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4日凌晨,在距离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100多里外的一个叫小花窑子偏远农村,当时正值农历腊月二十八,尽管外面有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家家户户却都在喜气洋洋地准备过年。
此时,正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悄悄地来到小花窑子村,准备进村子里去抓一伙土匪,这伙土匪可不一般,里面的头头叫张廷芝,是以前的陕北匪首,是祸害陕北20多年的地主恶霸。
为了能够抓住张廷芝,从公安部政治保卫局调来绥远的武川县公安局侦查股长孙有光,受绥远省公安厅长张如岗的委托,负责此次抓捕行动。
刑侦经验丰富的孙有光指挥6名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很快将躲在村里五六个土匪控制住,然后用绳子绑了起来。
孙有光然后询问土匪,谁是张廷芝,可是没有人答应,正当要把他们带走时,一个声称自己叫“闫子平”的匪徒操着陕北口音,指着窗前放着的一套钉鞋工具说:“你们看,这是我的钉鞋工具,我是钉鞋的,是被他们抓来背东西的。”
在他说完后,其他几个土匪也都异口同声地说:“是,他是被我们抓来背东西的,放他走吧。”
作为侦察兵出身孙有光,当时心里就想笑,土匪啥时候会良心发现,还给别人作证?可见,这个叫闫子平的土匪,就是他们的头张廷芝。
当时有同志已经告诉他们:“我们决不会冤枉好人,到了武川县城,经过审查,你确实是‘钉鞋的’,我们会放你走的。”
然而其他几个土匪,却一直在给他说情,这时孙有光冷笑着说:“你说你是钉鞋的,那么你一定会钉鞋吧,你现在钉一双鞋给我们看看!”
见到孙有光这样说,张廷芝知道这些公安是专门冲他来的,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地地下了脑袋,过了一会招认说:“我是张廷芝,我就是你们要抓的人。”
本来以为张廷芝被抓后,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完事了,然而他却一再表示,自己认识共产党的某高级领导干部,本来打算今年去北京的,见到没人搭话,他又说自己和我解放军某高级将领是“拜把子兄弟”,话里话外就是公安局动不了他。
要说处理张廷芝这样级别的悍匪,孙有光知道,他们武川县公安局还真就不够级别,在关押几天后,1951年2月10日,当地公安机关又奉命将他解往归绥(今呼和浩特),交给省公安厅来拘押。
1951年3月12日,经过绥远省军管会法庭根据张廷芝的罪行,决定判处其死刑,1953年3月,张廷芝在归绥被枪毙。
张廷芝到底什么来头,不过一个土匪,为何会惊动省公安厅呢?
说起来,能够将张廷芝绳之以法,也算是报了当年他袭击刘志丹等红军的仇。
1930年初,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受中共陕北特委派遣到国民党宁夏驻军骑兵第41师苏雨生部搞士兵运动,然而苏雨生被马鸿逵和马鸿宾部击溃。
刘志丹和谢子长只好脱离苏雨生部,继续发展武装,恰逢当时甘肃陇东民团总司令谭世麟为扩充势力,大肆招兵买马,并且公开声称,不管是谁,只要能拉起一个连就给谁连长的番号,能够拉起一个团,不但给团的番号,还给划分防地,补给军饷。
因为当时中共在西北的党组织并不完善,没有群众基础,想要发展武装十分不容易,因此刘志丹决定打着谭世麟的旗号,发展武装力量,于是就到了谭世麟的防区。
刘志丹
刘志丹利用其父亲给的两支枪和国民党保安县公安局长陈定邦给的13支枪,再从保安县民团中抽调了部队人马、枪支弹药,再加上流落在各地的革命同志,又邀请了一批贫苦农民,很快在金汤镇凑了上百余人,对外宣称一个营,很快被改编为骑兵第六营,刘志丹担任营长。
与此同时,谢子长派人到宜川土匪杨庚武部做工作,将杨部一个营一百几十人拉了出来,被编为骑兵第七营。
因为谭世麟的号召力比较强,来投靠的人里面不乏有滥竽充数的,其中就包括张廷芝。
说起张廷芝,这个人的身份背景十分复杂,他是出生土长的吴起县本地人,因为他祖上好几个人都中了文武举人,是当地的大户,习惯了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堪称当地第一大恶霸地主,吴起县周围很多土地都是他们家巧取豪夺的。
在他们家族的的压迫剥削下,吴起县的老百姓是苦不堪言。
张廷芝的爷爷人送外号张四疯子,那也不是个好人,在军阀混战时期为了保障自己的家业,就开始勾结军阀,组织民团,自任团总,然后在吴起县,构建碉堡,筑寨墙,扩充武装,俨然成了当地的“土皇帝”。
张廷芝的爷爷死后,他父亲张鸿儒接任团总职务,继续残害百姓。
张廷芝作为恶霸三代,那更是从小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地痞流氓,他们深知刘志丹和谢子长是为穷人做主的人,因此在刘志丹和谢子长在陕北开展地下工作时,就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多方针对。
张廷芝见谭世麟势大,也带着地主武装凑够上百人前去投靠。
就这样,刘志丹与谢子长再加上张廷芝一共有三个营的兵力,谭世麟将他们整编为直辖第三团,团部设在三道川。
当时谭世麟询问刘志丹谁当团长更好,他本来是倾向于张廷芝的,因为张廷芝是吴起县本地人,家里又是大地主,方便解决后勤问题。
但是刘志丹却对谭世麟说:“张廷芝靠不住,吃谁的饭,砸谁的锅。”他推荐谢子长担任团长。
谭世麟认为刘志丹分析得有道理,就任命谢子长为团长,谢子长从土匪那里拉出来的周维奇担任一营营长,刘志丹为二营营长,张廷芝为三营营长。
因为谭世麟部发展很快,不久甘肃省主席委任谭世麟为庆阳警备司令,还给了一个骑兵旅的番号,谭世麟让所属部队去庆阳参加庆祝大会。
直辖三团决定由刘志丹带领几十名骑兵去庆阳为谭世麟助威,并帮助谭世麟整训部队,而谢子长在三道川整训部队,时刻准备武装革命,以建立革命根据地。
在刘志丹走后,在军阀井岳秀部骑兵团担任团长的张鸿儒,得知儿子张廷芝跟刘志丹的队伍在一块,感觉到不妥,就把张廷芝叫到他那里,对他说:“你知道刘志丹是什么人,渭华暴动之首,铁杆共产党!你跟他闹伙,没有好下场。”
张廷芝解释说:“我不是不知道,只是怕刘志丹势力发展,使我们在洛河川站不住脚,只好暂作合伙为牵制之计。”
听了儿子的毒计,张鸿儒才知道,长江后浪推前浪,恶霸一代更比一代强。
刘志丹
两个人密谋一番后,绝对趁刘志丹不在的时候,夺了谢子长的兵权。
张廷芝临走的时候,张鸿儒还不放心,说道:“此举非同小可,关键一着是让周维奇上钩,如果能把这个营的武装搞到手,不仅洛河川一带是咱的天下,就是我们张家跟红军较量也有了本钱。”
也许大家看了会笑,这地主恶霸究竟是有着多大的胆子,竟然还要跟红军较量。
张廷芝回到三道川驻地后,利用刘志丹外出的机会,就按照他爹说的,从周维奇身上入手。
有一天,周维奇正在与人推牌九,张廷芝就进去了,当时周维奇还大吃一惊,首先,部队里不让赌博,他们现在聚众赌博是违反军规的;其次,他们跟张廷芝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平时也不说话。
但是张廷芝很快就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大家玩啊,我也过来试试手气。”
周维奇一听张廷芝说这话,想到张廷芝家也是地主恶霸,喜欢耍钱也是正常的,因此就跟他一块玩了起来。
为了拉拢周维奇,从小就出入赌场的张廷芝故意输给周维奇,很快周维奇就赢了好多钱。
张廷芝于是说不玩了,然后又说:“人生在世,还不是图个吃喝玩乐。”
土匪出身的周维奇一听张廷芝说的确实有道理,就摆出了曾经的土匪做派,说道:“可不是,宁做富叫花,不做穷皇帝。”
张廷芝听完后又说:“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改日我请周营长喝酒。”赢了张廷芝不少钱的周维奇瞬间对张廷芝的印象很好。
果然,几天后,张廷芝就请周维奇喝酒,周维奇也没拒绝,就一块去喝了,酒过三巡后,张廷芝就对周维奇说,欣赏他的才能,想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
周维奇当时还打着光棍,想到有这样的好事,当即同意,然后张廷芝又把自己的快马送给了周维奇,彻底让周维奇迷失自己。
随后,张廷芝提出要周维奇把自己的队伍拉出来,他们一块联合起来夺了谢子长和刘志丹的兵权,到时候这里就是他们的天下了,周维奇利令智昏,立即同意。
当时三道川驻扎的谭世麟直属三团不过500多人,周维奇的一营有装备较好的200多人,已被张廷芝所控制,张廷芝部也有100多人,而谢子长和刘志丹的第二营只有不足200人,处于被一营和二营夹击当中。
而刘志丹去庆阳时又带走了一部分人马,所以势力最弱,张廷芝于是便在金佛坪摆了一出“鸿门宴”,先是缴了周维奇的枪,这时周维奇才如梦初醒,只好选择彻底投靠张廷芝。
很快张廷芝就率领一营和三营去包围了二营和团部,谢子长看情况不好,立即率领队伍突围,只有少数人突围成功,很多干部和士兵都被俘虏。
张廷芝没有抓住谢子长,于是便派人领兵去抓刘志丹,当时刘志丹正带着从庆阳领取的装备物资返回三道川,好在有人冒险去通知刘志丹三道川发生兵变的事情,刘志丹于是改道向永宁山寨那里去躲避,这才躲过一劫。
张廷芝派的人很快也赶到永宁山寨,被县长贺明堂斥退,当天晚上,刘志丹等人只好彻夜离开永宁山寨,途中巧遇谢子长,两个人只好去找陕北特委,而张廷芝则很快将民团中的地下党组织全部清除。
张廷芝制造的“三道川事件”,使得刘志丹、谢子长历经艰辛搞起的一支革命队伍就这样失败了,对于陕甘地区的革命力量带来很大的打击。
刘志丹认真地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并且说道:“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不了什么,失败了再干。”
陕北特委听取汇报后,鼓励他们继续开展兵运工作,等到条件成熟时,再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
在吸取了经验教训后,很快,刘志丹打着谭世麟骑兵第六营的旗号,进驻合水县太白镇,击毙了陇东民团第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等人,缴枪50余支,史称“太白收枪”,以此为基础,刘志丹在安寨、保安一带打土豪分田地,很快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当地群众见到刘志丹练的兵,都称赞不已,经过不断的失败与挫折,刘志丹终于在陕甘地区树立了工农武装的红旗,开始了这一地区的武装游击斗争。
然而刘志丹的遗憾就是未能剿灭张廷芝,在三道川事件后,张廷芝父子彻底成了吴起县的一霸,准备打自己的天下。
在这一带是杀人越货,为所欲为,有一年,他的二姨太与部下私通逃走,张廷芝气得发狂,竟然以“知情不报”为由,将长工李小娃等七人全部枪杀,以此来震慑那些敢于忤逆他的人。
在金佛坪,张廷芝简直把自己当作了土皇帝,甚至连一些军阀都不放在眼里,1932年时,傅作义部的四名军人在陕甘边界贩卖大烟,路过金佛坪,被张廷芝骗到自己的营地,先是将一名女兵强占做了自己的四姨太,还把另外三人活活打死。
除了抢劫来往的客商,张廷芝甚至连当地的大财主也抢,有一天冬天,他率领20多人到杏柳沟,光天化日之下把一户人家给抢了。
就连绑票的事情他也能做得出来,当地有一大户人家,他盯上了人家的财产就说户主通共,让他们拿出白银6000两,银元2000枚,大烟2000两,并抄其家。
张廷芝最为可恨的地方就是多次积极配合国民党部队进攻苏区,杀害、打伤、抓走了许多红军干部,甚至是革命群众。
他曾带全部人马进犯保安红军游击区杨青川,抄了中共地下党员贺满朝、宗维正、郭全有等人家,还杀害了中共地下党员刘景科,手上沾满了血债。
凭借这些反革命的行为,张廷芝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嘉奖”,身份地位水涨船高,甚至一度被任命为“陕北三边保安司令”一职。
1935年10月,党中央到达陕北时,正处于革命力量最为薄弱的时候,此时张廷芝继续配合国民党军包围红军于陕甘宁边区,经常率部偷袭边区,杀害干部群众。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
对于张廷芝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刘志丹等革命志士一定想要将其抓获,为民除害。
1936年3月,刘志丹率领红25军参加东征,历经75天,红25军俘虏敌军4000余人,极大地巩固和恢复了陕甘苏区。
然而在东征过程中,张廷芝受国民党指派,亲自率领部队在清扬岔镇将我一个独立营包围,虽然我独立营坚决反击,但是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部分战士突围以外,多数战士都被张廷芝部杀害或者俘虏。
最为遗憾的是,刘志丹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雄牺牲,没能亲手打败张廷芝,这也成为刘志丹烈士永远的遗憾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当时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张廷芝,不但消极抗日,还率部袭击了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下辖的赤安县政府,抢走了文件和物资。
在张廷芝的不断挑衅下,1937年10月,中共高级将领左权率领部队到达吴起县,决心铲除以张廷芝为首的这帮祸害,张廷芝部很快被中共武装所击败,但是却让张廷芝侥幸逃脱。
张廷芝带着残部投靠了国民党第22军高双成部,担任骑兵大队长,为了不破坏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局,中共武装没有对其赶尽杀绝,就放了他一马。
谁知这个张廷芝却是一个从骨子里坏透的土匪恶霸,1941年9月,张廷芝以女儿与坚持抗战的国民党11旅旅长刘宝堂之子订婚的机会,摆下“鸿门宴”,将刘宝堂打死,作为其投降日本做汉奸的投名状。
到了日本人控制的包头后,张廷芝给日本人当护路队保商团团长,成了彻底的汉奸。
1943年冬,我党有5名高级干部由苏联回国时,在到达安边城南的吴家湾时,误以为进入根据地,结果却被张廷芝所部发现,并将其逮捕。
张廷芝对这5名干部进行了严刑逼供,这5位同志宁死不屈,没有交待任何情报,张廷芝一怒之下便将5人全部活埋。
在抗日战争后期,张廷芝见形势不妙,于是又投靠国民党军第84师的高桂滋,担任高桂滋部别动大队大队长。
重新投靠国民党军后的张廷芝的气焰更加嚣张,1947年胡宗南率部进攻延安的时候,张廷芝投靠了宁夏马鸿逵,当上了清乡团司令,重点对付共产党,他曾先后活埋边区共产党员干部、自卫军12人,打伤边区军民47人,还一度扬言要铲平其辖区内的所有共产党。
然而在解放军的进攻下,胡宗南部很快就被打垮,马鸿逵也不断溃逃,在陕北全境解放时,张廷芝深知自己一旦被抓,将受到人民的惩罚,于是向北逃窜,后来混入绥远的国民党军董其武部。
在傅作义起义后不久,董其武将军也宣布起义,张廷芝部当时也在起义部队当中,本来以他的罄竹难书的罪行,是逃脱不了制裁的。
但是考虑到他是绥远起义的部队,我解放军以大局为重,决定不计前嫌,还多次派人到其部队对他和他的部队进行政治教育,讲明了党和人民政府对待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希望张廷芝能够抓住机会,不要再做与人民为敌的事情了。
谁知道张廷芝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土匪秉性不改,背叛人民,于1950年3月7日带着旧部百余人叛逃为土匪,枪杀甘肃华池元城子区公所十多人,抢走步枪十多支。
很快又在靖边九里滩抢供销合作社现金2000元,骡马十余匹,并在内蒙古乌审旗抢走解放军汽车一辆,布40余匹……
制造一系列的罪行,解放军很快于1950年6月将其打败,并再次收编进行教育。
1950年7月,张廷芝见朝鲜战争爆发,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要开始了,在国民党中央情报特务刘子衡的蛊惑下,再次叛变,并且被委任为“信义纵队司令”,活动在内蒙古大青山武川县一带。
经过我解放军的几次打击,张廷芝的匪帮很快被打垮,只有张廷芝迟迟未能归案,抓捕张廷芝归案已经成为绥远公安机关的当务之急。
因为张廷芝活动在武川县一带,而武川县境内,一度成为华北、西北匪特最为集中的地区。
孙有光从公安部政治保卫局调到武川县公安局担任侦察股股长,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抓捕匪首张廷芝。
因为张廷芝已经被剿匪部队打败,只剩下几个残兵败将,剿匪部队也就撤了,抓捕张廷芝的任务就由当地公安局来完成。
可是孙有光也未敢大意,他甚至张廷芝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匪首,听说他本人能双手打枪,百发百中,虽说手下的匪徒已经不多,但是都是亡命之徒。
当时武川县的公安局才成立不足,满打满算的公安队员不过四五十人,就这四五十人里面,还有一半是留用的旧警察,其余的半数都是刚入伍的新兵,根本就没有经过严格的战斗训练,别说去剿匪,有的同志连枪都没有放过。
而且他们的武器也不咋地,都是战争年代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杂牌枪,每支枪只有五六发子弹。
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抓捕张廷芝这样的悍匪,也是不容易的。
但是孙有光认为,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时刻准备着抓捕行动。
2月3日,他得知在武川县城西北一百多里外二份子区小花窑子村有张廷芝的线索,基本可以肯定,张廷芝就在那里,于是孙有光立刻从公安队伍里面挑选了三名精明强干的公安战士,并且领了一把二十响的驳壳枪。
2月3日已经是北方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当时外面还下着大雪,但是这并没有阻挡孙有光抓捕张廷芝的决心,等到孙有光赶到二份子区公所后,把任务告诉了区公所的同志,区公所里面三名公安战士也加入到抓捕行动当中,这样抓捕小队就增加到了7个人。
孙有光考虑到土匪一般都是昼伏夜出,如果趁夜直奔小花窑子村,土匪很可能出去打劫,不在村子里,导致抓捕行动失败,反而打草惊蛇。
张廷芝之前三番五次都逃脱了,说明他的反侦察能力强,如果让张廷芝再给跑了,再想要抓到张廷芝就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情了,在此期间人民群众财产将会受到巨大的威胁。
当晚他们就在区公所里住下了,孙有光在想着抓捕策略,虽然现在人数上应该是占优,但是张廷芝毕竟是有些本领的大恶霸,大土匪,如果硬拼的话,难免会使得队伍受到损失。
所以,抓捕行动一定要智取,并且能够一击得手,大家晚上的时候商讨,决定在第二天凌晨的时候,正是土匪们人困马乏的时候,警惕性最低的时候动手。
商量后,他们就抓紧时间休息,等到2月4日凌晨,孙有光就领着同志们匆匆吃了早饭后,向小花窑子村奔袭。
为了不盲目进村和敌人发生混战,孙有光先是带人到附近的大花窑子村打听了小花窑子的情况,然后再进入小花窑子村。
当孙有光率队摸进小花窑子村时,发现村里因为常年战乱和土匪的骚扰,村子里已经没有人,只剩下一户人家,看样,张廷芝很可能就藏在这户人家。
孙有光命令小分队把院子围了起来,然后自己带两名战士潜入院子,围了防止惊动可能躲在房子里的土匪,他们轻手轻脚地来到了正屋之外,孙有光透过玻璃窗,看到屋里有一名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此外别无他人。
孙有光
孙有光于是进了屋,小声对妇女说:“土匪在哪里?”
那妇女一看是公安来了,当时显得有点害怕,但还是用手指了指西屋,孙有光示意两名战士随自己慢慢摸到西屋外面。
孙有光实战经验丰富,把枪顶上子弹后,一块领着战士闯入室内,只见大炕上躺着5个匪徒,被这突如其来响声惊了一下。
这时孙有光把驳壳枪往前一亮,对准炕上的土匪喊道:“举起手来!不准动!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只有缴枪不杀!”
因为土匪的身边就有枪,如果土匪负隅顽抗到底,很可能火拼下去,如果是平时,孙有光早就一梭子子弹下去,让这些土匪没有反映的机会。
但是孙有光知道,武川县剿匪的任务很重,不是抓捕张廷芝一个人就完事的,而是要活捉张廷芝,并且通过他顺藤摸瓜,把武川县的匪徒全部绳之以法。
然而现在却僵持了下来,这时留在门外的两名战士听到声音后也冲了进来,于是同时,还有一名干部在房后的山坡上,抓到另一个土匪,并且大声喊叫,院子里的马受惊后也呼啸起来,给屋里的土匪造成错觉,以为外面有大部队,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
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匪们全部举起了手,然后两个战士把枪支弹药全部收走,再把土匪捆绑起来,等到出去后,看到只有7名抓捕人员时,当即十分震怒。
尽管张廷芝将自己伪装成钉鞋的,但是孙有光还是很快识别出他来,最终将其绳之以法,彻底报了当年刘志丹被袭击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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