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地主相当于现在什么收入水平？1929年1月15日地主集体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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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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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地主相当于现在什么收入水平？1929年1月15日，部分浙江地主集体抗议《佃农保护法》。

这个要分是什么地主。

中国封建王朝，由于商业不发达，农业是国家和民间绝对的支柱产业。

当时的高官、贵族、大商人甚至将军，只要有了钱就去购买土地。

为啥？

土地除了可以作为私产传给儿孙以外，最重要的是还有稳定的收入。

《儒林外史》写得是清朝的事情，所谓乡绅都是有土地的，土地价格还不菲。

书中这么写：这成老爹是个兴贩行的行头，那日叫管家请出大爷来，书房里坐下，说道“而今我那左近有一分田，水旱无优，每年收的六百石稻。他要二千两银子。还有一个说法，这分田全然是我来说的，我要在中间打五十两银子的‘背公’，要在你这里除给我；我还要到那边要中用钱去。”

作者吴敬梓生活在雍正时期，江苏安徽地区一石稻米大概价值四到六钱白银，600石价值二三百两白银。

也就是说，花费2000多两银子买一块这样的田地，用10多年就可以捞回本钱。

关键在于，清代中期人口密集，关内地多人少，好的土地是不怕没有人租的。

自然，想要一次性拿出2000多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儒林外史》中的周进作为乡村教师，年薪只有12两银子，勉强混个温饱。

相比起来，虞博士考中秀才后，专门去姓杨的地主家做家庭教师，年薪不过30两银子，已经算是不错了。即便如此，虞博士养家也困难，平时还要替人去看风水赚外快。

读书人收入不高，劳动人民就更惨了。

范进的岳父胡屠夫的行业，算是劳动人民中很高的了。当年劳苦大众吃不上肉，有钱卖肉的都是中产阶级和富人，卖猪肉是有赚头的。

胡屠夫每天辛辛苦苦杀一头猪去卖肉，才能赚到一钱银子，一个月才赚3两银子。

杀猪的工作量是很大的，胡屠夫一年赚30两银子完全是辛苦钱。

可见，普通老百姓想要赚到2000两银子，那是千难万难。

那么，封建社会的大地主是什么人？

基本都是特权阶级，他们土地不是买来的，基本都是封赏而来。

以满清王爷为例，和硕庄亲王府的第一代王爷，是清太宗皇太极第五子硕塞。

入关前，硕塞只有十七岁，年龄太小，没有任何战功，自然没有爵位和官职，更没有田产庄园。

入关后，硕塞被封为开国八大铁帽子王之一，不但子孙后代不降爵位，还得到大量赏赐的土地。

到清朝灭亡后的民国初期，庄亲王府长史桂斌，开列了一张各地庄园数字的清单。在这份清单中详细记载了各地的庄园数量，田地高达五十五万余亩。

以光绪十三年的情况来看，全国民赋田是九百一十一万九千余顷，而庄亲王一府，就占地五千多顷。也就是说，像庄亲王这样的大地主，只要有一千七百个，就会把全国的土地霸占完。

而仅仅是依靠着五十五万余亩土地，庄亲王每年什么都不用做，至少有一二百万两的收入。

这就很牛逼了，可以维持相当奢侈富裕的生活。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红楼梦》的荣国府和宁国府会这么富裕？丫鬟晴雯死了以后，首饰衣服都能卖几百两银子。

而刘姥姥仗着是王家亲戚来打秋风，得到20两银子就喜出望外，连话都不会说了。

为啥？

刘姥姥说了，30两银子就够庄户人家开销一年。

而这20两银子，是贾府专门用于应付打秋风亲戚的专项资金，并不是王熙凤自己掏腰包。

给刘姥姥这20两银子还是小事，贾家为了元妃回家几个小时的一次省亲，不知道花费了多少钱。

元春可是正儿八经的贵妃，是见识过皇宫奢华场面的，也被贾府的省亲别墅震惊了。原文描述贾家和大观园：……园内各处，帐舞蟠龙，帘飞彩凤，金银焕彩，珠宝争辉，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长春之蕊……只见院内各色花灯闪灼，皆系纱绫扎成，精致非常。只见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

看看，这次省亲的费用少说几十万两银子，多则一二百万两。

为什么贾府能够如此毫阔？

还是因为他们拥有大量土地。

宁国府的田地管家乌进孝来送土地收入，应该缴纳5000两银子。而土地收入是分为两个季节，全年应该缴纳差不多1万两。

而宁国府当家人贾珍说了，像乌进孝这样的庄子，仅仅宁国府就有八九个。

这么算来，宁国府一年土地收入就有10万两。

更可怕的是，乌进孝说自己兄弟为荣国府管理土地，比自己的土地还要大好几倍。

那么，荣国府一年的土地收入应该远大于宁国府。

荣国府宁国府相加，一年土地收入至少二三十万两白银。

对比庄亲王，贾家最少也有数万亩的土地，显然都是皇帝当年御赐给荣国公和宁国公的。

皇帝特别宠幸荣国公贾源，一说贾源的原型是康熙奶妈的儿子。

康熙生母早逝，同太后只是名义上的母子，并没有什么感情。而奶妈一手将康熙养大，几乎等于半个亲生母亲，两人感情很深。而奶妈的儿子是康熙的伴读书童，同康熙一起长大，几乎是半个朋友，又像半个亲兄弟。这种亲密的关系，全中国怕是也没有第二个。

康熙宠幸贾源的一大表现是，给了他很多的土地田产。

虽然大地主虽然占据中国相当一部分土地，但这种级别的大地主还是极少见的。

绝大部分的地主，都是中小地主。

而中小地主也没什么了不起，同大地主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看看乾隆时期，河北获鹿县郑家庄的土地情况。

庄上共有2665户人家，其中拥有40亩以下土地的为2200多户，40亩到100亩为164户，100亩以上仅为45户。

按照清代的标准，至少拥有100亩土地才勉强算是地主，那么地主也就45户而已。

关键在于，这45户一共占8900亩土地，平均每户只有200亩，算不了什么。

当年的河北比较富裕，那么安徽休宁三都这个贫穷的地方，就要惨得多。

当地一个庄子共有233户人家，其中仅有2户人家拥有25到30亩土地，加起来才57亩而已。

可见，这个庄子比较穷，连地主都没有。

那么，这些中小地主的收入怎么样？

不怎么样！

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以后，红军以500亩作标准认定地主，500亩以上的算是大地主，500亩以下的，算是中小地主。

这个标准偏高，而赣南又比较贫穷，红军经常占领一个村镇都找不到几个大地主。

后来逐步演变为不管你家人口多少，只要你有出租土地的行为，就可以定你为剥削，因而定你为地主。

学者黄道炫对东南地区土地占有情况的研究显示：“东南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集中占有巨大规模土地的大地主很少，占有数十亩土地的中小地主占绝大多数”。如福建南平县地主占地最多，人均21.76亩；浙、皖、闽、苏南235个县略次，地主人均占地14.26亩；浙江76个县再次，地主人均占地7.96亩；福建66个县又次，地主人均占地7.47亩；浙江东阳区8个村，地主人均占地仅3.918亩；福建古田、福州鼓山、沙县3县，地主人均占地更只有2.1亩。

1950年底，中共西南局有关机构对3000余住蓉（重庆）地主的调查却显示，虽然确有占地成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如刘文辉、刘文彩、刘湘、潘文华等，但占地500亩以上者其实只有120余户，能够占地上万亩者也只有20余户，最大量的还是中小地主。

如川东江津区对7个县、1个区、285个村的调查，以250亩以上为大地主，85亩以上为中地主，以下为小地主做了一个统计，说明大地主所占地主户数比例为13%，中地主为31.3%，小地主为55.5%。

中小地主的收入基本来自于粮食。

1927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百分之四十”，“佃农对于地主除缴纳租项外，所有额外苛例一概取消”，“佃农对于所耕土地有永佃权”。

同年由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省政府联席会议通过《浙江省十七年佃农缴租章程》，规定“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为最高租额”，“佃农依最高租额减百分之二十五缴租”。这样，佃农只须向地主缴纳收获量的百分之二十五，自己则可得百分之七十五。

国民政府正在北伐，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出台了这些政策，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

然而，浙江的中小地主炸开了锅。

按照这个制度，地主把土地租出去，收入只有佃户的三分之一。

水稻已经是产量最高的农作物，亩产不过三四百公斤。

等于地主每亩，只能收获不到100公斤。

如果是那种只能出租五六十亩土地的中小地主，收入只有每年五六千公斤稻谷。

当时稻谷的价格不高，1920到1925年，上海米价是全国比较高的，也不过每市石9.5块银元，1市石大约是80公斤。关键地主将稻谷加工成大米，还会有相当的损耗。

那么，五六千公斤稻谷，最多可以赚到四五百块大洋。

这还不是地主的净利润，需要向政府缴纳公粮和各种苛捐杂税以外，剩下的往往连一半都不到。

而当时上海普通工人，月薪也有10块大洋，一年也能收入120块大洋。如果夫妻两人都去工作，一年收入竟然不比中小地主要低。

要知道，这还是鱼米之乡的江浙地区，水稻产量是全国最高的。

至于北方地区，很多田地亩产只有一二百斤甚至几十斤，中小地主就更穷了。

中小地主的本质也是乡农，文化程度低，没有什么技能，完全靠出租土地吃饭。

中小地主家里人口一般较多，少则七八口，多则十几口。

这样一来开销自然就大，这点钱想要维持生活都颇为艰难。

1928年10月，董士钧等以永嘉城乡全体等众名义上书，指责减租之举“苦乐不均，倒置主佃名义”。11月，董松溪等以浙江全省公民代表名义上书，指责浙江省党政两方“高坐堂皇，罔知民间情状”，“自党部至处理佃业各机关，以逮于各农协会，均为恶化、腐化、无产暴民所占据”，“中小地主生平千辛万苦，粗衣恶食，齿积蝇头，购得薄田数亩，或数十亩，藉为一家数口或数十口养生之资者，莫不俯首帖耳。”同月，永嘉城区业主上书，指责佃业理事局“每袒于佃方，致业主所得不及佃农十之二三，不平太甚，众怨沸腾”。

地主这样普遍抗议闹事，看来不是胡闹，而是有理由的。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有时候地主精打细算、节省到变态的地步，看起来比佃户还夸张。

比如那个周扒皮周春富，衣服的裤腰带都是用破布搓的，舍不得做一根好的。

甚至吃饭剩下的粉条，都要捞出来晾干，等到下次再吃。

而周扒皮都七老八十了，长工干活的时候他还去打下手，还亲自将水饭送到地头。

1947年，土改队来到黄店屯时，年近花甲的周春富拥有大约240亩土地，还有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杂货铺各一个。

土地虽然不少，但周春富家的人口很多，共有5个儿子，全家几十口人。如果计算人均土地，也就没有多少。

至于周春富的土地，也不是什么巧取豪夺来的，主要还是上一代人的遗产，还有这一代人善于经营以及近乎自虐的省吃俭用。

周春富家里有油坊，专门向外卖油。而他家人几乎不吃油，即便过年过节吃油也是极少。

周春富的先祖是清末闯关东来到辽宁瓦房店市，当时只有一双手和身上的破衣服，依靠一生艰苦劳动，好不容易为子孙创造了一点家业。

而周春富一辈子节省，却最喜欢买地。他抠牙缝省下来的钱，都用于购买土地。这个土地主不识字，没文化，只知道土地是可以传给儿孙的财产，还能够借此生前。

结果很讽刺，在土改斗争狂潮中，他的土地被平均分配给没有耕地的农民，商铺则被收归公有。周春富本人也在土改运动中被枪毙，一说被批斗中活活打死。

中小地主家庭的经济也不宽裕，只是比佃户有钱的多罢了。

话说回来，中小地主的收入虽不高，无论如何比佃户和贫农要阔绰。

不管怎么说，中小地主至少能够维持一家的生计，甚至还有钱让孩子读书，给病人治疗。

佃户和贫农则干脆连生活都难以维持。

就像鲁迅的好友闰土说的那样：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
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吃他娘，着她娘，吃着不够有闯王。
不当差，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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