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虐待影后翻车，名导跌落神坛

在拍摄《闪灵》期间，导演库布里克曾对女主角谢莉·杜瓦尔使用了堪称残暴的指导方式。

为了捕捉到最完美的歇斯底里，库布里克近乎精神控制了她：隔绝她与其他演员的交流，不给予她任何正面反馈，反复拍摄同一个镜头高达破纪录的127次，不做解释就开拍恐怖的“追杀”场景......

在库布里克非人的要求之下，谢莉·杜瓦尔每天哭12个小时、双手血迹斑斑、头发因压力而脱落。

在《The Complete Kubrick》一书中，她表示，拍摄这部电影的压力让她生病了：“当我一觉醒来，想到今天也要哭一整天，我就开始哭了。”

片场，这个看似传递真理、制造艺术的场域，却复刻着最父权、专制、有毒的等级框架。

在这里，虐待和压迫，只是「天才」的光芒投向银幕时留下的一小块阴影。

封闭的片场，合法的虐待

想写这个话题，是看到网友发布的一则帖子，剑指神坛上的导演——库布里克。

图源：小红书

库布里克之于影坛的地位不必多言，《发条橙》《2001太空漫游》《全金属外壳》......无论什么题材，都能拍成经典。他超乎常人的控制欲和乖僻性格，多年来也一直为影迷津津乐道。

《闪灵》之后，恐怖片进入新纪元，男主角杰克·尼科尔森名利双收，唯有女主角谢莉·杜瓦尔，只留下一个“男主老婆比鬼吓人”的大众印象。

《闪灵》就如同谢莉·杜瓦尔演绎生涯的转折点。

《闪灵》之前，她一度凭借《三女性》赢得戛纳最佳女主角，但当这部留名影史的恐怖片诞生后，她的演艺生涯似乎也被按住了加速键。

2002年，谢莉·杜瓦尔消失在公众视野里。

2016年，她罕见出演节目《菲尔医生》，谈及自己的精神疾病，却因主持人不乏恶意的提问，变成了大众眼中精神恍惚的老太婆。

在节目中，她声称亡故的罗宾·威廉姆斯还活着

直到2022年底，谢莉·杜瓦尔宣布复出，彼时73岁，只能感叹物是人非。

我们无从验证她演艺生命的快速凋零跟库布里克有着怎样的联系，但如她所说，“这部电影是地狱的一部分”。

那些苛刻到非人的对待是真实的。

比如著名的斧头破门戏，库布里克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来拍摄，使用了近60扇木门。

谢莉·杜瓦尔无数次调动全身肌肉，沉浸在极度惊恐的状态里。连尼科尔森都承认，谢莉的工作是他见过最艰难的。

再比如尼科尔森在楼梯上逼近她的戏码，库布里克没有向谢莉解说这场戏，只是递给她棒球棒，任她疯狂挥打空气，直到精疲力尽，因过度哭泣而脱水。

在进片场的第一天起，库布里克就利用一切机会惩罚她，并且告诉工作人员：“不要同情谢莉”。他要求谢莉如同戏中的角色一样，沉浸入完全的孤立无援。

这样一位把演员当耗材的导演，跟他合作无疑是一项需要安全词的高危行为。

库布里克的独裁专制从来不是秘密，但在过去，这是天才导演的加分项。

我们关于天才的想象，总是夹杂着一些游离在文明世界之外的特质，比如许多大导都适用的身份标签：「片场暴君」，是残暴的、霸权的、法西斯式的。

希区柯克信奉，“演员需要像牲畜一样被对待”。《群鸟》里一场女主角被鸟袭击的戏，希区柯克将道具鸟换成了真鸟，为了拍摄出蒂比·海德莉真实的恐惧感。

黑泽明也干过类似的事，《蜘蛛巢城》里三船敏郎躲箭的戏，是弓箭手真弓实射。

还有《巴黎最后的探戈》里那场臭名昭著的强暴戏，贝托鲁奇和马龙白兰度在未经女主角同意的情况下使用黄油实施了强奸，而剧本里压根没有这场戏。

更不必说那些被metoo的导演，不乏波兰斯基、金基德、园子温这样的所谓“天才”或“鬼才”，假艺术之名，对女演员进行身体上的掠夺。

图源：新浪微博

在这里，骂人已经是最基础的，情绪操控、暴力、性侵性骚扰......种种剥削都被装进名为电影艺术的筐子，太多残暴被合理化。

久而久之我们都快忘了，这样封闭的等级森严的场域，最是权力倾轧的温床。

当欺凌成为常态

演艺圈的欺凌现象，远不止存在于导演-演员的二元关系之中。

2017年，《纽约时报》一篇揭露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的性侵丑闻的文章，引爆了metoo运动。最终，超过一百名女性站出来联名指控他的罪行，韦恩斯坦获刑23年。

早在丑闻曝光之前，韦恩斯坦的暴君性格已经深入人心——他脾气火爆、呵斥员工、行事野蛮、各种骚扰女性的花边新闻，但行业默许、甚至嘉奖这样脾性的人的存在。

永远不缺乏替他开脱的声音：“他是暴君，那又如何呢？他制作了很多电影，赢了很多奖，让很多人赚了钱。”

就这样，权力高位者很容易便将权力转化为对女性的为所欲为，编织出一张默许性犯罪的大网。

2021年，另一位著名制作人斯科特·鲁丁的恶行，被《好莱坞记者》曝光。

前员工称这位老板给许多员工留下精神创伤，羞辱、咒骂、PUA、暴怒、砸东西几乎是家常便饭。

只因助理未能帮助他在已售罄的航班上买到座位，他一怒之下将电脑砸向助理。助理血流不止，随即送医。“这是精神错乱的新水平”。

斯科特·鲁丁对下属的欺凌现象，一直是公开的秘密，2005年一篇《Boss-zilla》的专题报道中，鲁丁本人声称自己过去五年烧伤了119名助理。

然而，毫无疑问，这样的行径过去在公众眼中是充满魅力的，媒体曾赞扬他“迷人得眼花缭乱”。

正如报道中所说，“当权力不平衡达到最极端时，虐待行为往往会被忽视或包容。”

「娱乐业充斥着虐待和有毒工作环境的故事——这些都是由强大的恶霸们造成的。他们咆哮、咒骂并称人们‘白痴’，不顾在同事面前发生的羞辱或尴尬。

不幸的是，娱乐业是恶霸的滋生地，这些恶霸通常雄心勃勃、机会主义、好斗、强大和好胜。长期以来，霸凌者一直被借口‘事情就是这样’，他们常常占据领导地位，并为其他人定下基调。」

——好莱坞消除骚扰

和促进平等委员会报告

滥用权力的欺凌行为成为一种常态。

在一个地方饱受折磨的人，换到自己的主场，便可能角色调转，分分钟变成职场霸凌的“施暴者”。

比如大码黑人女歌手Lizzo，在种族、性别、身材问题上都曾是被歧视的一方。

但去年，她被多位前巡演伴舞起诉性骚扰、身材羞辱、制造有毒的工作环境。

回看内娱，例子只多不少。

在资本-明星-工作人员的权力金字塔中，欺凌现象宛如链条一样向下传递。

杨璐曾在综艺《各位游客请注意》中曝光过自己做助理的遭遇，艺人曾把他丢在高速公路上，也曾因为自己怕黑怕吵而强迫他睡酒店浴缸和走廊。

金靖给助理扣钱事件，让许多人关注到这个演艺圈底层职业的待遇，「月薪8000，做错事还要扣1000」。虽然当时引发巨大舆论，但想必这已经不算特别差的待遇了。

许多网传艺人助理的招聘条件上，上至对接工作下至家政料理，但底薪三五千，堪称为爱发电。

路透里的艺人助理有多么细致入微：手接口香糖、跟在屁股后面捡鞋子、帮艺人洗内裤、跪地式帮穿鞋、还要能剥出“冰但不能太冰”的荔枝......

多得是艺人不会自己开门，不会自己穿鞋，理直气壮做巨婴。

然而，这样宛若封建社会里仆人伺候大老爷的服务方法，业内早已习以为常。

这甚至谈不上恶意欺凌，我想身处其中的工作人员和艺人本身，或许也没有察觉。

因为在这样等级制度森严的场域里，人人都知道，活在权力下位的人没有尊严。

媚权思维，从未消失过

那么，公众是如何对待这套借尸还魂的封建叙事的呢？

很遗憾，它同样建构着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

八卦新闻里永远不缺拜高踩低的抓马场面。人们热衷于看明星们为了番位争奇斗艳，也热衷解读一张合照里谁看不上谁、谁又在跪舔谁，把演艺圈的咖位等级倒背如流。

人们也爱看苦媳妇熬成婆的故事，张颂文去年大火，连他早年在沙漠里捡垃圾被剧组抛弃的事情也被翻出来，网友帮他闹到当年的导演那里讨个公道。

可见，我们对反叛演艺圈陈腐的等级制度的最大想象，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熹妃回宫”。

人们还爱把这套等级思维贯彻到自己身上，喜欢某个名人，那ta便是“主子”，自己是“老奴”，其他人是“洗脚婢”。

反正用词是跳不出这个紫禁城了。

万柳少爷火的时候，粉丝自称“老奴”

无论多么厌烦这套叙事，在我们的话语中，媚权思维依然是主流。

人们热爱权力，热爱权力上位者，会自动合理化上位者的一切。

可我们似乎从未真正反思过，应该如何对待权力下位者。

就像「片场暴君」这个标签，即使在今天，也会有不少人认为是褒义词。上位者总是自然而然收获了一切，钱、权、公众的维护和崇拜。出了什么事，公众也会率先共情那些大人物。

而犯错的下位者，有的是人没好气地挑他们毛病，一定是ta“没能力”“笨”“太脆弱”“出来赚钱还这么矫情”。

当我们置身事外，权力成了最好的春药。我们大可尽情仰视着那些大人物的杀伐果断、铁腕无情，就像历代暴君都有粉丝无数，连希特勒都有信徒若干。

但问题是，我们从来无法真正的置身事外。

那些被不停复刻的等级制度，不也在我们身处的现实生活中不断重演吗？

那些卑躬屈膝的助理、那些被要求重复上百遍的演员、那些被羞辱被爆粗口被PUA的员工......不也是另一个行业里的我们吗？

被标成“几级工蜂”分为三六九等；

对上司点头哈腰对领导有求必应；

前辈会大呼小叫，让你端茶倒水取快递；

上级会随意谩骂，“996是你的福报”。

被上位者压迫，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啊。

所以，与其共情恶霸，不如共情与他共事之人的痛苦。与其崇拜暴君，不如想想活在暴君手下是什么惨状。

希望下次看到这些铁腕大人物，我们能停下媚权的惯性思维，不屑道：

会当恶霸有什么了不起，有本事做个文明人，把人当人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