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那篇报道是人生的一个拐点

李昌平自称是一个“笨人”。

40岁时，他对中国农村的发展有遗憾、失落甚至是愤怒。二十年过去，农村面临的复杂问题不再如昨，已届花甲之年的他想法却未曾变过。

人生的前半段，他在湖北的乡镇工作，“三起三落”，先后4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直到37岁那年离开。

2023年12月初的北京，已是一片萧瑟，在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简称“中国乡建院”）办公室，李昌平简单介绍了公司的现状，这距离他第一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已有23年。

2000年2月10日，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刚当了两个月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午夜提笔，要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倾诉在基层工作17年攒下的“心里话”。

“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周后，一封四千余字的信被寄去北京。同年8月24日，李昌平的名字出现在《南方周末》头版，“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的故事引起国人共鸣。

▲ 李昌平 图/农健

世纪之交，农村改革如火如荼，写信的人却选择了离开。

在40岁的关口，李昌平南下又北上，工作换了又换。快50岁时，李昌平决定回到乡村继续他的改革实验，成立了中国乡建院。外界关注他时，一个标签挥之不去：“三农专家”。

▲ 《南方周末》2000年8月24日刊头版

一封信

李昌平怀念1980年代。1982年，他从大学毕业，放弃留城的机会，申请到湖北省监利县周河公社工作，三年后升任已是周河乡的乡党委书记。

那是一个农村“干什么成什么”的时代，县委书记召集开会，乡镇党委书记敢拍桌子和领导吵架，乡镇开民主生活会，党委书记也要做检讨。当时的周河乡，几乎村村都有渔场，一年下来，一个渔场就能让公账上多出一二十万元。

到了1990年代，基层的事明显变得不好办了。

1997年6月，监利县发生水灾，为了800元税费，一位农妇喝了农药。7天后，另一个村里，一位小学教师也因税负过重自尽。

5年后出版的《我向总理说实话》那本书中，李昌平写出自己的“罪与痛”：“有多少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小学、初中、高中，他们哭，他们的爷爷奶奶给我下跪、求我开恩，我记不清了；有多少孩子因亲人生了病住不起医院给我下跪、求我发慈悲，我记不清了……”

2000年3月8日，得知县里计划将再次上调农民上交税费标准后，他“不得不”寄出那封信了。

超出一个基层干部想象的“海啸”随之而来。信寄出不到一个月，农业部调查组去了，两个月后，朱镕基作出批示，第三个月，时任省委书记带队到乡镇调查，棋盘乡的改革开始了。

一句话

那场改革即将进入尾声时，李昌平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南方周末》是一个与众不同、有独到思想的媒体，影响力也大。”李昌平印象里，《南方周末》是采访他的第二家媒体。

那篇头版报道产生了预期内的反响。报纸出版当天，一位在湖南做生意的老乡订购了3000份，连夜运回监利派发。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向他，同样承受负担的农民们将“心里话”讲给了这个替他们发声的人。

也就是在这篇稿件刊发的第二天，被省内医院医生诊断为“转移性肝肿瘤”的李昌平在北京拿到了专家组出具的正式诊断报告：良性淋巴细胞瘤。

就在一切看起来都在向好发展时，李昌平作了一个决定：离开体制。

“生病让我对生死、名利有了新的认识，觉得需要换一种活法。”但李昌平没有停止为农民发声。两个月后，《南方周末》再次以《要给农民“国民待遇”》为题，报道了李昌平的观点。

▲ 《南方周末》2000年10月12日刊头版

在李昌平看来，农民遭遇的一切，所有的不平等、歧视都在制度设计中存在着。“我们要把它讲出来，将来慢慢反思。所以我一生中发出最重要的声音不是给总理写信，而是这句话，这篇报道也是我人生的一个拐点。”

2000年底，《南方周末》第一次组织读者投票评选年度人物，李昌平高票当选。当年，和他一起当选的还有香港导演王家卫、跳水冠军伏明霞、联想董事长柳传志。在他看来，“年度人物评了我这么一小人物，不是大人物，这也是一种平等的意识”。

一条路

不再做官后，李昌平换过很多职业。39岁时去珠海的一家公司工作，同年任中国改革杂志社副主编，40岁去NGO做扶贫。

他进入了“三农”学界，却常常感到失望。

“在北京那几年，做农业改革的一些人士我都认识，我以为他们有办法，可办法就是让农村进一步衰落，让农民进一步离开农村。”

李昌平不甘心。46岁那年，他回到农村，在河南郝堂村开展“内置合作金融”实验，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下，由村社主导，在成员内部进行土地抵押贷款和利息收益。3年后，基于实验成果，他成立了中国乡建院，做起了社会企业。

包括“内置合作金融”在内，12年来，中国乡建院的社会实验项目进入了580多个农村，风力发电、闲置住房改造、盐碱地改造等等都成为对农村发展进行的新探索。“我们不打广告，都是那些有情怀的村干部找过来，说李老师我们一起合作，把事情做好。”

但李昌平无法忽视一些问题。有时候他到乡镇，看到党委书记开个会就要两个小时，也无法做到关手机，根本没精力做真正该做的事情。“就像一头牛，鼻子上拴了无数的绳子，腿上、尾巴上也都是绳子，谁都去拉扯它。我们说农民没有自主性，乡村的干部有自主性吗？”

李昌平时常失望，也时常生气。40岁如此，60岁依旧。

“我觉得‘不惑’就是什么事情你都想明白了，都能够很轻松地去应对了。有的人可以，他们不愁吃、不愁穿，不关心国家大事，活得很滋润，但我没那个悟性。”李昌平觉得，一切的原因还是“自己笨”。

“一个还在努力想找到解决问题办法的人是做不到不惑的，因为你还在抗争。”在李昌平看来，而如果一个人在一个阶段实现了某个目标，是可以变得很豁达的。“《南方周末》是不是要做到不惑，我觉得也并不需要追求这个东西。”

本文转载自“南方周末”官方账号

南方周末记者 蒋敏玉

责编 钱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