《晋书·荀勖传》，根据这条资料，荀勖及其手下整理者还以自己的知识“注写”了简文。这种“注写”很可能是随文附注，但也可能是以当时的历史知识补足了某些阙简残文。很明显的例子是，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而杜预平吴归来获睹汲冢书及束皙等人重新整理时，就认为《纪年》起自夏禹。

不管是利用现有的知识补足正文，还是纠正、注解正文，结果居然出现了与所有整理者愿望相反的不幸——《竹书纪年》亡佚了。究竟为什么亡佚？什么时候亡佚的？这成了不解之谜。有学者认为，这很可能是文献整理带来的悲剧，出土文献整理，首先是要尽量保持它的原貌，其次才是独立的整理研究，而这种整理研究必须是可以随时区分于原件的。不能清醒地认识并实践这一点，只能为出土文献带来灭绝之灾。可能的结果是，整理者整理后，便以为原件不大有用了，所以亡佚。

现代史学家陈梦家先生曾经说：“纪元后279～281年之间在汲郡所出的《竹书纪年》，乃纪元前297～前296年所作魏国的史记。汲冢竹简的发现，和安阳甲骨的发现，就古史的材料而说，有着几乎同等的重要性。”《竹书纪年》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是魏国史官作的史书。

作为战国的古代史书，《竹书纪年》是最珍贵的资料，清代朱右曾就利用它校订《史记》，陈梦家、杨宽等复位战国年表，根据的也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已经成为重建战国年代学的主要依据。

《竹书纪年》对春秋史事的记载，大多与《春秋》相一致。除此之外，《竹书纪年》对晋代学术的影响也非常大。正是在《竹书纪年》整理研究的刺激和影响下，晋出现了大量史学著作，尤其是编年史，进而使史学的独立价值被发现，使晋代学术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史学最终从经学中独立出来。

《竹书纪年》被历代史学家所认可

《竹书纪年》在史实上的权威性，被历代史学家所认可，这从各部史书对其引用上可看出来。在很多史实上，它与较早的文字——甲骨文、金文的记载是一致的。

对春秋史事的记载，《竹书纪年》与《春秋》大多一致。如《竹书纪年》：“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春秋·隐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关于商周史实，《竹书纪年》的很多记载与甲骨文、金文符合。比如：“（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相合。但有些地方，《竹书纪年》与传统记载有很大不同，比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传统史书很可能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本着“为尊者讳”的精神而进行了改动，反不如《竹书纪年》的记载可信。杜预曾就《竹书纪年》所记“太甲杀伊尹”事说：“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

《竹书纪年》有关夏代世系的记载基本与《史记·夏本纪》相合，并且《竹书纪年》还记载了其他史书没有记载的夏代史事，如所记夏代各王的都邑，也比其他文献更为详尽。

《竹书纪年》可以与不同来源的资料多方印证，说明古史记载的可信度相当高。前不久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很大程度上就依据了《竹书纪年》。

与《春秋》相比较，唐代刘知几《史通·申左》认为：“至晋太康年中，汲冢或书，全同《左氏》。故束皙云：‘若使此书出于汉世，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挚虞、束皙引其义以相明，王接等取其文相证，杜预申以注释，干宝籍为师范。”

有专家认为，“杜预申以注释”一语，与史实略有出入。杜预在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三月平吴之后，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在《春秋经传集解》“始讫”，才在秘府得见汲冢竹简。杜预虽未以《竹书纪年》来注释《春秋》经传，但对《竹书纪年》和《左传》作了比较，他的结论是：“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传，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异于《公羊》、《谷梁》：知此二书近世穿凿，非《春秋》本意审矣！虽不皆与《史记》、《尚书》同，然参而求之，可以端正学者。”《竹书纪年》与《春秋》相近，尤其是《左传》，这是最可宝贵的国史！

杜预还敏锐地发现《竹书纪年》与《春秋》经传的差别。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有史官记录的史书，如晋《乘》、秦《记》、楚《俦杌》，鲁国的史书是《春秋》。但今本的《春秋》和其他各国史书不同，有着义理的说教在其中，这是因为今天看到的《春秋》是孔子改动过的《春秋》。孔子对鲁国国史《春秋》主要作了两方面的重要改动：起讫时间缩短在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因为其时“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在文字上进行了义理褒贬处理：“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者丘窃取之矣。’”对鲁国国史的义理化改动是件大事，所以孔子自己也心情沉重：“《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做《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门传授的《春秋》是有义理褒贬的，《左传》大量归纳了《春秋》书法凡例的文字以阐发经义。比如“凡”、“君子曰”、“书”、“书曰”、“故书曰”、“先书”、“故先书”、“后书”、“追书”、“不书”、“未书”、“不先书”、“称”、“不称”、“言”、“不言”等。

《竹书纪年》记载的“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而《春秋·鲁隐公元年》的记载是：“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左传》是：“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因为周王室并没有封邾子克为公，所以不能以公的爵位称呼他；但他毕竟是个尊者，所以称他为仪父。名实称谓事关礼制大事，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坏就坏在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不再被遵守。正名分、寓褒贬，这就是孔子的《春秋》笔法。

《竹书纪年》记载的“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春秋》同样也有记载，《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曰“天王狩于河阳”，不说“会诸侯”而用了一个“狩”字。河阳属于晋的领地，并不是周天子狩猎的地方。按照礼制，周天子去河阳会诸侯，是件大失体统的事，所以孔子用心良苦地选用了一个“狩”字，既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又维护了周天子的尊严。对此，《左传》的记载为：“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

所以，杜预说：“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可见，史官所记古史和孔门传授的《春秋》经传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春秋》经传担负着义理教化的责任，而包括《竹书纪年》在内的诸国史记只是历史事件的记录。

杜预敏感察觉的，就是刘知几、郑樵、章学诚所概括的记注和撰述的区别。

史学的独立自《竹书纪年》始

刘知几所谓“干宝籍为师范”，指出了《竹书纪年》对晋代学术的影响，即在《竹书纪年》整理研究的刺激和影响下，大量史学著作尤其是编年史的出现，史学的独立价值被发现，进而使晋代学术发生结构性变化，史学最终从经学中独立出来。

根据金文资料进行的西周职官研究表明，周代史官实际分太史和内史两类，内史承担单纯行政事务的文字工作，而太史则掌各种文书典册和学术。太史记史也有义例惩戒的目的，但直接来源引申于其推定历法、颁历告朔的职使而获知的所谓“天数”。

马王堆帛书《要》篇记孔子之言：“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所以孔子说“我观其德义耳”、“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儒家的要求是“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孔子《春秋》对史官记录的史书进行义理化处理，正说明儒家关注的是与天理同数的人德，即政治、伦理等关系社会人事的一面。孔子作《春秋》，是有意义有目的的撰述，其后的史学著作都强调有义理的撰述。

司马迁是世袭的太史令，掌天时星历，也讲“天数”。《史记》十二本纪，纪本自古史记注《竹书纪年》，十二纪之数仿《吕氏春秋》。《秦本纪》、《项羽本纪》本属世家，列入本纪：《十二诸侯年表》“谱十二诸侯”，而内容有十三国；《天官书》屡言十二星，而实际星数并非都是十二个，这些都是为十二这个“天数”。但司马迁作《史记》，有其撰述之志，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然而所谓“一家之言”，还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相符合。

秦始皇焚各国史书之后，“史官之废久矣”。儒家独尊的汉经学时代，儒家义理是根本要求，史学价值没有独立，只是经学的附庸。

东汉的荀悦对史学独立有巨大贡献，他不仅第一个建议设置专职史官，还写了汉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汉纪》，发凡起例之功不可磨灭。时人以“班、荀二体”来表明纪传体（班固《汉书》）和编年体（荀悦《汉纪》）这样两种古代最重要的史书体裁。正是在《汉纪》中，荀悦提出了“典经”这一概念，“经”是儒家经书，“典”则是指史志。荀悦指出“立典有五志”：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这就是荀悦“志”（意为记述）史的五条标准。儒家义理仍是史志的指导原则，但毕竟史志地位上升成为“典”。

《竹书纪年》的出现对晋代史学的独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出土古史整理研究热潮的直接刺激下，一下子出现了许多编年史著作，单就写晋代史言，就有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孙盛的《晋阳秋》、檀道鸾的《续晋阳秋》、干宝《晋纪》、陆机《晋纪》附《晋惠帝起居注》、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徐广《晋纪》、郭季产《晋录》、刘谦之《晋纪》、裴松之《晋纪》、王韶之《晋安帝纪》、刘道荟《晋起居注》，此外还有李轨及佚名的晋各朝起居注以及未明作者的《晋纪》遗文。大量编年史直接以“纪”、“春秋”、“阳秋”为名，表明是摹仿《竹书纪年》和《春秋》而作。实际上，《竹书纪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臣瓒的《汉书音义》、徐广《史记音义》，都采用了《竹书纪年》的材料；司马彪根据《竹书纪年》驳难谯周的《古史考》有122处不当，对于史学考据史料、辨伪考实都有很大的推进意义。

从干宝及晋代众多史家的著作中看，史书已经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目标和思想，史家也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服务于此的史书撰述方法。与史学思想和撰史方法思考的日趋成熟相呼应，魏晋时期大量史书涌现纪传体、编年体以及史注、实录多种著述形式；官家、私家修史大量出现；传记、谱牒、地志以及各类汇编，总集类的史料书籍盛行，中国史学终于独立。

负责整理“汲冢书”的荀勖是荀悦的族后辈，在荀勖为国家图书的编目《中经新簿》中，图书被分成了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书籍四部分类的产生，表明史学无论从其实质内容还是史书的书籍形式上，都已经彻底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完全独立的学术门类。荀勖的四部分类中，“汲冢书”和诗赋图赞同属丁部，表明这是按照图书插架的方便而作的图书分类，新近入库的汲冢书和有图的图赞被放在最末。到了南朝宋文帝时，儒、玄、史、文四门学的设立，更表明在国家教育的学科设置中史学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竹书纪年》的发现，促使了史学对于经学的独立，深刻地影响到晋代学术结构性变化的发生，而这种学术分类结构的变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走向更是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