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看待史可法？ 有人认为他死得固然壮烈，却辜负了国家？

扬州十日，史可法带领军民抗击清军，光荣殉国。他作为民族英雄，抗清名将，一直被后人纪念。扬州梅花岭，有一座史可法纪念馆，让后世瞻仰。

翻阅顾诚先生的《南明史》，却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史可法，他虽然死得很光荣，但对南明命运确实不负责任。

那么历史上的史可法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历史对他的评价这么高？

没有决断，丧失时机

一个典型的文人，机缘巧合被推向权力中心，可他没有抓住机会，给南明埋下了祸根。

崇祯元年（1628年），25岁开封人，史可法中进士，之后辗转各地平叛，与闯王斗过，做过漕运总督、巡抚，最终做到南京兵部尚书。

崇祯八年开始，他在自己所辖地与武将合作击退民变。虽偶有波折，终有所斩获，是明朝内部矛盾。

他前半生官场顺利，因为他是左光斗的弟子，并且有着良好的人品，被人称道。

但是提起史可法，却一直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战绩，他被人称道的是道德高尚、廉洁。

1644年，崇祯帝在北京煤山自尽，大明的中心开始转移到了南京。

立谁为皇帝，大臣们意见不一致。

当时有三个候选人：福王，桂王和惠王。

三个人中福王年纪最长，老福王朱常洵之子，崇祯帝的堂兄，居住在淮安，他的名声也比较好，有识之士也倾向选福王。

桂王，惠王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儿子，崇祯帝的长辈，不如朱由菘“兄终弟及”继承大统更为合理。

但是东林党因为争国本得罪了福王，因此以“立贤”为名，提议拥立潞王朱常淓，朱翊钧之侄。

拥立新君的问题上，原本有实权的史可法左右摇摆不定，他心里是倾向于东林党的意见。

史可法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

一直犹豫不决的史可法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在桂王和福王中选定一人，他们商议的结果是桂王。

马士英回到凤阳，得到消息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菘，他立刻改变主意，拥护福王。

史可法没有阻止弘光上位，也没有真的花力气拥立璐王。被对手强力推行，弘光上位，他就是默默接受。

在这样的环境中，史可法没有拿到拥立的大功，和弘光的关系也不好。最后的结果就是被排挤出了南京，离开了权力中心，由此失势。

可见史可法没有强硬的手腕，没有魄力，是不成熟的。在夺嫡中做事情非常保守，被排挤出弘光朝的核心。

错误国策，丧失国家

弘光朝，因为史可法的软弱让步，无法改变武将挟制朝廷，不思进取的局面。最终这些武将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乎全部叛变投清的局面。

南明政权的底子就没有打好，这归结于史可法当时没有果断的拥立福王继统，从而利用皇权稳定大局，这是重大的失策。

一个错误的国策就会葬送掉一个王朝，史可法就是一步错，步步错。

大明王朝初期，武将们可以左右朝廷，之后重文抑武，武将地位低下。崇祯朝武将们还不敢公然违抗朝廷。

但是南明因为史可法在定策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定策之功流落到武将手中刘良佐，刘泽清等败军之将手中，这些武将军阀操纵干涉朝政的局面已经形成。

开局已经错了，之后史可法实行的策略更是错上加错，他提出“联虏平寇”。

史可法没有搞清楚，自己最大的敌人是谁？

他还将大顺军队作为自己最大的敌人，居然幻想借助满清的力量消灭大顺军，然后再谋大业。

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与虎谋皮。

当时清军还未南下，弘光朝发兵北上，收复一些失地，不啻为一个进取的战略。史可法又怕触怒清军，影响他的国策。

还有一点，史可法虽是督师，却已是“失势悯墨”之人，既然无能力调遣节制，便只能东奔西走，修补平衡四镇的关系。

史可法一开始幻想与清军划江而治，崇祯十七年（1644年）七月二十八日多尔衮来信自称正统，不再承认南明的合法性。

史可法之前所坚持的国策，彻底被打破。但是他还试图通过和平谈判的手段，去改变多尔衮的想法，口气措辞极其软弱。

多尔衮是北方统治者，他之所以发生变化，是他明白了，大清没有南方就没有保证国家收入的财税；已经投降的官员部分是南方人，不希望自己与家人分离，于是建议尽快收复江南。

最重要一点，多尔衮发现南明弘光政权的软弱和不思进取的消极态度。

作为军事家，史可法督师江北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进展。

史可法驾驭武将，那些武将最终临阵倒戈，变成了大清南方的利器。

在风云激荡的时代，权力中心正义之士如史可法等，需要有杀伐果断的魄力，适当的孤注一掷以及超前的战略宏图，才能挽救或者至少继续延续朝廷的国祚。

但是史可法没有这样的能力。

顾诚《南明史》中指出史可法为南明的覆灭，埋下了致命的祸种。

不会指挥，消极保名

清军还没来之前，有些地方是可以先去收复的。史可法选择了最保守的做法，退守扬州。

督师期间，可以说是昏招百出，他的军事能力，实在一般。

他对自己节制的军队的掌控力基本等于零，武将军阀化，不是史可法可以控制的，但他没有做到有效的改变。

清军发难，兵分三路南下。在危急之下，困守扬州的史可法慌得六神无主，一日内军令朝令夕改、自相矛盾。

而他"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皆已降清）。

清军抵达扬州的时候，史可法其实已经是绝望了，不再做任何努力

身为最高指挥官，他放弃了指挥权，把事情丢给了手下人，然后自己在府里等死。

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

4月24日清军大炮到位轰塌城墙，不到一天扬州就失陷，史可法被清军俘虏后杀害。

扬州不过三日即破，同时期典史阎应元在江阴县坚持了八十三天，可见他的能力实在低下。

史可法缺乏魄力，担当，缺乏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史可法是一个文人，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这一点上，他和熊廷弼、王在晋相比，差了很远。

在熊廷弼眼中，武将只是他策略的执行者，史可法在战略上无法发挥作用，实际上依靠武将来解决战略战术问题。

史可法是晚明典型的知识分子，下笔动辄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平时凛然谈仁义，临危一死报君王。

他一生的亮点，廉洁、坚贞不屈。作为个人这些品质是优秀的，他作为官高则任重，身系社稷庙堂之安危，一心为了名声求死，将扬州的百姓陷于水火之中。

《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中评价道：“至若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

《南明史》评价：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