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顶流，黄谣缠身

来源：国馆(ID:guoguan5000)

从伪学到官学

提到朱熹，很多人首先想到的都是他“扒灰”、虐待母亲、纳尼姑为妾的丑闻，还有对“存天理，灭人欲”观点的厌恶。

殊不知，这其中很多是谣言，很多是误会。

谣言因何而起，误会又从何而来？

南宋朝廷党争严重。朱熹一生多次被党争牵连。又时运不济，每次所在的阵营最终都以落败告终。在残酷的党争中，为了斗倒对方，无所不用其极，捕风捉影，甚至不惜捏造事实，妄加污蔑。而在党争中落败的一方，往往又没有给自己澄清的机会，污名、骂名无法得到洗刷。

淳熙八年（1181），浙东灾荒严重，朱熹正受命担任浙东提举，专门负责赈灾事宜。

图：朱熹画像

朱熹到任以后，就被眼前的惨象震惊了。放眼望去，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百姓为了活下去，不得不拆屋卖田，甚至卖儿鬻女。天灾之外，还有人祸，地方官不仅不尽力赈灾，还贪得无厌，无休止地盘剥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百姓。

其中，贪腐最严重的要数台州知府唐仲友，盗窃公家财产，霸占军妓，盘剥百姓，甚至还铸造假币，简直无恶不作。

朱熹一气之下，连上四道奏章，弹劾唐仲友。为了保留人证，他抢先一步把军妓严蕊抓起来，关在监狱里。但是，他写的奏章根本就没能到达孝宗手里，而是被宰相王淮压了下来。

王淮是唐仲友的姻亲，也是唐仲友在朝廷里的靠山。他扣下朱熹奏章的同时，暗中让同党举荐唐仲友担任江西提刑，企图以升迁的方式，将唐仲友调离浙东。

但王淮也不敢完全一手遮天，而是在其中玩弄了一个小手段。他将朱熹第二、三、四道奏章压下，把比较委婉的第一道奏折和唐仲友的自辩状同时拿给了孝宗，并解释说：“他们只是秀才之争。”想把大是大非关乎国运民生的案件，粉饰成村婆吵架一般的小是非。

朱熹的上奏如石沉大海，他进一步搜集证据，第五次上书时，直接将矛头对准了王淮，指控他和唐仲友彼此勾结，相互庇护。

王淮是官场老油条，所使出的招式比朱熹一介读书人要阴狠得多。看到朱熹的奏章，他直接撤掉了唐仲友江西提刑的职务，并让朱熹去接替。这样一来，世人都觉得朱熹弹奏唐仲友，不为别的，只不过是因为看中了他的位置。既然朱熹的动机被怀疑不纯，那他所奏之事的真假就难说了。

朱熹拒不到江西赴任，还想继续向皇帝弹劾王淮和唐仲友。当时在位的孝宗，虽然在南宋历史上，算是难得的好皇帝。但在王淮的一番操作下，无论朱熹把事情讲得如何有理有据，在孝宗眼里，他都成了一个为自身利益，而喜欢闹事的跳梁小丑。事到如今，近千年过去，还有很多人相信朱熹上书弹劾唐仲友，只是出自嫉妒。

朱熹只好辞官回乡去了。此后不久，民间开始流传朱熹、唐仲友和军妓严蕊之间的理不清的风流韵事。还有另外一个传言说，朱熹为了对付唐仲友，把唐仲友的相好严蕊逮捕入狱，严刑逼供，想拷问出对唐仲友不利的证据。没想到严蕊宁死不屈，朱熹就直接上书污蔑唐仲友，只是最终没有得逞。在这个故事中，所有人都是忠臣烈女，唯有朱熹，无耻而卑鄙。

故事的源头是一个叫洪迈的人写的小说《夷坚志》。洪迈和朱熹早有过节。同时，他也是唐仲友的朋友，而王淮，正是他的上司。

这段往事的来龙去脉，其实《宋史》记载得详细而且清楚。可惜很明显，小说家写的故事，比史家记载的故事，更容易让老百姓津津乐道，口耳相传，进而无限地凭猜测和想象再次加工。

终于，明朝时又出了一个小说家叫凌濛初。他科考不顺，尤其讨厌朱熹的学说。进一步将这个故事进行演绎，严蕊成了红尘薄命的大才女，仗义有侠气。唐仲友是儒雅风流的大才子，而朱熹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这个故事就记录在著名的《二刻拍案惊奇》里。即便今天朱熹还在世，恐怕也不知道该如何去为自己辩白了。

孝宗之后是光宗。光宗无能，绍熙元年（1190），皇室宗亲赵汝愚联合外戚韩侂胄，废除光宗，扶持宁宗上位。宁宗当了皇帝以后，念着赵汝愚的功劳，提拔他做宰相。可是韩侂胄心有不服，处心积虑地离间宁宗和赵汝愚的关系。他多次暗示宁宗，赵汝愚既是宗室，可以扶持宁宗上位，当然也可以自己篡位。皇帝本来都有防备宗亲的习惯，韩侂胄的话无疑正击中了要害，宁宗由此心生了不少龃龉。

此时，朱熹已年满花甲，是著名的理学大家。名满天下，桃李也满天下。而且他还和赵汝愚私交甚笃，是多年的老朋友。

宁宗上位的第四年，赵汝愚就推荐朱熹给宁宗当老师。

朱熹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是一介书生意气。第一次面见宁宗，就絮絮叨叨讲了一大堆大道理，要求宁宗控制自己的私欲，给全天下做一个榜样。还对朝政发表了议论，劝宁宗不要专权，要从谏如流，充分听取大臣们的意见。

朱熹虽身为帝师，其实并没有实权，更不该干涉朝政。朱熹急不可耐的样子，让宁宗更加怀疑赵汝愚的用心。宁宗找了一个借口，赶朱熹回了福建老家。朱熹被黜，韩侂胄明白了宁宗的心思，放开手脚，大张旗鼓地对赵汝愚展开攻击，诬陷他结党营私。

理学派的几位太学生联合上书，为赵汝愚辩护。这不仅没帮上忙，反而更加坐实了赵汝愚结党的事实。宁宗非常反感，震怒之下，直接将上书的太学生杀了。

但当时理学派的门生广布，势力强大。韩侂胄害怕他们的势力反扑，在进一步试探到宁宗的态度之后，直接将理学打成“伪学”，发动了针对朱熹理学派的“庆元党禁”。朱熹是理学派的权威，自然就是伪学逆党的领袖。他的门生，在朝为官的，一律罢官、除名、流放。还未出仕的，终生不得出仕。朱熹内心也很恐惧，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会身首异处，无限感慨地说：“某今头常如黏在颈上。”

韩侂胄自然不打算放过朱熹，他授意监察御史沈继祖上书弹劾。沈继祖很快就罗列出了朱熹的八大罪状：第一，虐待母亲；第二，不尊重君主；第三，不忠于国家；第四，玩侮朝廷；第五，意欲变天；第六，有害风教；第七，纳尼姑为妾；第八，家妇不夫而孕。

后世关于朱熹的大部分谣言和误会的源头就是这道奏章。

事实上，沈继祖罗弹劾的内容是经不起推敲的。他说朱熹虐待母亲，给出的理由是朱熹给母亲吃的是社仓里的陈粮。事实是朱熹经济本来就很窘迫，很多时候只能靠朋友接济生活。而且当时连年饥荒，更多的百姓连陈粮都没得吃。

说朱熹，“纳尼姑为妾”，是朱熹在福建漳州做知府时，为了整顿佛教寺院的不洁风气，曾经下令，敦促尼姑还俗，一些利益受到损害和穷极无聊的人，就传言他把尼姑带回家做了小妾。

至于“家妇不夫而孕”的指控，更像是一种阴狠毒辣的泼脏水。说得是朱熹在长子朱孰死后，他的儿媳却有了身孕，暗指他跟儿媳妇通奸。这也是历史上朱熹“扒灰”丑闻的由来。但真实情况是，朱熹出生于福建，祖籍却是在江西婺源。他年轻时到江西认祖，就要长子朱孰定居江西，以延祀香火。除了几次短暂的出仕为官，朱熹常年都在福建，根本没跟儿媳妇生活在一起，更没有所谓的与儿媳通奸。

这几条罪状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目的是损毁朱熹一代理学宗师的形象。因为当时的朱熹，在读书人的心目中地位极高，影响力也很大，要彻底打倒他，首先就要往他身上泼脏水，搞臭他的名声。其余几条罪名，都是指控朱熹有谋逆之心，虽然理由也很牵强，但在封建王朝，这确实是最有效的方法。几乎所有皇帝对有人谋逆的态度都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就连朱熹因为写过“人间别有天”的句子，都被说成是想另立皇帝的意思。这已经和文字狱没有差别。

沈继祖在奏折里，强烈要求处死朱熹。但朱熹毕竟是天下读书人心中的领袖，宁宗只同意罢免朱熹官职，将其发放回原籍。

朱熹也一直以为自己已经难逃一死，面对只是免职的结果，虽也冤枉，但已足够侥幸。朱熹上了一张《落职罢宫祠谢表》，感谢宁宗额外施恩。在谢表中，他带着复杂的心情，颇为无奈地说了一句：“谅皆考覆以非诬，政使窜投而奚憾。”意思是说，想必朝廷已经考察核实过，并不会冤枉我的，那要放逐我，我也就没有什么怨怼了。

这一句明显带着情绪的话，后来就有很多人解读为，朱熹自知理亏，认下了罪状。当时的情况是，被流放的赵汝愚刚到湖南就暴毙，所有为赵汝愚上书说情的太学生都被杀了，朱熹的门生要么被赶出了朝廷，要么是被永远禁止再进朝廷。沈继祖目的很明确，也很无耻，就是想置朱熹于死地。要不是因为朱熹自己的影响力太大，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朱熹说这句话，一方面是迫于压力，并不是不想申辩，而是为了自保；另一方面，也明显带着正话反说的揶揄。

朱熹死后，这些史料就被一个叫叶绍翁的人当作野史，写进了《四朝闻见录》中。清朝时，这本书又被收入了《四库全书》，当作正史的补充。关于朱熹的一些谣言和误会，就这样被坐实了。

但朱熹死后，历任皇帝却逐渐意识到了朱熹学说的价值。

宁宗驾崩，理宗继位以后，给朱熹平反，恢复了他的名声，把朱熹作注的《四书》列为考试教材。为了确立朱熹的官学地位，还把朱熹的曾孙朱浚招为驸马。后又追赐朱熹太师封号，从祀孔子庙，正式进入圣人行列。朱熹的位分第一次被抬高。

到了元朝，依据宋朝旧例，把朱熹作注的《四书》列为教材。明朝时，官方再次抬高朱熹地位，先下令改称呼，称呼朱熹为“先儒诸子”，也就是把朱熹排在秦诸子之后，汉唐诸儒之前，地位比汉唐时的儒学家都高。到了清朝，康熙下令让朱熹位列“孔门十哲之次”，这次直接让他的地位仅次于孔子。明清以来，科举考八股，核心内容就是朱熹的学说。

官方之所以不断捧高朱熹的原因，乾隆说得很清楚：“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直白一点说，就是朱熹的理学，是统治百姓很好用的工具。

官方高度认可，不代表民间就买账。这种叛逆的心理从古至今，一直都有。民间对朱熹学说最大的质疑，应该是对“存天理，灭人欲”观点的争论。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大的误会。

去人欲，存天理

朱熹很难讨人的喜欢。因为他的学说让人生厌。只要一说起朱熹的主张，总让人觉得，他一门心思就是要人断去七情六欲，世俗杂念，把大家都赶去和尚庙里吃斋念佛一样。因为大家都以为他说过要“存天理，灭人欲”。

其实朱熹的原话是：“饮食，天理也；夫妻，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三妻四妾，人欲也。”很少有人读过朱熹这句简单的原话。否则，人们对朱熹不会有那么大的误解，也不会有那么深的怨气。

这里面包括有些人“别有用心”的引导。比如我们都知道，清朝有个思想家叫黄宗羲。他其实是明朝的遗老，不想在满清政府为官，就用心做学问。他不喜欢理学，认为理学虚无，没有实用价值。这完全是个人偏好。但他也没有想诋毁朱熹，只是不屑对朱熹的学说做过多的阐释，草草用“存天理，灭人欲”六个字做了总结，还把这个结论写进了他的专著《宋元学案》里。后世一些不求甚解的人，也就以为这六个字是朱熹学说的全部。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开始讨厌朱熹。

可是读过朱熹原文的人都知道，朱熹并不古板。相反，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在为人的一些自然欲求正名。“食色，性也”，朱熹以为，人正常的自然欲求，不仅理所应当，而且是“天理”。不正常、过分的，才是“人欲”。朱熹主张的是，要有节制，不能贪得无厌。

更重要的是，朱熹主张“去人欲”，其实最主要的对象是手握权力的皇帝和官员，而不是普通百姓。因为皇帝和官员掌握着公权力，一言一行关系到天下苍生，所以对过多的欲望要有所节制。这其实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思想，放在今天也是。

朱熹当过帝师，所以他以为天下第一个要“去人欲”的，就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这很有道理。因为皇帝高高在上，如果不知道自我克制，就会以天下苍生为刍狗，百姓就只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让皇帝灭人欲，其实就是限制皇权。他在《皇极辩》里就说过，如果君主“有其位无其德”，那就“不足以首出庶物，统御人群而履天下之极尊”。大意是，皇帝如果不懂得去人欲，修行德行，就没有资格当皇帝。在朱熹以后，元明清几百年，朝廷一方面极力提倡朱熹的学说，一方面尽力掩藏，甚至歪曲了他限制皇权的主张。朱熹在生时，遭受党禁之祸，最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皇帝不喜欢他。就因为他天天嚷着要皇帝去人欲，皇帝不愿意。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听起来有些混账的话，也不是朱熹说的。有朋友问程颐对孀妇再嫁的态度，程颐回答如是，后来被其弟子收录在《程氏遗书》里。朱熹曾站出来替程颐解释，说程颐的意思是让士大夫要有节操，是对为官者的要求。不管程颐本意如何，至少由此可见，朱熹并没有要把女人困死在贞节牌坊下的执着想法。

要求女性裹小脚，朱熹也不是始作俑者。缠足是自汉唐就有的风俗，宋朝更盛，到满清达到畸形。朱熹要求女子缠足的说法，是从民国开始流传的，出自当时的一本杂志《中华全国风俗志》，也并没有可靠的佐证。在民国时，似乎有一种默契，一些找不到源头的陈规陋俗，就追溯到朱熹身上。这很可能和一直以来，社会普遍对朱熹形成的刻板印象有关。

历史上真实的朱熹，其实和我们普遍认为的差别很大。在官，一心一意为民，为苍生社稷；在野，专心专意做学问，克己复礼。

朱熹一生，从头到尾，累计起来做官的时间总共也不过七年。在这七年的时间里，他对自己的要求正是“去人欲，存天理”，时刻要求自己克制过于膨胀的私欲。

朱熹十九岁就中了进士，守选三年后，被朝廷安排到厦门同安县做主簿，主要工作是负责全县的税收。

当时南宋正与北面的金政权连年对抗，军费消耗巨大，朝廷只能巧立名目向百姓征税。百姓的赋税负担比之前高出了三倍，根本无力承担。但如果地方税收缴不齐，官员就要受到朝廷的惩罚。很多负责税收的官吏只好挨家挨户去催逼，手段往往粗暴残忍。朱熹不愿为难百姓，就上书给朝廷，指责过多的苛捐杂税是 “民所不当输，官所不当得”。说到激愤之处，直接指责朝廷横征暴敛，简直和强盗没有区别。可是他的上书，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朱熹想做一个好官，可是他却面临着一个顾此失彼的选择，要么完成朝廷交代的任务，要么维护百姓的利益。他原本以为这两者并不矛盾，现在才发现简直是势不两立。这叫他很无奈，甚至是绝望。

即便如此，朱熹在同安县任职期间，依然尽量为百姓做些事实。他整顿了县学，建立藏书，供读书人使用，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还修了一条大路，为百姓的生活提供便利。名声很好，政绩也不错，本来前途无量。但朝廷对百姓的盘剥无度，他不愿充当帮凶。三年任期满后，他就辞职回家，潜心做学问去了。

朱熹再出仕为官，已经是二十五年后了。那时，他已经是理学派的大师，有了很高的声望。很多在朝廷的人，甚至身在高位的人，都极力拉拢他，想利用他的声望，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都被他一一拒绝。直到江西南康发生了灾荒，粮食紧缺，饿殍满地，宰相刘正邀请他出来赈灾时，他才应允而出。

淳熙五年（1178），48岁的朱熹出任南康军知军。

朱熹到任后才发现，比天灾更甚的是人祸。百姓已经无粮可食，在死亡线上挣扎，朝廷的税负却有增无减。不仅赋税重，繁重的徭役同样叫百姓苦不堪言。地方官又随心所欲增加苦役，简直不给百姓活路。朱熹为民请命，希望朝廷可以在灾年适当减免当地的赋税、徭役。可是朝廷上下很多人，都反对朱熹的主张。无奈之下，一次不成，朱熹只好再两次、三次……他在南康任职三年，仅仅是主张为百姓减税减役，为民请命的奏章就上了六次，平均一年两次。朝廷不答应，朱熹就只好自己想办法，帮百姓谋得活路。

辖下都昌县的百姓多以烧木炭贩卖为生。可惜木炭价格低，税收却奇高。以烧炭为生的百姓，到了无法存活的地步。朱熹不忍，一边上书请求朝廷减税，一边给炭民支招，没有钱，就直接上交木炭，以抵税金。

南康任满，浙东地区又旱灾、蝗灾和瘟疫肆虐。鉴于朱熹在南康的政绩，朝廷派他去浙东任提举，主要工作还是赈灾。就是这次在浙东，朱熹遇到了台州知州唐仲友贪腐的事情。

朱熹到任后，发现灾情严重，要求面见孝宗，当面请求朝廷减免灾区赋税；还要求给他一些官缺职位，允许当地豪绅在出钱出粮的情况下担任；他还要求朝廷拨款两百万贯，用来买粮和灾后重建。

孝宗当面都答应，但朱熹刚回头离去，就又反悔了。

说好的两百万贯，朱熹多番催促，最终只到了三十万贯，连买粮都不够。朱熹只好亲自出面，找富商豪绅借粮。朱熹号召他们捐粮，说朝廷答应了，捐粮后就可以谋得一官半职。这个承诺朝廷也没兑现，捐粮的豪绅都以为是朱熹故意在诓骗他们，对他又恼怒，又记恨。在此种情况下，朱熹再要去查处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其结果可想而知。

在王淮的包庇下，唐仲友安然脱身，朱熹却落了一身骂名，他愤而辞官回乡，安心做了八年的学问。

下一次邀请朱熹出山的是宰相刘正，刘正希望他出任漳州知州。当时，朱熹已经五十九岁，早已对官场失望透顶，直接就拒绝了。但其实他心中那份济世天下的抱负仍然还在。当刘正承诺任期满后，就引荐他面见新上任的光宗，朱熹就又答应了。

南宋土地兼并严重，占人口少数的大地主占据了绝大部分土地，大部分农民只能沦为雇农和佃农，靠给地主种田，艰难地维持生存。大地主不仅盘剥农民，还和官场勾结，瞒报土地数量，逃避缴纳赋税。

朱熹所提倡的“去人欲”，主要就是针对地主、豪绅、官僚等阶层，希望他们不要贪得无厌，要适可而止。至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百姓，他们所求都只是基本的生存，是正常而自然的，与生俱来的需求，是“天理”。

朱熹上任漳州后，上书朝廷，建议重新丈量土地。旨意下来，同意朱熹先拿一块地区做试验。

此时在朝廷中，宰相刘正和枢密使王令是水火不容的政敌，王令因为跟漳州的地方豪族有利益往来，暗中破坏，阻挠重新丈量土地。刘正则很支持朱熹，不遗余力地在朝中提供支持。但刘正既不是为了正义，也不是为了朱熹，纯粹是为了打击竞争对手。

最终王令在这种斗争中落败，被迫告老还乡。政敌一除，刘正立马转变了态度。刘正作为福建人，他自己和他的家族，本身也是土地兼并的受益者。表面上刘正依然支持朱熹的工作，暗地里却不断给他出难题。刘正先以朝廷名义要求丈量土地不能影响百姓耕作，必须在农闲时展开。接着又拖延命令下达的时间，到朱熹手中时，农闲时节都快过完了。

恰又在此时，朱熹的长子在江西死去了。老年丧子，悲痛莫过于此。朱熹匆匆辞官，回去处理后事。

朱熹断断续续做了七年官，在为官期间，他始终以“去人欲，存天理”来要求自己，也按这个标准去为官。后来沈继祖在弹劾他时，苦于找不到他贪污的证据，只能无不牵强地说他办学时，多收了学生的学费。

虽然朱熹在官场时没有取得太大的建树，但每到一任，朱熹都迫不及待地为百姓请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算是一腔孤勇。

除掉七年的做官时间，朱熹一生的精力都花在办学校和做学问上。

他留下了两千万字的著作，迄今闻名于世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两块大招牌，都有朱熹的功勋在。他批注《四书集注》，形成了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是后世几百年里，千万学子必读的书目。岳麓书院的山长，一代理学大师张栻后来无不感慨地说：“当今道在武夷。”

朱熹提出的“去人欲，存天理”，不是要禁锢谁，更不是要斩去人内心世俗的欲望，而是要劝人克制欲望，驾驭欲望，而不是反过来做欲望的奴隶。

他要做的是正人心，明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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