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 吴敬琏先生

1930年1月24日，吴敬琏先生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举步维艰，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现代化屡遭挫折。直到1978年，中国才重启现代化。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挣脱了贫困的泥沼，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过去40多年里，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启蒙和制度建设作用，吴敬琏先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诚如他自己所说，“我个人的生命是同中国的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吴敬琏之重要性在于，他几乎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文 | 陈润

来源 | 《时代的见证者》

在4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上，有着吴敬琏不可磨灭的印记。他说，任何一个时代总有随波逐流的人，但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生命与他所处的时代休戚与共，骨肉相连。

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吴敬琏之重要性在于，他几乎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吴敬琏的第一位精神导师是顾准。那些年，他和顾准一起被下放，在“五七干校”同为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离室”里朝夕相处。顾准正直的品格与较真的精神，深深熏陶和影响了吴敬琏的思想与人生道路，成为他以后治学上的宝贵财富。顾准临死前立下遗嘱，将遗稿传给吴敬琏。这算是一位经济学家对另一位经济学家的衣钵传承。

1956—1957年，吴敬琏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并参与了孙冶方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稿》和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

在这期间，他的理论文章，如与林子力等人合写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论》等，特别是为于光远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写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60年，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被国外某些学者认为是一篇某种原则上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代表作。

从1979年开始，他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他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为在中国开辟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这个新的学术领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983年，他和他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问题》与《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

1983年，53岁的吴敬琏远赴美国耶鲁大学学习一年，他彻底颠覆了以往的经济观念，完成了“思想突围”，坚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当走市场道路。

1984年7月，他刚刚从美国耶鲁大学归来，就被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洪找去修改一份《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

此时，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原本早已在中央书记处的主持下开始起草了。但马洪了解到《决定》上没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几经周折，一份《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转送到国务院领导手中，经批示后，起草小组最终把“商品经济”写入文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5年11月，吴敬琏领导一个课题组对“六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为题的报告中提出，中国正处在二元经济迅速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阶段。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必须十分注意经济效益的持续提高，十分注意社会资金的积累，恰当地把握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的速度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

1986年年初，吴敬琏参加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整理。这一时期，他写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总结》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一年，吴敬琏两度向中央领导建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将逐步走上市场经济道路。

《华尔街日报》曾经评论：中国如果有一位经济学家的话值得听取，那他就是吴敬琏。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不同的是，这位中国经济学家更像一座桥梁，嘴对着领袖的耳朵，脚站在百姓的中间。

吴敬琏最“冒险”的一次仗义执言是在中南海。

1990年7月5日，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有十多位经济学家参会。吴敬琏在会上提出：“经济改革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有人几次打断吴敬琏，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中央已经确定了的提法，只能讨论怎么结合，不能讨论这个提法本身。

吴敬琏毫不退让，与对方争得面红耳赤。会后，吴敬琏被称为“吴市场”，这个外号不胫而走，为世人所熟知。

吴敬琏最有名的一次为百姓讲话是2001年的“股市大辩论”。

起因是吴敬琏在央视节目中痛陈“中国股市连规范的赌场还不如”，这就是有名的“股市赌场论”。一语激起千层浪。随后，厉以宁、萧灼基、董辅礽、吴晓求、韩志国等五位经济学家召开发布会，批评吴敬琏，强调：“我国的证券市场像一个新生婴儿，不能用猛药来治理……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吴敬琏毫不退让，甚至出了一本书《十年纷纭话股市》作系统回应。

当时很多投资者在股市亏了钱，怪罪吴敬琏，往他家打威胁电话，甚至有人往他家里丢石头，砸坏家中的玻璃。吴夫人大受惊吓，抱怨他不该口无遮拦，因言致祸。然而，时间会给出答案，时至今日，吴敬琏以“敢说真话”而赢得广泛尊重。

吴敬琏曾经为民生奔走呼号、为维护市场规则仗义执言，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是媒体和公众眼中的“学术明星”。但他的有些言论还是招致部分民众的非议。然而吴敬琏说：“如果当政协委员还怕挨骂，那么我们这些人就不用当了，可以回家了。”

吴敬琏认为春运票价不上浮不符合市场规律。从学术角度来看，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赞成他的这种说法，认为这一言论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可能会造成春运票价的扭曲。在城市拆迁补偿问题上，吴敬琏认为按市场价格进行补偿是不合理的，因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其利益不应该完全给房主，应建立城市化基金，将这些收益按照一定的规定来分配；另外，可以对买进价和卖出价的差额开征资本利得税。

吴敬琏还认为，打压房价会使物价上涨。对于社会上“每个人都应该有自有住房”的说法，他不以为然。其实中国的自有住房率比美国更高，他建议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不是由政府掏钱，而是改变机制。对于政府有意打压房价，吴敬琏认为可能不大有效，因为人们购房除了自住，还可能以投资为目的。现在社会上货币过多，投资买房就把房价抬高了，而消费买房的人凭收入又买不起。可能不仅打压房价无效，而且这些钱会流入别的消费领域，导致物价上涨。

对于油价问题，吴敬琏认为应趁油价下降时加征燃油税。国家曾为照顾“有车一族”的利益把汽油零售价调低，他认为，一片欢呼声并不代表合理，因为这没有考虑到城市的承载能力。他说，我们的石油公司在国际油价上涨时很快就上涨油价，但在国际油价下跌时却降得很慢，其实不应在油价波动时给供应商特别的好处，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另外，我们是一个油资源贫乏的国家，税率比美国低是说不过去的。他认为，零售价应不变，但是应在成品油批发价下降时把税加上去。

在很多问题上，吴敬琏曲高和寡，他一次次地将自己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不过，这位个性倔强的老人从未躲避或放弃，他根本不在乎别人的非议。

已故经济学家马洪曾在吴敬琏70岁生日的贺词中说：“吴敬琏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吴敬琏也被称为“孤独的战士”。在经济学界，这位耄耋之年的“战士”，或许注定就是“孤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