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投降的日军少尉，流落在东北当土匪

1944年3月，21岁的中村义光和当时众多的日本青年一样，参军入伍成了一名日本兵，隶属东部十七部队。

一个月之后，他被送往伪满洲国，转属“满洲四四八部队”，当年7月，他成了关东军甲种部队的一名候补兵。入伍一年后，中村义光作为见习士官转入“满洲三七五二部队”。

当时关东军的防御对象是苏联红军，部队官兵天天进行严酷的训练。到日本投降之前，22岁的中村义光已经成了一名陆军少尉。

然而战争已近末期，日军在各主要战场连连失利。很快，未曾打过仗的中村义光，在吉林迎来了日本投降。

早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前一星期，有两三位当差的本地中国人就说“日本要失败了”，并逃离了连队。连队里长期以来同甘共苦的朝鲜籍士兵，也声称“不再服从日本军官的命令”，态度也强硬起来。

中村据此推断当时“满洲国”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当中，存在着敏感的情报系统，唯有日本人被晾在了一边。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位于吉林省境内中村义光所在部队的大部分官兵向苏军交出武器，后来被押往西伯利亚服苦役。

但是，对于年轻的中村义光来说，向苏军投降是无法理解的。长期以来的艰苦训练是以苏军为敌手进行的，现在敌人来到了眼前，怎么可以不战而降呢？

而且，和中村义光一样，持类似想法的日本官兵有八十多名。但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他们不能擅自向苏军开战。

怎么办？跑吧！

8月15日黄昏，八十多名日本兵告别主力部队，携带武器离开驻地，向朝鲜方向逃去。他们计划从旧满洲的东宁地区进入朝鲜，然后从朝鲜半岛返回日本。

然而，苏军的进驻比他们预想的快得多，前行途中的主要村落都有苏军的游动哨，当年备受压迫的中国人、朝鲜人现在也都用冷漠的眼光看着他们。

白天的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夜间行动又不敢生火做饭，只有忍耐。更为糟糕的是，在无法回避的情况下与苏军小股部队打了几场遭遇战之后，兵力和武器弹药损耗殆尽，活下来的人包括轻伤员，只有十几个了。

这样，他们逃往朝鲜的幻想随之破灭。

几个领头的商量之后，十几个人便沿朝阳川、三道沟方向前往安图，因为他们估计安图应当有日本开拓团，到了那里会有办法。

为了安全，依然是尽量昼伏夜行，并且尽量在山里走。但山路难行又不认得路，有时候跌跌爬爬地走一天，只能走二十几公里。有时候辛辛苦苦走了半天，不知不觉中又转回到出发地点。

这样在山里转来转去，随身携带的干粮全部吃光。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吃野葡萄解渴，啃田里的生玉米棒子充饥。所幸夏秋之交的东北黑土地上，最不缺玉米棒子。

逃亡二十多天之后，十几个人终于在9月中旬到达安图。正如他们所料，这里有日本的开拓团，那是来自日本富山县的新川开拓团。

但边远地区的开拓团也没有逃脱战败国国民的命运，他们同样面临着严峻的生活考验。

本来，在战争结束前，他们的收成大都被征收；日本战败之后，本地人又抢走了他们仅有的一点粮食；苏军到来，又将像样的家具悉数掠去。

于是，开拓团原有的三个村落集中为一个，躲到山里最偏远的村落一起生活。几天后，村里应征的男人们三三两两逃了回来，可是家里粮食严重不足，他们只好到被当地农民夺回去的田里捡庄稼，几个男人还到地主家去打短工，挣口粮。

尽管如此，开拓团的人们还是接收了这十几个单独行动、饥肠辘辘的日本兵。

然而两个月之后，随着冬季到来天气开始变冷，这里的生活也更加艰难。某一天，中村义光便和来自九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北川商量出路。

中村认为，为了减轻开拓团的负担、使团员们的生活能够维持得长久一些，他们应当离开这 里，投奔在六十里外大蒲柴河山里当土匪的日本兵，这样才能安全过冬。

于是，这十几个日本兵离开了开拓团，前往大蒲柴河。

盘踞在大蒲柴河的日本散兵本来只有二十多人，以帮助周围村里的人干农活维持生计。

后来，散居在周围山中的三三五五的日本兵，眼看着冬季来临而自己缺吃少穿，听到消息便往大蒲柴河集中。中村一伙十几个日本兵去入伙之后，那里的日本散兵达到八十余人。

领头的名叫高桥干雄，本是日军“满洲第五部队”直辖的特务，军衔为大尉。他和当地的土匪头子张永胜结伙，以“维持社会治安”的名义鱼肉乡里。

张永胜的手下有土匪约六十名。这伙“中日合璧”的匪帮出动的时候，许多六匹马拉的大爬犁鱼贯而行，爬犁上架着机关枪、掷弹筒，匪兵也坐在爬犁上，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小股苏军部队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平民百姓更是闻风丧胆、四处奔逃。

袭击村落的时候，训练有素的“高雄部队”负责压制村民武装的火力，张永胜手下的小喽啰们则负责抢粮抢衣抢酒肉、牵猪牵羊。

这里吃喝不愁，中村他们的生活也安定下来。

但让这些日本兵们受不了的是，东北的冬天特有的严寒。原来他们逃跑的时候是夏天，身上穿的衣服本来不多，到了冬天只能和当地人一样穿起大棉袄、往鞋里塞乌拉草御寒。

由于缺少换洗的衣服，他们身上都生了虱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把贴身衣服挂在房外冷冻。第二天早上把冻衣服一抖，雪地上就密密麻麻地落下一片冻死的黑虱子。

高桥干雄的名字有四个字，张永胜叫着不顺口，便自作主张去掉当中的两个字，改成中国名“高雄”。下面的几个日本小头目也分别取其名字中的一个字，接在“高雄”下面。

这样，山口良次变成了高雄良，木俣公平变成了高雄平，北川正隆变成了高雄隆，而中村义光，则变成了高雄义。

大约在1946年2月上旬，高雄从来自大甸子的行脚商那里得到清报，知道离大甸子不远的西北岔住着七十多名日本兵。商量之后，他决定派高雄义带领池北和宇田前往联络。

在寒冷的林海雪原中，高雄义、池北、宇田三人蹚着埋到膝盖的大雪前往西北岔。途中，他们顺道去新川开拓团看望日前接济过他们的开拓团员，并在那里住了一夜。

次日继续赶路，不知在雪中跌倒过多少回，终于到达西北岔， 见到了那些日本兵的头目细川。

细川为前日军中尉，当时他手下的日本兵有两百多人，依然保存着战败前的装备，轻、重机枪俱全，弹药充足。

见到细川，高雄义说出自己的本名中村义光，动员细川的部队与“高雄部队”合并。细川中尉见三位使者赤手空拳、破衣烂衫，便傲慢起来，冷着脸道：“我们已经和斐子文商定，负责这一带村落的警备。你们不要掺和我们的事情。”

细川口中说的斐子文，是西北岔的土匪头子。高雄义见状，知道说服细川的可能性不大，便带着宇田和池北返回大蒲柴河。

离开西北岔在雪中走了大约四公里，来到一个大约二十户人家的无名村落。一队全副武装的土匪将他们拦住，一句话也不说，就将他们按倒在雪地上从背后捆起来。

中村他们三个训练有素的日本兵赤手空拳、寡不敌众，还没来得及反抗一下，就被扔进了一间仓库。

一会儿，他们从仓库里听到那队人马离去的脚步声。大约一小时之后，三人正在茫然，远方突然传来了密集的枪声。

步枪声中，还夹杂着重机枪、轻机枪的吼叫。他们不会想到，那时斐子文开始收拾以细川为首的七十多名日本兵！

原来，足智多谋的斐子文想要的并不是细川的队伍，而是日本兵的那些精良装备。他花言巧语邀请细川一起驻防，让他负责三个村落，使他的队伍化整为零、分散开来，然后伺机歼灭。

这天，他们得知有三个日本兵来联络，担心秘密泄露到高雄部队，斐子文的手下便将这三个日本兵抓住，并立即下手处置细川部队。

傍晚时分，喊叫声、说笑声传到了仓库里的三个日本兵的耳朵里。听声音，人数比下午他们被抓的时候多了许多。

一会儿，仓库门被打开，一群兴高采烈的匪徒一拥而入，将他们牵到另一处房子里，用粗绳子高高地吊在房梁上，穿过房梁的绳子另一端系在柱子上。

然后，匪徒们将上着刺刀的步枪分别支在他们下方，刀尖朝上，又在柱子上的绳头处点上豆油灯。于是，豆油灯的火苗开始轻轻地舔那几个绳头，当绳头烧断的时候，三个日本兵就会掉在刺刀尖上。

安排好这些，匪徒们便拥到隔壁喝酒猜拳、庆祝胜利去了。

豆油灯的火苗在舔着绳头，身下是寒光逼人的刀尖。三个悬在空中的日本兵看到死神正一步步向他们走近。

隔壁猜拳行令、说笑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奇怪的是，说笑声中间或传出日本女人的惊叫声与痛苦的呻吟。

他们不知道，有两个日本女子被匪徒们从细川那里抓来，匪徒们把她们捆在木桩上，撕下她们的衣服，在她们身上涂了香油，让两条狼狗在那里舔，然后在旁边喝酒取乐。

东北的冬天异常寒冷，刀尖上的三个日本兵额头和脊背却开始冒汗了。求生的本能使他们开始挣扎，高高吊着的身体开始摆动。他们突然意识到，如果摆动的时候掉下去，也许不会掉在刀尖上！

于是，他们在隔壁的说笑声、呻吟声中开始摆动身体，就像是荡秋千一样。

突然，远处传来几声枪响。隔壁的说笑声戛然而止，随即是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匪徒们喊叫着跑出去了。

池北的绳子最先被烧断，他的身体擦着刺刀落在地上，刺刀只划破了他的一根小手指。他得救了，并将高雄义和宇田救下来。

三个人进了隔壁房间，看到两个赤身裸体的日本女子被捆在木桩上，两条龇着白牙的狼狗还在舔她们，便赶走狼狗将她们救起。

三人正在为那几声枪响而疑惑时，更为密集的枪声在暗夜中传来。为了防止被流弹击中，五个人急忙俯身躲在墙脚。

从轻、重机枪的射击声和掷弹筒发射的声音，他们判断出是“高雄部队”打过来了！

果然，枪声停息之后，最先提着枪跑进来的正是高雄本人。

原来，高雄义和池北、宇田三人一去不归，高雄手下的密探又得到了细川部队被斐子文全部歼灭的消息，便带兵前来营救，高雄义三人终于能够幸运生还。

返回大蒲柴河的途中，在经过细川的一个排被全歼的村落时，他们看到了尸体和血迹构成的悲惨景象……

两位有幸获救的日本女子跟随“高雄部队”到了大蒲柴河，却发现家人已经被杀，想到自己又惨遭凌辱，两个人目光呆滞、不言不语，表情却沉静。

当夜平安无事，第二天人们发现她们的时候，二人已经口鼻流血、脸色发青死在地上，旁边扔着两个小小的装有氰化钾的瓶子。

1946年3月的一天，前往敦化方面做兵队联络工作的原宪兵军曹高柳传回紧急消息，说是敦化一带苏军已经撤走，解放军（当时称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进驻，并且有可能在近期进驻大蒲柴河。

“高雄部队”是与解放军决一死战，还是为了避免兵力损耗与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必须尽快做出抉择。

高雄与手下的几个小头目开会商量的结果，是派特使试着与解放军干部谈判。于是，高柳军曹和盛准尉被推为特使，前往敦化解放军警备二旅第五团团部，与团长和政委交涉。

最终达成三项协议：高雄部队的武器弹药全部上交警备二旅；愿意参加解放军的日本兵由解放军收编；不想参加解放军的送往敦化地区的日本人民团。

八十余名日本兵中有二十多人愿意参加解放军，其中十多名掌握特殊技能的被留在第五团的战斗部队，其他人被编入警备二旅的后勤机关。

队长高桥干雄发挥他特务时代学到的医疗技术，进了二旅的野战医院当军医，中村义光也和北川、山口几位小头目一起进了医院的事务室，结束了他的“高雄义时代”。

穿上土黄色的军装，左胸前十厘米见方的白布上写着“东北民主联军”几个字，白布周围镶着红边儿。这下子他们心里踏实了，从此不会再受苏军的攻击或当地朝鲜人的蔑视。

曾经雇用高雄部队的土匪头子张永胜，也花言巧语说动解放军，骗得信任，享受了解放军连长的待遇。但时隔不久，中村听说他过去的罪行败露，被枪毙了。

不幸的是，高桥干雄也成了“张永胜第二”。

解放军进驻敦化之后开展了有效的政治宣传工作，众多的地方青年踊跃参军，参军者中有不少朝鲜人。在进驻旧东满地区的解放军中，朝鲜人和中国人的比例达到一比二。一群了解“高雄部队”罪行的朝鲜人，将有关情况向解放军政治部秘密报告。

6月下旬，高桥干雄在当了大约两个月的解放军军医之后，在敦化郊外的旧日军飞机场接受公审，被当场枪毙。

中村义光和北川、山口是在医院的事务室里，得到高桥被枪毙的消息。既然“高雄”因为旧恶败露被枪毙，那么“高雄义”、“高雄良”、“高雄平”们被枪毙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这样想着，他们心里发慌，脊背开始冒汗。怎么办？逃命吧！

7月上旬的一天晚上，中村义光和北川、山口三人悄悄地逃离敦化的解放军野战医院，前往敦化西北方向大约一百公里的蛟河。

他们穿的是解放军军服，脚上是布鞋，走起来倒是轻便。干粮是知道内情的日本炊事员给他们准备的玉米面大饼子和一包盐。为了尽早远离敦化，他们绕过驻有解放军的村落，在草地里彻夜行走。

之所以要去蛟河，是因为那里处于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进行拉锯战的地带。在中他们出逃的时候，蛟河是在国民党军队的占领下。

第一天夜里，他们跑了大概四十公里，天亮之后便钻进树林，就着盐吃了大饼子，然后睡觉。为了安全，三个人轮班放哨。

第二天晚上，为了防止迷路，他们便沿着连接敦化与蛟河的铁路线走，间或在铁道边的树下休息，抽烟。点火的时候用两只手拢起来，拢住火柴的火苗，这样就不会被远处的人发现。

三人都是烟鬼，烟是现卷的。白天睡觉的时候，他们摘了田里的烟叶晒在有阳光的地方，睡醒之后搓碎了备用。那自制的香烟真是太香了，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间，中村义光都时常记得那天夜里自制香烟的香味。

当夜又走了大约四十公里，来到了一个叫二道河的地方。 二道河离蛟河大概只有二十公里了。 天亮的时候他们找地方正准备睡觉，这时候解放军前沿部队的游动哨发现了他们。

游动哨兵发现的是三个穿着解放军军装、汉语磕磕绊绊的日本人，不能不感到警觉。

三人被带到团部接受调查，当天下午适逢部队向敦化方向撤退，晚上，他们就被押回了敦化的野战医院。

在逃走大概四十八个小时之后，他们被关进了医院的仓库，外面有人站岗，岗哨两小时换一次班。所幸，无论是在被押回的途中还是被关进仓库之后，他们都没有被捆绑，并有人按时给他们送饭。

院领导对他们进行了询问，二旅卫生部长尹海也专门来调查此事，认真听取了他们的陈述。他们坦白说是因为高桥被枪毙之后感到害怕才逃跑的。

三天之后的晚上，全院召开军人大会，讨论如何处置三名逃兵。参加大会的除了六十多名中国人，还有三十多名日本人和十多名朝鲜人。

政治指导员报告了事情经过之后征求大家的意见，会场上响起一片愤怒的声音：“这是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人民的侮辱！”、“枪毙！”……

但是，在场的日本人大都沉默着……

是杀是留？就在大家准备举手表决的时候，卫生部长尹海带着警卫员出现了，他说：“我来说两句。”

尹海语重心长地说：“日本同志是身在外国，风土人情、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在这样的环境里和我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是非常辛苦的。由于一些误解，给他们造成不安和不必要的担心，我们当领导的也有责任。”

“与其责备他们，不如给他们一个反省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为中国革命发挥自己的力量。大家觉得怎么样？”

尹海的出现最终使三位日籍逃兵免于死，惩罚只是当三个月的伙夫。其实，有高桥干雄的先例在，被关进仓库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一度在仓库里大声唱着：“走向大海，战死为尸……”

尹海的一番话，不仅救了三个日籍解放军战士的命，而且使在场的所有日本人了解到了共产党政策的英明。

1946年夏，尹海患斑疹伤寒，生命垂危，一位名叫近藤清的日籍女护士全程精心护理，这位护士后来成了中村义光的妻子，在新中国的大地上结婚生子。

1947年9月，中村义光随尹海从敦化县的第二旅野战医院，调到蛟河县的第十纵队二十九师卫生部当会计，卫生部的管理科长是一位名叫叶树萍的山东人，他给中村取名“钟纯”，并给他制了一枚印章。

在那以后六年多的时间里，“钟纯”一直在四十七军负责财务工作，利用他在日本时学习的知识，在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中，还因为工作努力负责立了三次大功。

部队把大量钱款全部交给中村义光管理，不仅派两位中国职员协助他工作，还给他配了手枪。谈起佩枪的事，晚年地中村很自豪地说：“在我们部队，当时能带手枪的日本人只有我一个！”

不过，“钟纯”的手枪并没有派上多大用场，只是在湘西剿匪时期携带大量现款行军的时候对付过土匪。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村义光已经是连级干部，所在部队负责党政工作的李指导员动员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考虑到父母都在日本，自己终究要回国，所以没有加入。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朝鲜、开始抗美援朝，尹海随前线部队去了朝鲜战场，中村从此与尹海失去了联系。

因为国籍的原因，中村义光于1952年10月退伍，翌年5月上旬偕妻子和两个孩子从上海乘船回到日本，名字也由“钟纯”变回了“中村义光”。

中村知道朝鲜战场上的战斗十分残酷，估计尹海已经为国捐躯。不过，他一直记着尹海的救命之恩，记着自己与尹沟的友情。

1981年6月，中村义光意外地获悉尹海没有牺牲，而是健康地活着，并且在北京的中国医学研究院担任领导工作。

他十分高兴，两个月后专程到北京与尹海见面。在分别三十多年之后，两位老人相会于北京，两双手握在一起，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