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生儿锐减，教育竞争却加剧了？这位专家把内卷症结说得明明白白！

这几年，我们明显感觉到孩子变少了。根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3年中国新生儿仅有902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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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进入负增长，全国各地的幼儿园迎来关停潮。

例如，上海在2023年里已有33所幼儿园停办，其中嘉定区还发布官宣，称已关停2所幼儿园，两年内还将关停3所。

种种迹象似乎预示着孩子周围的竞争者变少了，未来高中、大学名额空出来了，升学压力变小了。

然而，现实情况却与之相反，教育内卷愈演愈烈，教育焦虑加重了，孩子的负担丝毫未减。

如此“割裂”的内卷局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症结在哪里？对此，杨东平教授有话说。

*本文整理自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共识国际讲坛”讲座。为方便阅读，以第一人称叙述。

“内卷化”一词的实际涵义

很早我就看到一篇文章说，“内卷”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翻译，把一个非常清晰、明确的词语翻译得大家不知所云。比如，我们不会说一个猴子“外卷化”成了人，而就是说“进化”“演化”。

为什么我们要说教育系统是内卷呢？从它的本意来说，是指一种系统性的退化，这是更为准确的；这样大家就不用去云里雾里地做各种各样的诠释、解释。

“内卷化”这个词在社会科学领域使用，最早的是一位华人历史学家——他在研究华北小农经济的时候使用了这个词，说中国传统农业的内卷化，就是：随着人口增多，越来越精耕细作，但是边际效应递减，整体农业生产并没有上升到更高的层级，也就是说并没有创造新的技术、生产方式等，而陷入了一种自我纠缠——大家投入的力量越来越大，但是产量还是很低。

这是形容在没有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的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经济陷入了一种困境。

这个困境移用到教育上来，也很恰当。和教育“内卷化”同时流行的是另外一些热词，比如说“鸡娃”“牛娃”“青娃”等。

如果我们用稍微规范一些的词语，教育“内卷化”在近些年的教育生活当中，是以另外一些词汇来表达的。

比如说教育的“剧场效应”：有一些人不守规则，站起来，恶化了整个环境。又比如说“减负”。在政治话语里，这两年最通用的还是“减负”——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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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克服焦虑这些问题，实际上指向了一个事实——如果我们更明确地针对一个事实，就是择校、竞争，所有焦虑来自于择校、竞争。

而且我认为中国的教育焦虑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整体性、全民性的，各个阶层都在焦虑，中产的在焦虑，高收入的也在焦虑，普通老百姓也在焦虑；

第二个特点特别糟糕：焦虑从孩子的低龄阶段开始——主要在小学阶段，然后下沉到了幼儿园，其实对应的就是“幼升小”和“小升初”的择校竞争。

这种择校竞争，在中国由来已久。如果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是比较单纯的——当时我们流行的词汇或者说术语叫做“片面追求升学率”，简称“片追”；教育领域主要的工作就是要防止“片追”的倾向。

但是，“片追”这个现象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了全民的教育焦虑，而且层级越来越低、竞争性越来越强。

我们要考虑，为什么中国出现了那么严重的教育焦虑、择校竞争，或者说学历军备竞赛呢？

教育内卷化的起因

有人说这是中产焦虑：因为中产阶级的出现，中产阶级的地位恐慌特别严重，所以把很大精力投入到升学竞争当中，加入学历军备竞赛，不能让孩子输了。

中产焦虑或者说中产家庭、白领家庭对教育更为重视，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其他的亚洲国家，它们的中产怎么不焦虑？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风平浪静——我讲的主要是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非常平静。

经常有人说日韩，尤其韩国教育补习非常激烈——这都是前些年的故事了，因为我们前两年刚到韩国看过，它的义务教育、中小学教育已经非常正常化了。

什么意思呢？每个学生都是就近入学，在家门口步行5-10分钟，无需家长接送，没有择校。

我们就不太相信。随行的韩方翻译和领队都是小学生的家长，是两位女士，我们就私下问她们：你们到底有没有择校？因为学校总是有差距的，不可能所有学校都是一模一样。

后来这两个学生家长说：其实我们也有择校。我说：你们是根据什么来择呢？她们说，有两个标准：“第一，离家近；第二，伙食好，中午管一顿伙食。这么一说，等于是没择校。

我说：你们的小学生下午课外有没有上补习班的？她们说：当然也有，很多培训机构把小孩子接走了。我说：主要补习什么内容？她们说：主要是音、体、美，就是艺术的修养、学习，还有一小部分是英语；但是其他的培训就比较少。

我又问其中一位：“你的孩子在学什么？”她说：“钢琴。”我说：“你们的钢琴有没有考级？”她说：“没有，绝对不允许。”也就是说，在他们的义务教育阶段，竞争性的学习和培训是被严格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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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们到国外或者境外去访问的时候，我国台湾地区的朋友反应最强烈，他们说：“你们大陆的老师老是说‘小升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大吃一惊：“你们难道没有‘小升初’吗？”

他们说：“我们没有，我们从‘国小’升到‘国中’，就跟四年级升到五年级一样，没有竞争。”他们说：“因为我们实行的是义务教育。”我说：“我们实行的也是义务教育。”就是这么大的差别。

一般讲，教育内卷是因为高考制度下的教育焦虑。而这些因素都是背景，都是整体性的，或者说是较长时期内都会存在的一个背景，但并不是最近十来年、四五年教育生态急剧恶化的直接原因。

日、韩、国内台湾地区为什么没有小升初？很简单，小学和初中的连续教育是《义务教育法》所规定的，就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教育内卷化的症结：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面临重重阻碍

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家长和舆论，包括很多管理者、校长、老师，其实没有真正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念，始终认为要学习就要有竞争，就要有淘汰，就是起跑线上的竞争，认为这是教育本来的内涵。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用法律确定的基本人权，是保障性教育，就像给老人发低保一样，人人有份、一视同仁。

义务教育阶段，因为是保障性、基础性的，所以是非选择、非淘汰、非竞争性的，所以要实行免费、免试、就近入学——就是为了体现这个价值，保障每个儿童都能享受教育机会。

义务教育天生就不是竞争性的，我们把它搞成那么强烈的竞争性和淘汰性，就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基本价值。我觉得这些问题需要拨乱反正，需要经常说。

说到日、韩、台湾地区没有小升初，我们可以来了解为什么他们没有。

讲到底，就是一个原因——学校均衡。既然所有学校都是差不多的，当然到离家最近的学校是最合理的选择，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义务教育的基本现实。

我们到欧洲国家、北欧国家看，都是：小学生就是小学生，小学生的天职就是游戏、玩耍、健康成长、锻炼、郊游，不把学业竞争作为主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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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在1986年就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提出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为什么过去三十多年了，学校均衡还是难以达到？

前两年，我们全国各地都在进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几乎所有地方都通过验收了；也就是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从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已经实现了。

但是，我认为离真正意义上的均衡发展还差得很远。只要那个地方有择校竞争，只要有学区房，只要有重点学校，就说明那儿的均衡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就是对义务教育的讽刺。

在中国各个大城市，北、上、广、深、南京、杭州，择校上竞争得都是如火如荼，就是因为学校差距太大。中国的基础教育的学校制度，我称之为“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把学校分成了三六九等。

首先，城市和农村这两类学校的配置、资源和师生比，政策要求就是不一样的，对需要更多教师的农村学校配比更少，对需要更多支持的农村学校经费投入更少，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分配。

另外一道线叫做“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我们有一小批学校是重点学校，大多数是非重点学校；重点学校里面又分成国家重点、省重点、区重点，等等。

我们看到一个区的义务教育学校当中五花八门，相差非常大；因为差距太大，家长当然要想方设法让孩子上一个最好的学校。

学校之间如何“均衡”

按照国家的政策法令，均衡发展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达不到均衡？

这里有一个历史原因——因为我们的重点学校制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建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时候，还没有建立义务教育制度，就是建立了重点学校制度，为了快速地为工业化培养专业人才；当时各地的中小学都确定一个很小的百分比作为重点投资重点建设的学校，任务就是培养拔尖人才，为上一级学校输送这些人才。这种教育和义务教育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具有很强的精英教育的属性。

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以后，重点学校制度已经被废止了，不再合法了；但是已经实行了那么长时间，大家有一种惯性，地方教育部门、政府总是觉得应该有几所优秀的学校作为示范、作为门面，或者说带动其他大多数学校——这是一种惯常的管理思维，但是违背了《义务教育法》。

我们国家至今还在实行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因为现在不敢叫重点学校了，叫“示范学校”“明星学校”“新优质学校”“未来学校”等很多名字；但是大家都很清楚，它们的条件要比其他学校好很多，其中最突出的是特级教师、高级教师力量，教育经费也非常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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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回到那个话题：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来学校的均衡还是没有达到？我个人认为，讲到底的话，这是一个能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依法治教的问题。

怎么样才能做到学校之间的均衡呢？这个概念也很清楚，就是三个源的平衡：生源、财源、师源。

为什么我们强调义务教育要就近入学？就是为了平衡学生的生源。如果把所谓高分的学生用掐尖的方式弄到一所学校去，学校之间不可能是均衡的。所以，生源的均衡就是靠就近入学来保障。

然后是财源方面，教育经费的配置应该是均衡的，不能够重这个轻那个。财源的均衡，现在可以说是大致能够做到，因为生均拨款、按人头拨款，每个学校都是一样的配置方式。

但事实上，重点学校有很多在生均拨款以外的渠道，叫专项经费等，所以日子过得还是要比普通学校好。

不过，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总体而言，义务教育学校在硬件上的差距已经比较小了，家长择校所看重的也不是硬件差距——几间多媒体教室不是很重要，学生家长择校看重的主要是教师资源。

也就是说，教师的均衡化在今天我们完全没有做到，甚至没有起步。

促进教师流动

教师流动，我个人认为是当前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关键措施。

说到中国的重点学校，北京海淀“六小强”、西城“四大金刚”等这样的学校，每个大城市都有一批，升学率特别高。其实，我觉得这种学校不是令人敬佩的，因为它们最核心的法宝就是掐尖，就是用尽办法把高分学生都弄到自己学校来——这完全违反了教育自身的规律。

而究竟应该让更多好学生集中在一所学校，还是让他们分散在不同学校？这是要有所讨论的。

我国的台湾地区从2016年开始实行了十二年义务教育，也就是说把高中阶段也纳入义务教育。

十二年义务教育的影响是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要消灭一批著名的百年老校，就像“建国中学”“台北第一女高”等——都是百年老校，马英九他们都是那儿毕业的；它们被纳入义务教育，就要按照均衡发展、一视同仁的概念来运行，不能有任何特殊待遇。

当时对此发生了一场深入的旷日经久的讨论。争论的两派，一派叫做“均优派”，他们说并不是反对优秀，而是认为，优秀的学生集中在一所学校对这些学生也并不是最公平的，因为在这些重点学校又形成了新的小宝塔，又出现了新的中心和边缘，而很多学生如果分到普通中学的话，带动作用和自我发展会表现得更好。他们也做过一些实证研究。

“选优派”和“均优派”两方，从政策上来看，应该是“均优派”获得了胜利，因为政策上是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的。当然，对那些老牌、名牌学校也是网开一面，给它们一个过渡期，比如说每年30%还是多少的名额可以考试招生，以后逐渐减少。

总而言之，在教育公平的维度上，掐尖、拔优、培优还是均优？还是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选择。

我个人认为，非常可惜，中国绝大多数大城市，基本都是走向了精英主义的掐尖、拔尖、培优，打造重点学校，打造拔尖人才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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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原因呢？原因之一是这些地方的官员、教育局长，绝大部分都是从那几所重点学校出来的，他们的子女现在也都在那些学校上学。重点学校成为一种特殊的利益集团，把它自身的利益放到了社会公众利益之上，想方设法都是维护它的自身利益。

我想，这个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问题，但是很重要。

有人说：因为高考是指挥棒，因为有高考，所以就均衡不了。

不是这个道理。

高考是指挥棒，但是学校制度是一个教育系统的底盘，这个底盘设计得到底是不是平衡的，还是有很明显的倾斜或者倾向性，区域的教育生态是会因此很不一样的。

我想，今后一段时期内，一个重要的方向还是要改革我们的学校体系，使它真正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要求实现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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