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不留生俘，降了也杀！以此换来几十年安定

新疆，自古以来便是中华大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片辽阔而多民族共存的土地，由于其边疆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历史上屡次沦为战乱之地。

在清末时期，新疆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觊觎的对象，战火频仍，侵略如潮。当时的清朝政府陷入腐败无能的困境，对于收复新疆问题屡屡无法妥善解决。幸而，最终政府决心派遣军队进行收复，挽救这片疆域于水深火热之中。

领导这场战争的正是当时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左宗棠。而他也在这一场战争中，下达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命令：不留生俘，哪怕已经投降的也要杀，那么这个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内忧外困的清朝

十九世纪中后叶，清政府陷入了一场困境，左右为难地面临着外部和内部的双重矛盾。外部矛盾的焦点是源自牡丹社事件的琉球问题，而内部则困扰着政权的稳固，特别是在新疆阿古柏政权的崛起面前。

外部矛盾中，牡丹社事件成为清政府的头疼之源。琉球国的遭遇引发了日本的强烈要求，尽管清朝官员认为琉球已接受了中国的抚恤，日本却坚称琉球为其属地。清政府的一次冒失言辞更为事态火上浇油，为日本后来对台湾的占领提供了合理的借口。政府内部在如何应对日本的压力上产生激烈讨论，使得解决外部矛盾变得更加棘手。

而内部矛盾则在于新疆的乱局，阿古柏政权的崛起对清朝统治构成了巨大威胁。阿古柏以其勇猛的军事手段成功占领整个新疆地区，更为棘手的是，他得到了俄国和英国的支持与承认，使得清政府感到无法轻松解决这一内忧。政府内部爆发激烈讨论，因为解决新疆问题涉及到对外交策略和军事资源的调配，而与此同时，外部的琉球问题也需要应对，清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

在国土问题面前，清政府的困境彰显出政治腐败和国力不足的症结。在外有强大的日本压力，内有新疆的动荡，政府如何取舍成为一场困扰的抉择。

左宗棠挺身而出

在清朝内忧外患的严峻时刻，朝廷高层官员因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的不同看法而逐渐分化成海防与塞防两个派别。海防派主张解决台湾问题，而塞防派则主张收复新疆。在两方争论不休的情况下，朝廷陷入了无法抉择的境地，只能将目光投向一直沉默不语的大臣左宗棠。

左宗棠在面对这个棘手的决策时，提出了东则海防，西则塞防的综合策略。他认为两者均重要，但在轻重缓急上存在差异。海防需要大规模筹备军队，耗费时间和资源，而塞防则可以迅速调动军费，立即着手收复新疆。此外，左宗棠还强调如果不迅速收复新疆，阿古柏势必会向西南进军，扩张领土，届时收复新疆的难度将更加巨大。

左宗棠的理念得到了包括军机大臣文祥在内的许多官员的支持，朝廷因此任命他为收复新疆的钦差大臣。虽然这个职位听起来威风凛凛，实际上却是肩负着巨大责任的重任。反对塞防、支持保台湾的官员们或许暗中窃喜，但他们也清楚，如果左宗棠的任务失败，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远不止失去官职那么简单。

作为一位在朝廷任职多年的资深官员，左宗棠对成为钦差大臣的使命和责任了然于心。尽管知晓任务的艰巨性和完成不易，但在国土安全问题上，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圣旨，将收复新疆的责任挑起在自己的肩上。

收复新疆之路

上任之初，左宗棠对收复新疆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最终提出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八字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制定考虑了新疆偏远地理位置和士兵体力的因素，准确把握了北疆势力薄弱的情况，展现了左宗棠在军事战略上的睿智。

“缓进急战”意味着清军行军速度慢，避免在途中耗尽士兵体力。左宗棠深谋远虑，明白新疆地区的特殊性，避免了过快行军可能带来的士兵疲劳问题。而“先北后南”则巧妙地选择从北疆方向入侵，充分利用北疆势力薄弱和反对阿古柏的势力存在的有利条件。

在确保战略明晰的同时，左宗棠对士兵的选拔也提出更高要求，精选壮丁，裁掉冗余的军队部门，将节省下来的开支全部用于粮食补给，确保士兵在作战途中不会因为饥饿而失去战斗力。

在一八七六年，左宗棠率领七万军队向阿古柏发起进攻。阿古柏虽有所察觉，却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北疆的乌鲁木齐、巴里坤与哈密相继被收复，阿古柏被迫南撤。在南疆，阿古柏势力更加集中，但左宗棠并没有退缩。尽管年届六十六，他仍以保卫祖国的信念，义无反顾地带领军队西征。

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不仅以其个人魅力和威望激励了士兵，更在战场上展现出决断与勇气。对于降敌不杀的政策，左宗棠有着深刻的考虑。阿古柏部下的投降往往只是权宜之计，并不代表真心效忠。为了避免日后的隐患，他果断下令不留生俘，甚至坚持“降了也杀”。这残酷的做法虽引起了阿古柏部下的激烈反抗，却为新疆的长久稳定埋下了伏笔。

这一决定或许在道义上有争议，但从后续历史发展看，左宗棠的果断之举确实为新疆的稳定创造了条件。三十年内，新疆未再发生动乱，民生逐渐步入正轨。左宗棠的收复新疆之举，虽然残酷，却为清朝在危难之际的安危决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新疆焕发出崭新的面貌，成为一个安定繁荣的地方。在党的正确指导下，新疆人民安居乐业，城市的GDP持续增长，乌鲁木齐更是在二零二一年的全国最幸福城市评选中傲然榜上有名，这无疑是对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大认可。

与清朝时期相比，如今的新疆已经焕发出不同寻常的活力。政府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投资，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各行业的发展。通过实施一系列有力的政策，新疆成功吸引了大量人才和资金投入，推动了城市的繁荣和经济的腾飞。

新疆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上，更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上有所体现。人们的生活更加富裕，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逐年提高。同时，各族群众之间的团结和谐也是新疆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

新疆的繁荣成就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政府在新疆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务实有效的措施，加强了对民族地区的支持，促进了各族人民的交流和融合。通过实施一系列促进稳定的政策，新疆逐渐摆脱了过去的阴影，走向了繁荣和发展的新时代。

总的来说，如今的新疆已经远离了清朝时期老百姓心目中的那个边塞地区的形象。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新疆展现出了强大的发展潜力和活力，为全国人民提供了一个多元、繁荣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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