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9月8日,上海虹桥机场的候机大厅里热闹非凡,扩音器开始播出上海至香港923号客机开始办理旅客登机的通知。
在一男一女的带领下,一下子又涌入了43人男女混合的编队,从衣着打扮、谈笑举止看,这又是一批即将走出国门的宠儿。
稍做整顿后,只见那带队的男女,俯在一位女青年的耳边嘀咕了几句,并抬手指了指边防出境1号验证台。
随后,两人径自走向验证台,查验完护照证件,便消失在出境旅客人流中……
驻守1号验证台的中尉边防警官彭平,当然不会想到,从他眼皮底下出境的这对巴西籍华人季友菊、季友艺姐弟俩,早已对他守护的这座不足5平米的哨台,暗中进行了数次“火力侦察”。
不一会儿,一本咖啡色封面的中国公民因私普通护照递上了窗台,持证人:俞金华。
打开内页,细微的漏洞引起了彭平的警觉,经复验发现疑点愈深。其一、签证所显示的星和条纹有偏移;其二、巴西驻华使馆签证员个别笔述字母有误。
一本、两本、三本……四十三本护照,全部有相同的疑点……这批护照迅即转入技术检验,基本确定全属伪造,43人暂被扣留在现场。
虹桥机场边防检查站迅速通报外交部,外交部领事司派员当即与巴西驻华使馆联系,最后证实:巴西驻华使馆从未对这43名旅客签发过签证。
虹桥机场边防检查站奉命扣留43人,并当场宣布:43本护照全属伪造。
这一声惊雷从天而降,43人顿时目瞪口呆,继而发出一片撕心裂胆的哭喊,捶胸顿足,声泪俱下,有的则当场晕倒。
根据这批旅客提供的情况,武警边防官兵又迅速在即将起飞出境的飞机上,以组织他人非法偷渡越境罪嫌,扣留了季氏姐弟。
同时,边防官兵从两人的旅行包内,搜出了17万美金及60本中国公民因私出国普通护照,以及伪造巴西驻华使馆签证印章的作案工具。
一出偷渡大骗局就此曝光:这43人中,既有大学生,也有教师,还有工人、衣民。最大的44岁,最小的刚19岁。
他们有的在国外有亲戚,有的则举目无亲。但为了出国,他们付出的却是同等惨重的代价,有的则是倾家荡产的血本。
俞金华,作为季氏姐弟与43 名“出国者”之间的桥梁,她付出的代价比别人更大。
她在国外举目无亲,单是申办护照就费了很大周折,到处托关系找门路,总算结识了一位意大利籍华人,但此人并不愿做经济担保人,而是又把她介绍给了季友菊。
俞金华花了一大笔钱,总算办到了通过中国一一意大利一—巴西一—中国这一充满迂回曲折途径的护照,但随即又碰上了前往国签证的难题。
无独有偶,竟有43人碰到同一难题,一番交流后,经俞金华极力推荐,他们就把赌注押到了季友菊身上。
季友菊,浙江青田人,1972年她16岁时便从青田经澳门到巴西投奔父母,后与一位欧美血统的巴西人结婚,并生了一双混血儿女。
1987年季友菊回乡探亲,大概感慨于家乡的贫穷,她慷慨投资,支持家乡建设,一时美誉四起,甚是风光。
青田侨民众多,早日盼望出境合家团圆的大有人在。季友菊的出现无疑像一颗希望之星,求助她代办签证手续往巴西转赴巴黎、法兰克福、马德里等西欧国家的人,一时纷至沓来。
1988年,季友菊顺利的为祖籍乡亲办妥了两批出境手续,有130多人出境,她也从中获取手续费40多万美元。
如此这般,季友菊的名声大振,在信息瞬变的时代,她的影响不仅在青田邻近的温州等地传播,也波及到了西欧等国的华侨圈,慕名而至的人越来越多。
1982年获准去巴西定居的胞弟季友艺,见有利可图,竟不顾腿脚有疾,也从国外赶来与姐姐联系合作。
1989年2月,季氏姐弟委托青田同乡数人协助办理登记收费,一时要求办理签证手续的达 400多人。
然而到了1989 年春,巴西驻华使馆因故暂停签证,做梦也想出去的“出国迷”却蒙在鼓里。
季氏姐弟感到这是大捞一把的时机,即在国外策划了一番,于当年7月再度回到青田,并声称行情有变,费用每人增至8150美元。
虽然多数人对如此行价望而却步,但还有200多人上钩。
季氏姐弟随即搞到一批乌拉圭使馆的签证,因护照申请国巴西与签证国乌拉圭不符,在浙江省公安厅换出境卡时,未获准放行。
于是,季氏姐弟决定铤而走险。他们在国外伪造了一套巴西使馆的签证印章,印制了税款贴花带入境内,分别在北京东方饭店、上海青年会宾馆,伪造了一批巴西驻华领事馆的签证。
季友菊在8月下旬,先去香港订购了巴西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机票45张,然后,又对虹桥机场边防出境验证现场作了侦查,随即通知首批交足费用的43名乡亲到上海集中出境。
鱼目岂能混珠。自以为天衣无缝的季氏姐弟,最终还是栽在了边防官兵手下。
但是,事件酿成的悲剧大潮远没有平息。经过缜密侦查,季氏姐弟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面对建国以来罕见的涉外案件,检察官们陷入了深深思索:
首先,是被告的国籍。季友菊姐弟为旅居巴西籍华人,但在季友艺的赃物中,却发现了两本护照,一本是中国的,一本是巴西的。
那么,必须弄清他的中国籍和巴西籍问题,以免引起外交事件,以至损害国家的尊严。
再者,案件中涉及的220名受害人,要求代办签证并付了定金,其中的43人按每人8150美元交足了费用。
那么,季友菊姐弟收到的82,77万美元,1.757万兑换券和15.4193万人民币哪去了?
这220名受骗上当者,20%的钱是侨眷赡家侨汇;30%是向亲友借款;15%是以房屋抵押向银行贷款;30%是借私人高利贷;5%是变卖了家产。
石头村一个叫季雪媚的女孩子,瞧着别人出国,眼热心切,父母咬牙借了月息5分多的3万元的私人高利贷,每月利息就得1600多元。
黄粱美梦醒来已晚,债主天天上门逼债,走投无路的季父一扬脖,吞咽了一瓶剧毒农药,幸亏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
与国外有关联的侨胞纷纷沮丧哀恸。旅法华侨杨水品从国际长途电话中得知消息,悲愤地吐出“10年苦工的血汗”,便当时昏倒在电话机旁。
看看这件案子引发的悲剧,就可想而知对海内外有关区域和人士所产生的影响了。
国籍问题涉及到国际交往和影响,必须澄清,避免误会;被骗巨款,关系到此案证据,必须追回。检察官们夜以继日展开追查!
首先,季友艺在1989年8月最后的一次出境时,是持用中国护照;而案发前的最后一次入境时,却持用的是巴西护照。
时间相隔如此之短,护照却一红一绿,一本中国一本巴西,这个疑点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
同时,在季氏姐弟拘留期间,巴西驻华使馆曾派员来上海探视,但巴西使馆外交官员坚持只会见姐姐季友菊,而拒绝会见季友艺。此探视之举,有否认季友艺巴西国籍之嫌。
与此同时,国内某通讯社在一篇统发稿中称季氏姐弟均为巴西籍华人,巴西大使馆获知后迅即与国内联系。
1989年10月9日,巴西驻华大使馆照会我国外交部指出:据巴西边防和海空警务局通知,季友艺被捕时所持编号为CC296.297的护照,是签发给巴西公民桑托斯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指示:务必查清季友艺的国籍。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二处副处长戴国建,和助理检察员同沈新康直赴北京,在外交部、公安部咨询查证,排难疑虑。
经公安部最终查实:季友艺所持巴西护照是伪造的,他的中国国籍并没有丧失。也就是说,季友艺将以旅居巴西的中国侨民身份,成为案件的第一被告人。
季友艺国籍归属问题水落石出后,巴西驻华使馆二等秘书阿尔瓦雷斯女士专程赶来上海,代表巴西政府对中国司法机关实事求是查清问题表示感谢,并表示理解中国政府对季友菊所采取的措施。
但此时,巨额钱款的下落依然未明。从1990年3月到7月的120多天,检察官们马不停蹄,围绕流落境内外的巨款,展开了一次次艰苦的追踪。
1990年3月11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淮海路办事处,根据线索与西班牙银行交涉办理托收60万美金。然而仅隔一个月,卢森堡分行发来电传称:此银行账户内无这笔存款。
又是一番周折,查清大洋彼岸的提移根源,检察官唇枪舌战,苦口婆心,在国际长途上终见分晓。15天后,60万美金现钞开具被欧洲知情者兑现退赃,完璧归赵。
不过,波折仍在起伏,上海边防机关查获季氏姐弟时,查扣下17万美金;海关扣下45张香港至巴西的飞机票,总额60万港币;另有上海至香港的总额为5万多元的中国民航机票款。
依据案件的特殊性,中国民航深明大义,积极协助各有关部门,45张中航退票金额顺利追回;而60万港币则陷入窘境。
公安机关在侦查此案时,曾专门派员赴港,就退票事宜与巴西航空公司联系,因票面注明“不得退票”,未获成功。检察官积极斡旋,几经联系多方交涉,终使巴航退票。
77万美金,以及机票款全部追回后。上海检察官风尘仆仆赶往青田,发还工作一个不漏,受害者最终拿到被骗款数95%的钱款。
面对人民检察官,受害者林寿昌“扑通”跪倒在地,脑袋在石板上磕得咚咚直响;季老汉及女儿季雪媚双双跪在检察官跟前,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1990年10月13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鉴于季友菊、季友艺有悔罪改过表现,并积极退还收取的出国费用,依法酌情从轻处理:
季友菊,被判处有期徒刑l年3个月,罚款5000美元;季友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款5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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