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阅读天赋高，从小受家庭和社会的熏陶，立志要有一番作为

曹植是汉末建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建安之杰”。

他之所以取得这样成就，主要与个人的读书、性格、人生经历和社会思潮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通过自己的阅读背诵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并理解当时的社会，反映并诠释自己的人生经历与精神世界，为社会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丰富史料。

曹植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阅读的文化背景

曹植，字子建（公元192年—232年），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县）人，是魏武帝曹操的第三个儿子，更是东汉末年建安时期至三国初年的杰出思想家与文学家。

这个动荡时期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就是“魏晋玄学”思想。为了皇帝集权统治的需要。

汉武帝推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天人感应”说来解释儒家经典，也就是采用注经和讲经的方式来附会儒学。

这些对儒学经典的笺注与疏解被称为经学，儒士们以言多为盛而喋喋不休，有的甚至用三万多字来解说儒家经典中的某一个字，把儒家学说弄得支离破碎。

而对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经学家却未能给予应有的探讨，也没有提出可以解决问题的任何办法，经学完全丧失了学术思想应有的社会实践性。

东汉末年，统治阶级实行了极端的专制政策，禁锢并捕杀所谓的“党人”，这就使经学走进了死胡同，儒学也随之失去了政治理论和精神道德的魅力。

在这种形势下，道家的天道观就被许多思想家所接受，一些思想家们在排斥经学的同时也渐渐摒弃了儒家学说，而用道家思想来解释社会的发展，因此就产生了玄学。

思想家们通过对“才性”“有无”“名教”等问题的讨论，全面更新了旧观念，催生了形而上学的玄学思想。

例如：竹林七贤中著名的文学家嵇康，他的“越名教而超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等思想，就是这个时期摒弃儒学、反对礼法的精神产物，这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玄学的出现可以说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打破了经学的枷锁，逐步解放了人们的心理世界，文学创作逐渐摆脱了歌功颂德的附庸地位，大多数文学家走上了个性发展的道路。

借助于各种文学形式与写作方法生动地表现出来，并且分别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形成了影响后世的建安文学。

然而，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无不聚焦于战乱频仍的现实。对于笔耕的文学家们来说，从阅读与社会实践中提炼自己的思想与素材。

再借助各种文学形式与写作方法表现出来，无不源于各自的社会实践和学习基础的阅读。

东晋末到南朝宋时期的谢灵运，就曾在总结曹植的文学成就时说过：“天下文章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另一位文学评论家钟嵘在他的《诗品》中评价曹植的诗是“其源出于《国风》。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嗟乎，陈思王之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

这就充分证明了一个道理：像曹植这样的文学大家，除了具有文学的天赋和自身的生活经历与社会实践等因素之外，良好的阅读习惯与有效的阅读方法及大量的阅读是他知识丰富和思维敏捷的基础。

曹植的阅读方法

关于曹植阅读的原始记载是《三国志》，《曹植传》说：“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既说明曹植的阅读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暗示了他曾接受过儒家思想的影响。

十几岁的曹植，就能记住十万多字的诗文，这自然是他的天赋使然，同时也说明他的阅读方法比较科学有效。

古人学习的基本功之一是背诵，这是打好基础的重要方法；特别是汉末三国时期的传播条件极差，仍然是一个读书依赖于简册的时代，背诵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然而，曹植见邯郸淳的时间大约是公元208年或公元209年，当时的曹植已经十六七岁了，为什么还要在邯郸淳面前背诵“古今文章赋诔”“俳优小说数千言”呢？

他是在卖弄自己的腹有诗书，还是自幼积习的一种自然表露？这和曹植以后的文学成就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回答自然是肯定的，这既是积习的表露，也是博闻强记的卖弄，更是曹植文学创作成功的秘诀之一。

背诵，就是用同一信号对大脑进行反复的刺激，以之提高大脑的兴奋度，使这一信号能够长期存留在大脑里。

换句话说就是在强制性记忆的基础上再加强理解性记忆的一种方法；这正是曹植战胜遗忘的有效法宝之一，也是许多国学大师的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

如著名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顾炎武，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他为了加深记忆，每年分出三分之一的时间。

重读已经读过的书，使他对过去所读的书依然记忆牢固，以至于到老还能准确无误地背诵《十三经》。

背诵就是一个反刍过程，有类于反刍动物的反刍方法，就像牛吃草以后再从胃里反出来在口腔里继续咀嚼，然后再咽到肚里去在小肠里吸收营养。

较早提出这一方法的人是儒家创始人孔子，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时习”里面就包含着背诵，当然也有练习和思考成分。

只有以背诵为基础，才能进行深入地思考与辨析，才能做到真正地理解，让知识在头脑中发酵，展开重新创作的思维活动。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里说：“街谈巷议，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

这些，既说明曹植对民间文学的重视，他要从中吸取营养以拓展自己的创作空间；同时，也是曹植能够背诵“古今文章赋诔”“俳忧小说数千言”的书证。

儒家思想对曹植阅读目的的影响

一般说来，一个人从阅读中获得的知识与感悟，同他的阅读目的是成正比的，这对逸兴云飞、才华横溢的曹植来说也不例外。

曹植出身于公侯王室，个人的天赋又极高，他从小受家庭和社会的熏陶，立志要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公、侯、王。

这从他的议论文中是可以看出来的，他对中国历史（三皇五帝到东汉光武帝）上各个时期的杰出人物都有精湛的论述。

他在《帝尧赞》里说：“火德统位，父则高辛。克平共工，万国同尘。调适阴阳，其慧如春。巍巍成功，配天则神”，他显然要以帝尧为榜样，立志做一番宏伟的事业，建不世之奇功。

自从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的观点以来，人们对武汉以后的历史就越来越难解释了，诸如王莽篡汉、桓灵乱世和黄巾起义等历史事件。

很难找到合理的评判标准；这在人们的历史反思中，就引发了对圣人问题的讨论。

所谓“圣人问题”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圣人优劣论，亦即圣人的标准问题；二是没有圣人能否致太平，亦即太平的标准问题；三是帝王优劣论，亦即现实社会中的帝王标准。

曹植所写的《汉二祖优劣论》是以儒学理论为标准来比较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帝刘秀的，他认为“高祖、光武，俱为受命拨乱之君”，但因历史环境的不同，学识和道德修养的不同，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也就不同了。

在消灭秦楚的过程中，刘邦麾下的政治家萧何、战略家张良、军事家韩信等人，都是历史上罕见的杰出人才，刘邦能够识别并且重用他们，就是能够夺取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刘邦由于缺乏儒学思想作指导，他的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即如汉军进入咸阳，他竟入住秦宮不肯出来，及其死后的诸吕专权而几危刘氏。

这就说明，汉光武帝虽然也是集思广益，但是夺取天下的战略和治国的方略都自己来思考、运筹与定夺。

别人无法分享其成果，皇权获得了极大的尊重与拥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这也是东汉初年能致太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之，汉光武帝刘秀是儒学皇帝的楷模，是曹植学习的榜样，他要凭借儒学来建不世奇功，并不甘心做一个舞文弄墨的。

道家思想对曹植的影响

曹植的前半生虽然接受了道家思想，却并不迷信方术之士的虚妄，他在《辩道论》里公然斥责方士之术的荒诞不经：“夫神仙之书、道家之言……其为虚妄甚矣哉！”

这就表明他对道家思想有过深入地思考并且有了本质的认识。不过，我们对于“道家”一词，必须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加以区别。

它有时是指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先秦道家学派，有时却又是指方术之士或者世俗的道教及其道士、道姑，即如《辩道论》里的“道家之言”就是针对方术之士说的。

特别是曹丕和曹叡相继在位期间，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里，皇帝一再限制诸王的权力；

而曹植的封地在十二年中变迁了三次，他的爵号居然升降了六次，这使他的心灵感受到巨大的压抑。

他的这种心理反应体现了他想摆脱朝廷指派相国的控制，渴望获得身心上的自由同时又想参与政治活动，好为国家建功立业。

他的《求自试表》《求通亲情表》《自试表》道尽了个中的苦衷。但是，这些都不被皇帝允许，就连皇帝单独召见的机会也没有，他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在这种背景下，曹植的才能得不到展现，凭借儒学建功立业的理想更是无法实现。

结语

曹植在其有效阅读的基础上，采取了阅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阅读与各种体裁的写作相结合的方法，也就是用诗赋文章来反映时代的要求、表现个人心志的方法。

带动了文学、史学等许多学科摆脱经学的束缚，走上了多方面独立发展的道路。无论是文学作品中的诗赋散文，还是政论、史论以及表章铭诔等应用文。

曹植的作品都是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徐中玉，金启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三曹资料汇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0.

3.廿五史·三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