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中西三千年文明之异的根源

作者：许倬云（1930年7月生）

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谈到中国和欧洲的古代文明发展，就不得不谈到今天所谓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的差别。最近二十年来，人类学界出现“非洲人种扩散论”，认为现在世界各地的人类都是最后一拨儿从非洲往北移动的人种的后代，称为“现代人种”。这一理论最受质疑之处是：本来在这些地方居住的其他人种，究竟到哪里去了？

在古代，人类掌握的工具不可能造成灭种的灾害。假如这些在各地居住的原来人种并没有被消灭，而只是和最后一拨儿非洲北上扩散的人种混合，那么，我们只能说，所谓“现代人种”也不过是许多人种之一，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其他人种。

一、亚洲和欧洲人种，都是“现代人种”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忽视，欧洲早已有人居住，如尼安德特人。这一古代人种并没有消失，人类学家细密地研究人类基因，实际上已经在欧洲人中找到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尼安德特人曾和来自非洲的所谓“现代人种”同时在欧洲居住，最后，两者混合为欧洲的土著人种。

回过头来，看看东方的中国。中国考古学在古代人种的基因方面，还没有太多的新研究。从“北京人”到近来出土的“许昌人”，中国有不少古人类的发现。经过体质人类学的解析，发现这些古代人种之间有相当可见的承袭迹象。


1920年复原的尼安德特人模型，现藏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

尼安德特人曾与来自非洲的“现代人种”同时在欧洲居住，最后两者混合为欧洲土著人种。

最近，又有对两万年前的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研究，他们是存在于现代亚洲大陆和海洋岛屿的民族。丹尼索瓦人的遗骸是2008年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阿尔泰山底下的一个洞穴中发现的，经过德国科学家所做的基因研究，肯定了这一种人乃是亚洲古代的人种。现在，基因研究学者已经从若干亚洲人种基因的选样之中，找到了丹尼索瓦人的基因。

亚洲大陆上的古代人种成分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将来找到的结果可能和欧洲现代人一样——亚洲古代人种基因也保留在今天的亚洲人身上。这种解释的方向是人类的多样性。来自非洲的“现代人种”，往北方的欧亚大陆扩散；居住在各地的人群，各有其演化过程，又有不断迁移过程中的分分合合以及因此而生的基因扩散。也就是说，欧洲、亚洲各地的人类，确实会有相当的同异。总之，我想可能的情况是，亚洲和欧洲的人种是有一些不同，但都是“现代人种”的一部分。

二、欧亚文化的不同，根源于旧石器时代

回到古代文化本身的特色来看，亚洲和欧洲，都从旧石器时代的采集和渔猎生活，一步步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定居农业。仔细比较这两个地区的发展形态，我们也能看到其间相当不同的发展途径。两者的差异，决定了后来文化发展的不同形态。那些影响发展方向的因素，可能到今天还存在于两个地区。不同的人群，身处不同的自然环境，会各自发展相应的行为模式和社会结构。我们也许可以借用生物基因的观念，称这些特质为“文化基因”。

以中国而论，在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程里，有所谓的中石器时代，亦即以渔猎、采集为生的阶段。中国的考古资料中，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区隔，整个过渡是和缓的。新石器文化是距今七八千年，甚至一万年左右的时候出现的。那时，亚洲东部的中国，北面发展了小米种植的农业文化；南面，也就是长江以南，发展了稻米种植的农业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很快各地都发展出了发达的新石器文化。

在新石器文化的前一个阶段里，也许我们可以说，距今九千年到七千年的时候，出现了几个发展得非常复杂的新石器文化，如仰韶文化。今天我们也许不必用“中原仰韶”来涵盖其他地区，我们要注意的事实乃是在新石器文化前期最鼎盛的时代，中国这个地区至少有五种高度发展的文化形式出现。

在中原一带，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期间，已经出现了相当大型的村落，每个村落人口为数不少，并且小米农业相当发达，象征着人类文化面貌的陶器也有了非常精美的彩绘。村落之中，也有相当多的防卫设施出现。当然，地区性文化会呈现出个别独特的面貌。村落之中，已经有富贵与贫贱的差别——表现于墓葬，实际上已经是相当复杂的社会。中原新石器文明的前半段，虽然复杂，但没有特别引人注目之处，彩绘的陶片相当精美，烧制技术也不错，然而并未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

沿海一带的情形可就不一样了。最北方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有非常大的聚落，聚落与聚落之间阶层关系复杂。红山文化的玉器，在今天的玉石市场上还可以当作精品看待。红山时期的女神庙和领袖墓葬都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特色是以高温烧制的黑陶，黑、亮、薄、精美。在大型墓葬之中，与黑陶共同存在的其他器物中，也有非常精美的骨制品。大汶口文化还出现了文字，我们今天固然还不能解读这种文字，但它是文字这一点不容置疑。大汶口聚落的范围非常庞大，一个大的村落所占的面积和墓葬的规模都表现出这个聚落人口众多，可能不下千数。村落内部阶级分化，贫穷与富贵之间的差别明显。

再往南走，在浙江宁波、绍兴地区，出现了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与其前身河姆渡文化有相当紧密的关系，并延续了数千年。良渚文化的特色是出现了“玉琮王”，其切割之细、雕刻之精美，令人惊叹。还有很多人工堆积的土山，显然是一些礼仪建筑——也许是祭祀上天的祭坛，领袖们的墓葬就在这些土山下。良渚文化扩散的范围极为广大，从今天的浙江到苏北，这些土山处处可见。

神人兽面纹玉琮王
1986年出土于浙江省余杭县反山12号墓，其切割之细、雕刻之精美令人惊叹。

往中部走，今天的湖南、湖北在当时是广大的湖沼地区，内陆湖广袤如海，这一地区的古代人类发展了种植稻米的农耕文化。其最盛的时期，就是所谓的石家河文化，不仅有许多复杂的村落出现，而且有广阔的遗址，中心城市周围有十来个次要的卫星城市，城市遗址的面积竟有数百万平方米。

这些大规模的新石器文化，达到了一定的文化高度和复杂程度，共存于亚洲大陆的中国。它们共同的特征是都超过了渔猎取食的阶段而进入农耕社会，村落分布相当密集。就考古而言，最发达的地区在陕西到河南一带，包括黄河以北的山西部分地区，在这广大的范围内，现已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和后期的龙山文化遗址为数过千——这个分布密度是相当可观的。那时，中国的古代人类，都已经发展出了有相当高度的农业生产方式。

三、中国原始部落的崩溃与蜕变

在距今四千年多前，也就是公元前两千多年，亚洲大陆骤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我们今天还不知道，总之，中国沿海的三大文化和华中地区的石家河文化都忽然衰败了：村落缩小，人口减少，文化水平降低。虽然一度出现文化转移的现象，但是似乎都不太成功。譬如，良渚文化向北推，大汶口文化向南推，江苏受到了很多混合的冲击，但似乎都不能挽回颓势。

这种文化衰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可能是气候，但那个时代的气候并没有太剧烈的改变，天气是冷了一点儿，但为什么受同样气候影响的其他地区，却没有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呢？另一种解释是：这四个文化，都出现了精美的礼仪用品，并且都具有复杂的社会结构，也许正因为社会结构上下差距太大，上层的统治阶级以礼仪设施的建设与制作夸耀权力，如高高的土山、精美的玉件、难以烧制的黑陶等，过度消耗了人力与物力，导致社会崩溃。

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中原文化，比如庙底沟二期文化，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人口依旧众多，生产力也并没有衰退。这一文化的脱颖而出，可能为建立后世中国以中原作为发展中心的传统奠定了基础。庙底沟文化时期，渔猎采集的色彩还很浓厚，而庙底沟二期文化，却是相当纯粹的农业文化。西起今日的关中，东至河南东部，在这一条窄长的地带，沿黄河边上拉下来的古代文化，奠定了日后中原文化的核心。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古代文化逐渐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夏、商、周三代中，夏文化所在的地区，正好和庙底沟中期最东边的二里头相近。今天的二里头遗址是一个相当宏大的聚落，聚落结构也很复杂，显然已经超越了农业村落，可以称得上是古代国家的首都了。合理的推想是，中国新石器文化逐步发展，从星罗棋布的农业村落逐渐融合成为几个大的文化区，终于形成中原庞大的核心地区。在这里，中国夏、商、周三代传续；也是在这里，发展出了国家形态，从原始的部落一步步发展成商代大规模的王国以及西周封建体制的王国。整体的发展过程，是内聚，是融合。这一地区面对的外来文化干预不大，外来的移民也不多，这是土生土长的文明体系。

四、欧洲古代文化不同的发展轨迹

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遵循了另一途径。欧洲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化其实是西亚地区两河流域和北非埃及地区文化的移植。在两河流域，公元前一万年左右，就已经发展出麦类的种植；紧接着，尼罗河地区也发展出以尼罗河灌溉为主的农耕经济。两河流域与埃及的古代文明驯化了今天人类食物中的很大一部分——动物中的牛、羊、骡以及植物中的麦类、豆类、橄榄，都在西亚和北非为人类所用。今天的欧洲，要到公元前六千年左右，才有一批批来自西亚的移民进入此地。他们和当地原来的住民聚落接触，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聚落形态。

欧洲的村落长期地保持了渔猎和采集文化的特色，在欧洲新石器时代的前期，中石器文化的特色延续甚久，那些细小的、尖锐的石件镶嵌在木棒和兽骨上，以作为猎具和武器。细小的钓钩、渔坠，都长期保留在欧洲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之中。

在中国，新石器文化没有维持多久，石制的农具就占了器物的主流。耕种用具，像今天的耜、铲、锄、镰，在中国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随处可见；在欧洲，却是要等到西亚文化的因素经由移民带入欧洲之后，才显著增加。

在公元前五六千年，巴尔干半岛地区出现了这一西亚文化的因素，一步一步向西发展，经过两千年之后，到公元前三四千年，才到达大西洋边上。而且，这些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欧洲村落，都呈现一个特色：位于道路边的村落农业发达，但位于道路两侧山边上的村落，渔猎和采集的色彩还是非常浓厚。语言学家认为，欧洲交通路线两侧的偏远地区，今天还存在着一些古代语言的遗迹，譬如，巴斯克语这一古老的语言，不仅存在于南欧，也存在于法国。

也就是说，欧洲的发展似乎是两种文化的叠合——在古代文化的基础上，加上一层西亚、北非农业文化的影响。这些文化的传入可能是移民带入的观念扩散的结果。欧洲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形态，呈现出与中国迥然不同的面貌：农业文化是外来的，取代了渔猎、采集文化，而在边缘地区，还有原有文化残留的痕迹。欧洲的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形态，不是内聚型的融合，而是外来者的取代和演变。在人类饮食文化的演进史上，没有一种动物或植物食料是在今天的欧洲驯化的。

欧洲对农业的发展本身并没有原创性的贡献，而是经由外来文化扩展和移民造成的影响，才进入农业生产社会。

让我们回想你我儿时读过的故事《小红帽》：小红帽要穿越森林，才能到达林中的祖母家，她一路采集林中可以找到的莓类水果带给祖母，却碰到了等候在此的大饿狼。这个故事反映出，欧洲长久保留着采集文化的生活方式，甚至到了中古时期，欧洲的村落还保持着林地、牧地和农地三种生态。时至今日，欧美饮食仍以食肉为主，采集的蔬菜和水果为辅——沙拉是采集来的，烤肉是猎来的或牧养的食物。旧日中国的一般百姓，平时不轻易吃肉，基本以素食为主，只有在重大礼仪的场合或是富贵人家才有荤腥食物。中国农村没有林地和牧地，只有农田、果园和菜圃。

从这些对比中可见，中国和欧洲在古老的文化发展阶段就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也经历了不同的过程。两者的汇合，要等到近代才显然可见。从古代到近代，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之间经过间接的交流，不断地接收着彼此的信息，但是，两者依然有着巨大的差别，两个地区的文化，自古以来“走”着完全不同的方向。

五、印欧族群扩张的砝码——马

欧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是当地的一些民族在接受了两河流域的农业文化以后发展起来的。前面已经说过，新传播进来的农业文化，在大陆上逐渐向西发展，花了将近两千年的时间，才将欧洲大陆转化为一个兼具渔猎采集和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地区。现在我们要叙述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的发展。这个故事，要从驯养马匹说起。

人类此前已有畜牧的生产方式，将牛羊类等温驯的动物驯服，在人类的控制下繁殖，为人类供给食物、衣服甚至生产用具。但当牛羊活动范围内的食物不够时，牧人必须有能力驱赶牲口觅食。畜牧社会要转变为游牧社会，条件是要有马匹的驯养。马身体壮健，奔走迅速，性情温和合群，也服从指挥。

人类驯服马匹的历史发源地，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找到的依据，几乎都指向亚欧大陆交界的地区，就是今天中国西北侧土库曼斯坦等五个内亚小国。再往西走进入欧洲大陆，高加索山以南、里海以北是个优良的牧场。根据目前所知的证据，大概公元前四千年，人类已经开始驯养马匹作为劳动力，而不是作为食物。这个地区在全球气候比较温暖的时候，水草丰美，也不受蒙古高原冷气团的影响。因为此地在蒙古高原的西面，东北风不会吹到这里，西北风带来的乃是波罗的海地区比较湿润的气流。总而言之，这个地区的天然条件，为居民驯养马匹创造了优良的环境。

大约公元前两千五百年，人类就发明了用马拖动的运载工具。原始的马车是载重用的，人们也曾用牛、驴来拉车，轮子也是原始的两块大圆木，车子也不是很大。公元前两千年左右，马拉的轻车已经成型了。快速的马车使该地区人群的活动范围扩大了。

前面说的地区，我们认为，就是高加索人种的繁殖之地，其中重要的一支——雅利安人，使用的乃是印欧语系。这些有马拉战车的印欧民族，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开始向外扩张。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亚欧大陆的气候开始进入小冰期，气候寒冷，本来水草丰美、足以繁殖牲口的地方，不足以维持那么多的人口了，于是这些人必须向外移动。

距今四千年左右，似乎亚洲大陆各地都发生过一连串的事件。东方的部分以后再说，我们先说西方的部分：印欧语系的高加索人种陆续迁移，延续约有一千年之久。往南，他们经过长长的中亚走廊，奔向南亚，跨过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次大陆，一拨儿又一拨儿地，后来者覆盖前一拨儿的移民层，造成后来印度复杂的阶级社会。

不过，南亚的故事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之列，此处要论述的主要是他们向西方的拓展。印欧民族向西发展的路线，一条是经过里海、黑海进入地中海，另一条是在黑海以北向西开展。顺着波罗的海的南岸是一条路，顺着地中海北岸是一条路。在这两条路线上，印欧民族也是一拨儿一拨儿地向西推进，花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最后一拨儿大概到达了今天的爱尔兰。

我们此处所讲的历史事件，乃是向南的一拨儿，亦即经过里海、黑海到地中海东岸的一支。这一拨儿印欧族群的扩散，在古代历史上留下了几次重大影响。在两河流域，他们建立了国家，如赫梯（西台）、米底，都是印欧民族重要的据点。他们曾经攻击过两河流域的城邦。他们引进了战车，亚述帝国也因此兴起。更往南走，喜克索斯人进入埃及尼罗河流域。从公元前18世纪到公元前15世纪，喜克索斯人征服、统治了埃及。他们带来的马匹使埃及人十分恐惧，因为南方的埃及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动物，它们行动迅速、喷气如烟。

六、印欧民族的统治形态和对中、欧的不同影响

在欧洲历史上，这些印欧民族的迁入，标志着欧洲终于成为雅利安人的天下。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他们之中有一个族群进入希腊半岛，往南推进，在希腊半岛建立了许多城邦。还有一些人在半岛的“尖端”，放下马车，驾驶快速的长船，成为海上民族，攻击地中海东岸的许多城镇。这些民族，无论是乘船的还是乘马车的，都在地中海东岸小亚细亚区域（安纳托利亚）建立了许多城邦。这一批印欧民族进入希腊以及小亚细亚等地，是欧洲历史开始的重要标志。

下跪祈祷的亚述国王，亚述帝国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一世（Tukulti-Ninurta I，？—约前1208）宫殿中的雕刻
马拉战车的印欧民族，公元前两千年开始向外扩张，亚述帝国即因此兴起。

早期欧洲历史的重要部分——希腊文明，是这批印欧民族在原来的迈锡尼文明、米诺斯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希腊城邦制度在今天被视作民主政治的原型，其实真实面貌并非如此。两河流域早就有城邦，乃是中东古代居民的宗教和商业中心；希腊半岛上的城邦，则是征服民族建立的堡垒。征服者的战士们据守城堡，他们的奴隶也居住在城里，城外则是被征服的土著族群居住的地区。城邦的公民乃是战斗部落的战士，凭借军事民主制集合为战斗体。

军事民主制乃是战斗部落发展出来的选举领袖的机制。在亚洲大草原上，东奔西突的战斗部落，早到印欧民族武装移民，晚到蒙古人遴选大汗的部落聚会，都由战士们推举出最能干的领袖，带领他们作战。这一机制的本质乃是战士们共同决定战斗部落的事务，其中并没有深文大义，也谈不上尊重人权。希腊城邦里，有投票权的公民人数不多，奴隶和被征服的土著佩拉斯吉人没有参政的权利。这些城邦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理想的民主政治体，而是战斗部落的战士们组织成的具备有效攻击力、共享掠夺成果的族群而已。

印欧民族的发展，往欧洲西部迁移也是如此过程，那些故事随后再说。尤其是在公元前后三四百年间，所谓蛮族入侵的时代，又见印欧民族大规模移民的现象。因此，欧洲的历史，就是一个外来移民武装开拓的故事。靠掠夺、占领和征服，移民取得了大部分欧洲的土地，他们终于遍布欧洲大陆，将欧洲转化成白人的大陆。后来，领主据有一片土地，属下战士统治了一群农民，这些农民和领主及其属下战士往往不是同族。

前面说过，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以交流接触和融合构成更大的文化体的过程，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两者呈现出不同的演化形态。新石器文化时代以后，中国的发展使农村居民安土重迁，因此容易形成文化核心。而欧洲的传统则是战斗部落统治土著居民，战斗部落一定要保持长期的战斗精神。战争、掠夺和占领，使印欧民族治下的欧洲社会具有强大的进取心和积极性。他们对于提升战斗技术的执着，可以从欧洲奥林匹亚的传统中看到：奥林匹亚大会乃是希腊地区印欧民族定期举行的竞技聚会，是为了考验武士们的武艺，并不是为了娱乐。这种尚勇好武的传统，一直到今天仍是西方社会和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农业社会的生活缺乏这一诱因，没有发展出同样的好武精神，也没有经常迁移和掠夺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迁移都是从北往南——北方的强悍民族进入中原，而中原的民族往南移。这个情势与西方印欧民族的攻击性和扩张性，有相当大的差异。

再回头说到印欧民族发展的马拉战车文化。马车在东方出现，同样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中国也曾经有过牧养牛羊的生产方式。

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今天的内蒙古大草原上，从西到东都有过相当古老的细石器和新石器。在今天的河套一带，曾经有过朱开沟文化，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或一千八百年）到公元前一千两百年之间，势力相当强大。根据早期周人的传说，他们曾经生活在牧养文化圈之内，然后脱身南移，进入今天的陕西，发展成西周的农业文化。

从《周易》中的传说来看，殷商的祖先曾经在河北的冲积平原上和当地的牧羊人相处。他们的生活，也是以放牧牛羊为主。王亥——商人的祖先之一，就曾经为了争夺牛羊群和有易氏的君主发生过冲突。但不管朱开沟也好，河北地区的古代有易国也好，都不像是游牧民族，他们都没有进行过远距离的迁移。

战车传到中国，必定有其影响。传说从夏代开始造车，但是至今还找不到证据加以证实。中国商代的战车和西亚、埃及的战车，基本结构相当类似。商代能够建立庞大的王国，建成这么巨大的政治体，统治中原数百年之久，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有了青铜，也有了战车。西周兴起于西边，一个不太大的民族，居然能够击败“大邑商”，成为中原的主人。从交战经过来看，西周用的革车，似乎是当时相当特殊的战斗工具。西周能够以数百辆战车击败为数十万的殷商步兵，应当也是由于特殊武器的优势，包括战车，也可能包括铁制的长剑——这些都是后话。

七、商业传统成为中、欧统治形态差异的原因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印欧民族往南冲、往西冲，为什么没有往东冲呢？地形的限制可能是一个大的因素，因为内亚地区往东走基本上不是崇山峻岭就是沙漠地带，不宜居住。据历史记载，汉人和匈奴对峙的时候，曾活跃在今天甘肃一带的大月氏，可能就是印欧族群建立的国家。匈奴和汉帝国对抗的时期，大月氏往西迁移到今天的阿富汗一带。这个故事说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不向东发展，不一定是不愿意，而是地形的约束使他们宁可向南、向西发展，最终造成全欧洲的印欧化。

当然，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印欧扩张，地中海东区为最重要的范围，欧洲大陆上蒙受的影响还并不显著。欧洲大陆广泛的印欧化已如前述，应该是在公元前后三四百年，大规模蛮族入侵的时代才完成。无论如何，欧洲长期继承了战斗部落的文化特质——这也是他们的文化基因，使得他们不断扩张，永远“进取”，相比中国呈现的安定和内敛，的确有显著的不同。

希腊的许多城邦和希腊北部的一些其他王国，长期各自独立，集合为多元的群体，却没有构成一个大帝国，马其顿王国兴起，才将整个希腊世界统一为亚历山大的帝国。数百年之久，这些邦国紧密联盟，一致对外。除了希腊半岛上的许多城邦外，连小亚细亚和黑海沿岸的印欧民族城邦，也都团结在一起，共同抵抗外族。

传说中，许多城邦联军曾经共同攻打特洛伊，这就是《木马屠城记》（《伊利亚特》）的故事。他们也曾集合希腊城邦的力量，共同抵抗两河流域东边出现的波斯大帝国，从而使地中海东岸没有被波斯帝国吞并。希腊城邦不断殖民，在地中海东岸，包括意大利半岛和非洲的北岸，都有其殖民群建立的城邦。这些殖民地和母国亲密得像一家人，但并不受母国的直接统治。这种殖民的统治形态与东方王国扩张之后归入宗主国统治的形态很不一样。

欧洲人根据特洛伊故事绘制的镶板画
特洛伊王子诱拐了斯巴达王后海伦，从而引发了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最后，希腊军队利用木马计，攻克了特洛伊城。

追究根源，我想，这种殖民的城邦学习了两河流域古代城邦的传统——以商业为主，是商业的据点，不是领土的扩张。两河流域古代的城邦，从两河的下游开始，发展成为一个个商业和宗教中心，增加了商业活动的内聚性和团结力。城邦是一个庞大的商业活动集合体，他们集合全城邦的力量，取得远方物资，然后转运贩卖，获得利润。希腊城邦和他们在东地中海的殖民地，大多是商业活动的重要据点，让非洲、西地中海的物资经过这些商业据点的转运、贩卖，谋取利润。今天考古所得，东地中海古代沉船都载运了商品。前面所说的海上族群，在快速行驶的长船上，两排水手奋力划船，这些快船既可以运送货物，也可以作为攻击、劫掠的战具。

远程的商业活动、殖民组织以及繁密的交通网，这些特质在欧洲的发展史上成为一个长期继承的传统。在近代的世界，大英帝国的扩张又一次呈现同样的例证。因此，如前面所说，从开始用马拉的战车到部落移民，终于扩散到整个欧洲，这个古代重要的民族扩张事件，形成了欧洲文化传统中几个很重要的文化特色。

对比中国古代的面貌和欧洲印欧化过程中发展的面貌，我们看到，其间各自保存的传统，终于在后来两三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分道扬镳，各自发展相应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

本文选自许倬云著《三千年文明大变局》九州出版社202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