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父母、师长、贵人加持下的“协同培养”

1、两宗婚姻

连续遇到朋友的两宗婚姻，都是贫富有差距，门不当户不对。

一宗发生在十年前，我看好的一个江西青年娶了一个湖南女子，到上海来拜会我夫妇。第一顿饭两位新人就迟到了1小时，我妻子身为上海著名私立学校的副校长，当场拂袖而去，预言这段婚姻不会好。

婚后这个女子一直在家，没有找工作，一直靠着老公。2020年，随着疫情扩散，男人工作不稳定，感情也起了波折。2021年两人协议离婚。

女子靠着婚姻得到了车和房子。男人净身出户。

我事后回想起来，这宗婚事别说我太太不满意，我作为男生的师长，第一眼这位姑娘我也不太满意，轻浮、不懂事、小女子脾气，不适合一位创业圈的男生——后者生活总是颠沛流离的，充满压力感，要求一位大气、懂事、能够共扛压力的“大女主”。

两个人不匹配。

这句话我憋了10年，直到最近两人正式离婚，我才对这位男生说，十分抱歉，这句话说得太晚了。

我没有尽到责任。

第二宗发生在当下。

我另一位女弟子，去年应届毕业生，一位非常优秀的女生，到上海工作，艰难立足。

在共青森林公园门口叫车，被背后赶来的男子拦住，要了联系方式。对方说看背影是心仪的女子，一直跟着来到公园门口。

女生就有点莫名心动。此后两人谈恋爱。

男生一直很主动，约会什么的，又是买衣服又是送手机，物质上很肯付出。这点值得肯定。

但是有一点，这个男生及其原生家庭，都不怎么读书，也不怎么看好读书。对未来的规划，仅限于成为一个小业主，这点和女生强烈的野心、强烈的改造自身命运的需求不匹配。

鉴于十年前的失败案例，我当即喊停，棒打鸳鸯散：建议女生退还所有礼物，讲清楚双方未来人生规划差距过远，无法成为长久伴侣。

门不当户不对，最主要是人生的野心门不当户不对。

这种恋情，立刻分手，对大家都好。

我很坚持自己的看法。

2、特曼试验：阶层优越性

如果说，我对十年前的我反应迟缓、没有决断力，尚且有几分怨念，今天的决定，按理来说，我应该是心满意足了。

可回到家以后，我发现我并不满足，我急于寻找其中的规律。在怨恨纠缠中，我似乎捕捉到了一点什么。

我和研究社会学、人口学的母亲交流，母亲提示我一个关键词：社会学中的“阶层优越性”（无歧视感的优越表达）

根据她的研究方向，我找到了上世纪美国大众社会普遍接受的“天才学”，就是寻找普通人中的天才加以培养和跟踪，研究为什么有些人成为人群中的天才而跻身上流。

这种研究方向和我国建国后中科大的“少年班”极其类似。

其中有个学者叫特曼。

他将研究对象中的730名男性分成3组。其中表现最突出的150人（约占总数的20%）被特曼分为A组。这些人获得了真正的成功，他们个个都是明星——有律师、医生、工程师和学者。A组中有90%的人大学毕业，而大学毕业的人中又有98%获得硕士或以上学位。

表现中等水平的60%的人分为B组，这些人后来的发展也算“令人满意”。

剩下的150人编为C组，特曼认为C组的人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智力优势。他们中有的成了邮递员，有的成了会计，有些甚至失业在家。

C组有个很大的特征：不重视教育。

有1/3的人从大学辍学，1/4的人只有高中文凭。在C组这150人中——曾几何时被众人视为天才的他们——只有8个人获得了硕士文凭。

A组和C组的区别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特曼尝试了各种可能的解释。他考虑了体质和心智健康的差别，考虑了“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差别，考察了他们的业余爱好。他还详细比较了这些人小学和中学时代的智商变化。

最后，他终于发现，两组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背景，一个我们大家都明明知道，却羞于启齿的因素。

A组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自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这些人的家庭大多是知识分子家庭，很多人家里都有大量藏书。A组中有一半人的父亲具有大学或大学以上文凭。请记住，在那个时代大学文凭是非常稀罕的。

而C组人的家庭环境却是另一种情况，有1/3的人的父亲在八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辍学。

后来特曼将研究成果公诸于世，获得大众关注。他研究的这批对象有了一个专业名词：特曼人。因为家庭因素，本来很优秀的“特曼人”会逐渐滑落阶层。

3、拉里奥观点：协同培养效应

公布以后，特曼的结论令人沮丧，尤其令当时的美国社会震动。原来，人与人的不同，无法通过教育改善。

C组学生原本也是聪明绝顶。他们在五六岁的时候头脑何等聪明，同时又对世界充满强烈的好奇心。特曼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处于下层社会的家庭出生的天才少年，最终几乎没有一个仅依靠自己的智力获得成功。

C组学生到底缺什么？其实缺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品贵的、难于找到的东西，也不是DNA的特殊编码或大脑神经的特殊构造。

C组所缺的，是我们只要知道都应该给予他们的东西：一个帮助孩子获得应对社会的经验的社群。C组学生的天赋都被浪费了，但是，事实上他们本不应该沦落至此。

特曼试验过去十几年后，有个教育学研究者（其实也是教育心理学家）拉里奥横空出世，他主攻中产阶级家庭教育方向。

他把中产阶级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风格称为“协同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这种模式倾向于通过社团或者生态协同“发掘孩子的天分，培养孩子的主动性和技能”。

作为对照组，低收入家庭（即穷人）对孩子的教育策略为“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这些家长只把抚养子女成人看作自己的责任，而把孩子的成长与发展看作孩子自己的事儿。

奥巴马夫人米歇尔，是拉里奥观点的忠实信徒，在美国非常有名。

奥巴马就任总统后，作为第一夫人，米歇尔到处演讲，当被人问及教育时，她常常引用一句非洲谚语：“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

米歇尔家族历来接受协同培养理念，先天很有优势。

米歇尔父母说过的一句话：我培养的不是小孩子，是未来的大人。米歇尔妈妈的教育态度，是一种禅宗式的冷静和中立，不急于下判断，也不急于干预。

她培养出两个普林斯顿，拥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

1、 尽可能提供学习条件；

2、 有限的时间内积极陪伴；

3、 允许孩子顶嘴，尊重他们的想法；

4、 带孩子见识更广泛的世界；

4、为什么会有中产教育“三件套”？

拉里奥强调，一种模式并不一定优于另一种模式。照她看来，家境贫寒的孩子更懂得守规矩，更少发牢骚，在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上更有创造力，有很好的独立性。

然而，协同培养模式带来的好处更多。

富裕家庭的孩子活动表总被安排得满满的，他们经常在各类体验中来回穿梭。孩子们学会与他人协作完成任务，学会在复杂的组织结构中应付自如。

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学会如何舒服地与成年人打交道，在必要的时候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用拉里奥的话说，中产阶级的孩子最终形成了“权利”意识(a sense of entitlement)。

另一位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Stemberg)称之为“实践智力”(PracticalIntelligence)。包括“知道该向什么人说什么话，该在什么时候说，怎样说才能达到最好效果”

这种技能更像是一种程序化概念：知道如何做某事，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知道，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

这种技能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能力：这不是关于如何辩解的知识，而是帮你正确了解形势从而获得你想得到东西的知识。

准确地说，这是一种与智商测试所考查的逻辑分析能力完全不同的能力。

用技术术语来说，就是普通智力与实践智力“相互垂直”：一方存在，不代表另一方也存在。你可能有很高的逻辑分析能力，却缺乏实践智力，也有可能有很高的实践智力却没什么逻辑分析能力，或者如同奥本海默一样，两种能力都很强。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能部分解释，为什么钢琴以及钢琴教育，近年来在中产家庭走向落寞？是中产买不起钢琴吗？不是，这点钱中产还是有的。

因为钢琴教育比较封闭，缺乏社交属性，无法培养孩子的社交实践。很多琴，买回家里，就是积灰，孩子很长时期都不学。

钢琴让位于中产教育“三件套”：马术、高尔夫、滑雪，确实有其社会学的动因。因为中产阶层承认，环境、圈子的加分比个人能力的卓越，更加重要。

5、导师的作用

成功，可能不来自我们自身，也不来自我们的父母，而是来自我们的时代。即我们在历史上所处的特定地点和所面临的特定机会。

一个人的命运，如何被推演出来？首先你要明白，你所处这个历史阶段，你这个人，你要做的事，你要遇到的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会只会在有限的时间内出现一次。

一个人25岁到35岁是主要的事业创立期，那么2025年~2035年这十年的经济大环境，社会演化趋势，就对他影响特别大了。

一个人他这辈子要在什么城市，经历什么事情，遇到谁，干什么产业，都可以推演得一清二楚。他的命运，都可以靠总结历史和推演将来，安排规划得明明白白。

而社交和圈子，认识正确的人，寻求通向资源的有效路径，能够最便捷帮助我们达成目标——出人头地，然后囤积资源，转向进一步发挥资源的威力——远远超过个人才华的执行力总和。

寒门最大的劣势，其实不是父辈原始积累的差距，而是父辈养分耗尽后，成长道路上没人引领，往往错过很多好机会。

上学没人指导，高考志愿没人点拨，就业方向没人规划，如何工作靠自己摸索。结果就是不断试错，导致人生几个关键节点往往选择错误，一下耽误几十年。

在不会选择的时候，不得不选择，最后只能不停地选择。

父母别说给指导了，不拖后腿已经不错了。

所以经常迷茫不知所措，一边声称勇敢地走进风雨，一边谨慎内敛，生怕走错一步坠入泥潭。

《繁花》中最迷人的角色不是宝总，是爷叔，是有爷叔加持的宝总。

人生的大玩家，机遇概率的大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