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忠良将军：沉痛的回忆——皖南事变与项英、周子昆被害

沉痛的回忆——皖南事变与项英、周子昆被害

谢忠良

1938年初春，我调新四军军部任教育参谋、教育科长，1939年任军部侦察科长兼教育科长。事变前夕，1940年末，我曾调离军部，任新二支队(旅)参谋长。皖南事变突围后，我一直同项英、周子昆同志在一起，直到他们被害，亲手把他们掩埋了为止。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每一幕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一

1940年秋，蒋介石在日寇加紧诱降的情况下，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策划了围歼新四军的大阴谋，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党中央早已察觉蒋介石策划的反共阴谋，指示我部尽量转移到敌后江北广大地区，不要留在皖南。这样既能扩大抗日根据地，壮大武装力量，又能解决经济困难等问题，可是项英同志却迟迟不动。

在中央一再催捉下，项英迫不得已，于1940年9月底10月初才决定公开对部队进行北移教育。1941年1月4日，军部和所属三个支队约九千余人，从泾县云岭、罗里村等地出发，往南走了十五里到达章家渡，跨过青弋江，又行军十五里来到茂林。在茂林休息了一天，军部驻在茂林南面潘村的潘家祠堂。我奉命率领一个营为总后卫，掩护兄弟单位的安全。晚上十二点才最后撤离北贡里。这时，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早已布置了七个师总共八万人的部队，对我军开始包围攻击。下午，军部召开紧急会议(二支队的周桂生司令、黄火星政委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部队第二天向丕岭前进，并根据叶挺军长的指示，在拂晓前一定要攻克丕岭。当时，丕岭已被敌四十师先头部队的一个连和一部分搜索队占领了。我们根据军部会议精神和叶挺同志的指示，布置了中路(二支队)的作战部署，决定：我率领老三团三营为前卫，完成攻克丕岭的任务(当时彭嘉珠同志是三营副营长)，早晨三点半开饭，四点出发，前卫营向丕岭前进。该营行动迅速，战斗勇敢，按时占领了丕岭。上午十时左右，先头部队已抵达星潭镇以西的小山附近。可是山头早已被敌人占据，并构筑好了工事，以两个炮楼的火力封锁了通往星潭镇的道路隘口。我军进攻部队受阻，与敌人形成了对峙状态。这里两边是高山，坡度很大，山上还有积雪，对大部队兵力展开，发挥火力都有一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立即侦察地形，寻找徒涉址段。上午十一时左右，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同志来到前线，仔细观察周围地形，与我们一起研究渡江问题。可是水流湍急，又无渡船，加之敌人为阻止我们渡江，已调动乓力，有了准备，在对岸构筑了工事和炮兵阵地，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困难。十二点以后，李志高同志打电话通知我说：“情况不妙，我军三路受阻，部队可能要撤，军首长正在研究。”午后三点左右，李志高同志又骑马来到前线，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老谢啊！现在情况十分紧急，三路部队受阻，不能前进，过不了河，部队要后撤，要准备突围。”我问他究竟怎么办？他说：军首长决心后撤，决定在丕岭最后留老三团二营，以二营四连坚守(当时四连连长是李胜名)。当晚，我们撤离到里潭仓附近。

部队一到里潭仓，军部即召集各支队负责人开会，讨论怎样突围问题。叶军长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星潭。二支队政委黄火星同志说：“以新三团张玉辉(副营长)率领前卫营，你下命令!我们负责坚决打！”项英说：“硬拼代价太大，伤员不好办。”会议争论得很激烈，开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没有定出具体的方案，就散会了。

由于袁国平、周子昆支持项英的意见，叶挺军长只得下令往回撤。8日凌晨，向石井坑转移。途中，先遇国民党七十九师在高岭的拦截，晚上又遇国民党新七师的拦截。叶挺军长亲赴第一线指挥战斗。这一天，情况万分紧急，可是，作为新四军核心人物的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却在夜间失踪了，他们丢下整个部队不管，只带了几个警卫员悄然离去。李志高打电话要我去，把以上情况告诉了我，并要我暂时保密，不要外传。随后叶挺军长把李志高叫去，由李志高、叶超两同志起草电报，把项、袁，周的情况报告了党中央。电报在深夜十一时后发出，凌晨三时收到中央复电，电文很简短：皖南新四军全体同志，现在你们的处境十分危急，希望全体同志听从叶挺同志的指挥，团结在叶挺同志的周围，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接到延安的电报指示后，李志高即通知各部队，并且对各部队作了战斗部署。

二

我们立即向茂林方向前进，大约走了四五里山路，在东流山西南侧，同敌人的新七师又接触了。战斗打得很激烈，从8日拂晓一直打到下午两点多，我们打退了敌人多次的猛烈进攻，部队进至石井坑北面的小山上，马上架通电话同军部联系，叶挺军长命令我率领参谋、侦察人员前去侦察地形，并说今晚上一定要突围出去。我刚走不远，就遇到右边山上一支队傅秋涛同志的部队老一团。这时我们正面的敌军五十二师、一O八师、一四四师正猛烈地向我攻击，包围圈越压越小，情况非常严重。我的左手负了伤，随我一同侦察的作战参谋杜建秋同志光荣牺牲。我立即将情况向周桂生和黄火星同志报告，周、黄命令我立即返回。我回到支队指挥所，黄火星同志见我负伤，又叫我回到军部去。

在军部指挥所，我看到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同志又回来了。原来那天夜间，他们从竹林往山下走，在山里转了半夜，天亮时一看，只走了一里多路，远处山头上又有敌人，无法出去，就住在一个看野猪的棚子里。10日清晨，他们听见山下有号声，懂得号谱的周子昆高兴地说：“这是我们的号声，是调特务团一营一连的。”他们低头一看，见特务团一营一连的队伍正雄纠纠地从山下经过，就又回到自己的队伍中。中午到达石井坑，他们才知道东流山仍被我牢牢地固守着。 这些情况，是在突围后，项、周和我们在一起闲谈时，周子昆自己谈的。

项英在石井坑见到梁朴(即饶漱石)，梁当时是东南局的副书记。项英问梁朴：“我们的事中央知道了吗？”梁朴说：“知道了。”项英又问：“中央的意见呢！”梁朴把一份电报给项英看，大意是一切指挥由叶挺负责，政治工作由梁朴负责，要想尽办法突围，保存革命力量。项英看罢，将电文还给梁朴说：“好吧，既然中央有命令，那你们负责指挥吧。”

9日下午四五点钟，天快黑了，东流山的战斗非常激烈，特务团一营(原军部特务营)和教导总队工兵连坚守在山上，敌人从茂林方面用大炮向东流山猛轰。山上的树木都烧着了，成了一片火海，工兵连的战士几乎全都牺牲了。叶挺军长从五团调一个营来增援。他们打退了敌人的十几次冲锋，但终因众寡悬殊，阵地最后还是失守了。石井坑的西面，敌新七师攻得很猛，我正面之敌一四四师、五十二师也在猛烈地攻击，我随军部指挥所行动，看到作曲家任光(《渔光曲》的作者)当场中弹牺牲了。这时形势非常紧迫，军部指挥所已处在敌人的火力威胁之下，只有东面高山还控制在老一团的手里。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第二支队政委黄火星、第三支队司令张正坤，都跑到山上来向叶挺军长请示下一步行动方案。叶挺军长沉着地对大家说：“现在开始分散突围，突围的方向自己选择，可以到苏南、江北，也可以到徽州打游击。你们都是共产党员，愿意当突围司令的，都当突围司令吧!”在我们烧了文件，砸了电台之后，叶军长下令立即分路突围。雨后不久，山路很滑，难以行走，直到夜里十二点我们才爬上山顶，东边山下是大康王，下山无路可走，等次日拂晓，我们才到达接近大康王的一个鼓形山顶上。这时，叶军长拧动手杖柄上的螺丝，手杖上半部成了凳面，下半部分开成了两条凳腿，他从容地坐在上面，背靠着路边的一块大石头。大家都围扰了过来。这时，山下均被敌人占领，道路也被敌人封锁，枪声虽然平静了些，空气却十分紧张。天快亮了，山下的敌军五十二师向我们喊话：“新四军别打了，我们给你们准备了饭菜，你们可以派代表来谈判……”我们懂得这是欺骗，根本不去理睬他们。军政治部敌工部长林植夫，首先提出要与敌人谈判，可是项英、周子昆在旁边一言不发，我同李志高一直在叶挺军长周围，军部通讯科长胡立教同志亦在场。叶挺军长说：“遇到这种情况，你们还去谈判？不是送到老虎口里吗？敌人能睬你吗？”

敌人在山下喊了三四次话以后，林植夫自己先下山去了，结果被敌人扣住。敌人见我们没有动静，又打起了机枪，子弹嗖嗖地朝我们站立的地方射来。有人向叶军长提出：还是隐蔽一下吧！叶军长说：我不去，抗日打鬼子难道还犯法？我要到重庆找蒋介石这个王八旦算帐去，要隐蔽，你们去吧！这时，项英、周子昆悄悄地离开叶军长，到深山密林里隐蔽起来了。

平时沉默寡言的叶军长，这时脸色显得比平时更严峻。他满面怒容、出人意外地往山下去。我们也不敢过问。就这样叶挺军长也下了山。叶军长下去以后，军部呈现群龙无首状态。我同李志高同志商量后，一致认为这时要是硬冲的话，是冲不出去的，只得到密林里隐蔽起来。当时余立金、冯达飞也隐蔽在附近。敌人开始搜山了，不时听到零星的枪声和国民党士兵的叫声，但是敌人没有跑到山顶上来搜。太阳快下山时，天气又冷起来了。天黑时，我和李志高同志沿着山脊向丕岭方向转移。

山脚下敌人的篝火一点点地闪烁着，山林里又恢复了平时的寂静，寒风夹杂着稀疏的雨点，使劲地往衣服里钻。这时我才感到伤口的疼痛，才想到一天没有吃东西，但我们仍不停步地走着。第二天，我们在密林里又隐蔽了一天。敌人继续搜山，没有发现我们。我们一天没水喝，真是饥渴难忍，我们的意志受到严峻的考验。但是我们只有一个信念；我们的军队不会垮！我们还有延安，我们还有党，胜利最终是属于人民的！

第三天黎明时，我们转移到赵家佬后面的山沟里，在一个制作毛边纸的棚子外边的小路上，我们第一个看见的人是夏冬青同志，接着就是项英、周子昆同志，还有副官刘厚总，警卫排长李德和以及项英的警卫员郑德胜，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袁国平的警卫员陈阿金。

项英同志见了我们，拉着我的手，头一句就说：“新四军这次失败，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把你们搞成这个样子。”周子昆也插话说： “我也有责任。”项英又说：“将来到延安以后，我会向中央检查自己的错误的，不管指责我是什么主义，我都接受。”我和李志高听他们这样说，没有表示任何态度，我们在纸棚里隐蔽了一天，相互叙述各自的经过和看到的情况。袁国平的警卫员陈阿金告诉我，袁国平同志已被五十二师打死在大康王南边山脚下的一块大石头旁边。整整一天，项英同志和我们连饭也没有吃。我们根据白天侦察的情况了解到赵家佬有房子，当晚我们就到那里，找到了老百姓。这里的群众很好，大多是江北人，对我们新四军非常同情，看到我们抗日获罪被顽固派害成这个样子，都流下了眼泪，忙着为我们烧饭、做菜，一直忙到下半夜。这是三天来我们吃的第一顿饭菜。会合后的第三天，项英同志决定成立临时支部，指定李志高为临时支部书记，谢忠良为副书记，并说：“在隐蔽过程中，一切行动要以支部为核心。”当地群众告诉我们说：“对过山沟里有人，肯定是新四军。”一问，原来是五团二营的营部在那里(营长是陈仁洪、副营长是马长炎)。很快我们就同他们联系上了，这样，我们就有了两股力量四十多人了。我们分散隐蔽在东山、西山两个大山沟里。在群众的帮助下(他们为我打听情况，买粮食、做衣服)，我们在这里隐蔽了四五十天。

随后，我们同项英、周子昆以及军部的一些同志又转移到丕岭下， 在里潭仓附近的深山老林里又隐蔽了一二十天。陈仁洪、马长炎他们，因为地形好没有转移。在这里，我们通过老百姓同军部教导总队工兵连副连长刘奎同志取得了联系，通过刘奎又联系上了军部直属政治处的杨汉林，又通过杨汉林同军部军需处副处长罗湘涛和新四军驻上饶办事处的胡金魁取得了联系。这时我们已集结了七十多名新四军失散人员。刘奎同志向李志高同志介绍了一个地点，是里潭仓东面的田坑里(地名)。那里，沟长十几里，没有几户人家，又都是外乡人，森林也茂密，地理条件和群众条件比这里更好。为了慎重起见，项英又派李志高和刘奎等去侦察了一次。李、刘回来后向项英作了详细的汇报，说那里地处两县交界，地势很好，都是大山，翻过去就是旌德县。项英听完了汇报非常高兴，兴致勃勃地说：“搬到田坑里去!把胡明找来(胡是留在皖南坚持斗争的皖南特委委员)，这样我们和地方党的关系就打通了！”又说我们现在又有了这么多人，这里的群众又这么好，我们还有枪，这样，很快就可以发展一个营到两个营。我们有李志高、谢忠良可以管机关嘛！管情况的有，管经济的有，管地方的还有胡明。这不是很好嘛！那我管什么呢？我管整个嘛！我们的条件是很好的，比我们在赣南打游击的条件强多了。还有那么多老战士可以当干部。 说时，项英同志很高兴，还对我们几个老战士讲述了武汉工人运动的经过。

三

我们搬到了田坑卫的沟尾子上。这是大山沟里的一条小山沟。地形确实很好，山势绵延峻峭。敌人大部队不易攀登，小部队又起不了作用。刘奎还从当地老百姓那里了解到山上山下有两个洞。李志高和刘奎到山洞里察看了一下，对地理位置很满意，向项英作了汇报。项英同志一听更加高兴，决定在这里隐蔽一段时间。

两个山洞，相距大概六七十米。小洞在上，大洞在下。小洞可住三四人，洞很隐蔽，进洞时要攀住凸起的石块或树枝才能上去。大洞在小洞的悬崖下面，容纳的人较多，洞内不平整，是斜坡式的。项英同志和我们开玩笑说：“下面是第一线，如果发现情况可以抵抗，掩护我，我们住在上面，我如果走不动，刘厚总他力气大，枪法准，又打过游击，有经验，可以背我上山。”

刘厚总当时是军部副官处副官，是个黑粗大汉，力气过人，枪法又准，深得项英同志的赏识。项英同志走到哪里，总是刘厚总跟着。他的最老的警卫员夏冬青同志因个子小，力气不大，枪法不准，就被疏远了。项英、周子昆就带着刘厚总、黄诚住在上面的洞里，我和李志高等二十几位同志住在下面的洞里。

农历三月底，四月初，天气时而闷热，时而雷雨，一连几天，洞里呆不下去了。有一天中午，项英同志脱了衣服捉虱子，把身边保存的财物暴露出来了。

到达田坑里第三天晚上，项英同志派刘厚总、刘奎、李德和、郑德胜四个人到里潭仓把事先托老百姓买好的粮食背回来，再买点油、盐和菜，决定下半夜去，到第二天晚上回来。

傍晚时分，下起了暴雨，雨越下越大，到了夜里，雨骤风狂，雷电交加，洞里一片漆黑。我们在洞里，只听见外面怒吼的松涛，只看见一瞬间被闪电照亮了的雨中山林，紧接着就是一阵闷雷，过后山林又被黑暗吞没了。我们万万没想到叛徒刘厚总，就在这天晚上趁暴雨之际，对项英同志下了毒手。

天快亮时，项英同志最老的警卫员夏冬青，到上洞去看首长，很快就下来了。说：“不好了，两人被打死，一人被打伤。”我和李志高，侦察排长张益平、老一团二营长李元等急忙上去，只见项英同志、周子昆同志倒在血泊中已被打死。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右上臂和颈脖被打伤，项英和周子昆身上的财物已被搜括一空，具体有多少钱不清楚，主要是黄金、烟土。原来刘厚总先将项英打死，子弹打进太阳穴。周子昆惊醒坐起，又被刘厚总打中头部。警卫员黄诚惊醒后，刚想摸枪，被刘厚总用手电光照住眼睛，被刘打伤。刘以为他死了，就穿着大褂，把财物都揣进怀里，仍按原定下山买粮食的计划走到下洞来叫刘奎、李德和、郑德胜一起去背粮食。四人走到脚下，刘奎想到一家老百姓家里打听一下前面有没有什么情况，其他三人在外面等着。这时候刘厚总说要上厕所，就借着这个机会逃走了。刘奎出来后，大家候到天亮时还没有看见刘厚总，知道坏事了，三人赶紧折回头，向我们汇报刘的清况，这时，我们已在上洞里查看了现场和黄诚同志的伤。我们一商量，觉得这里呆不住了，刘厚总要是投敌，一定会把敌人引来。我说：“我们先把项英同志和周子昆同志的尸体埋葬好，做上记号， 等革命胜利后，我们再取回去。项英穿布鞋，容易腐烂，周子昆穿皮鞋，三五年不会烂，等革命胜利后，我们可以找到了。”这样，我们就在两个山洞之间，靠近一块大石头下面，用原来向老百姓借来平整洞里地坪的锄头挖了两个坑。项英同志头朝东，埋在稍上一点的坑里，周子昆同志头朝西，埋在下面的一个坑里。当时在场的有我、李志高、李元、何继生、刘奎、张益平、李德和、夏冬青、王本元、赖果宝、陈阿金、康东柏、郑德胜等。我向大家当面交待讲：“大家记住这个地方，将来我们这几个人，总有两个在的。”这天黄昏，我们就向铜山转移，走了几十里路，下半夜到了铜山。

第二天我们见到了罗湘涛、胡金魁和杨汉林同志。我们把项、周被害经过情况，如实地向他们作了汇报。他们十分震惊，认为刘厚总的背叛不是偶然的。在湖南耒阳整编他们游击队要他们下山时，他即对抗日动摇，不愿上前线，对整编后担任副营长职务也极为不满，而他杀害项、周的直接动机则是谋财害命。

经过铜山的党组织和群众的协助，我们首先和泾县县委书记洪林同志取得了联系，然后通过洪林同志和当时住在旌德县南部庙首附近山区的皖南特委委员胡明、孙宗溶同志取得了联系。孙宗溶同志先来到我们的住地，和我们一起研究了突围的计划，并派交通去江北向李步新同志汇报。不久，李步新同志来了复信，对我们突围渡江问题作了指示，对配合我们渡江也作了妥善安排。此时胡明同志也来到我们住地，帮助我们研究了出发的问题。根据胡明、孙宗溶同志的意见，我们开会作了研究，决定把多余的三支木壳枪，一百五十发子弹和一部分钱留给他们，并把刘奎和李建春两个同志留下，帮助他们建立地方武装，让黄诚同志留下来养伤。随后胡明同志送我们出发。我们趁着月色，向江北突围。走了不到半夜，又来到赵家佬，在这里同陈仁洪、马长炎等同志汇合。第二天下午太阳还没有下山时出发，经石井坑绕道章家渡以南，渡过青弋江，在中村原教导总队驻地南面的南山隐蔽了一天。第三天经过北贡里、烟墩铺以北的丛林里，又隐蔽了一天。第四天到繁昌县，这北边大山上的庙里又隐蔽了一天，晚上，经过铁门闩进入了敌伪区，国民党顽军一四四师在这里只有排哨。我们从街后面走过，同时作好战斗的准备。他们没有发现我们，我们顺利地到了江边，找到了联络站，过江到了无为县的白茆洲五号(小街地名，离江边很近)。这里是新四军七师的根据地，我们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队伍。后来，我们编入了新四军第七师，李志高任师参谋处长兼十九旅参谋长，我任第五十五团团长，李德和、张益平、郑德胜、夏冬青、康东柏都分配在师部警卫连，开始了新的斗争。

（选自阮世炯、杨立平主编《纪念皖南事变五十周年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