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回忆：刚打完一场遭遇战，连长夸我会打仗，立马让我当了班长

“那时候年轻，就记着一句话，是老兵传下来的：怕死的先死，不怕死的后死。头几仗，咬着牙硬着头皮冲。后来胆大了，打起仗来就灵活了，头脑冷静，眼疾手快。一次刚打完一场遭遇战，连长当胸给我一拳，说：'好小子，会打仗了！'就当了班长。”

当时51师3团4连班长，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的高安战斗中大腿被打穿的刘奇槐老人如此回忆到：

第一次长沙会战是1939年9月14日打响的！

“9月14日晨7时，中井良太郎106师团2千余人向会埠万保邦184师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当重庆、桂林、长沙三地接到同一份电报时，每位阅读者都默默地说出了相同的话：“战争已经开始了。”

会埠镇位于江西省内，靠近湖南省界，成为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开端所在地。

罗卓英将军，作为前线总指挥，在接到前线的电话报告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定，他没有查看地图，因为他心中已成竹在胸。

在下达命令时，罗卓英的声音异常平和。旁听的机要参谋感到有些不解，因为罗将军的平静语调似乎与他所发出的严肃命令不相匹配。

“着令各部严守阵地，以各自预备队增援危急区域，不得期待总预备队，失守阵地由各部自行夺回，为敌突破防区累及作战全局者，杀无赦！”

口述完毕，他叫来参谋处副处长杨秀琪：“什么事都不要办，你就给我盯住高安。”

高安，作为中国军队控制下距离南昌最接近的城镇，自然成为日军急切想要攻下的战略要地。

1939年9月15日，日军在强大攻势下，成功突破了宋肯堂指挥的第32军在高安附近设立的一系列前线阵地。

从东、西、北三个方向，日军对高安发起了猛烈攻击。第32军下属的李兆英率领的第139师和唐永良指挥的第141师，面对着日军飞机和炮兵的连续轰炸，在残破不堪的工事中坚守不退。

随着不断有伤员和阵亡士兵被运离前线，日军也在激烈的交火中遭受重创。宋肯堂军长考虑将部队从高安撤离，避开敌人的猛攻。

但在深夜，19集团军参谋处副处长杨秀琪奉罗卓英将军之命来到前线，传达了坚守高安、绝不撤退的命令。

9月16日，日军展开疯狂的攻势，将守军的前沿阵地轰炸成废墟。到黄昏时分，大部分部队已损失过半。

到了夜晚，宋肯堂与杨秀琪对坐，宋请求杨向罗卓英转达，若无增援部队攻击日军侧翼，部队难以再坚守至次日晚上，建议先撤退再作计划。

杨将此情况急电罗卓英，但直至17日中午，尚未收到任何回复。

杨秀琪回忆道，17日下午小雨绵绵，他随着伤员收容队前往前线，沿途看到从前沿至高安城南的临时医院中，伤员络绎不绝。士兵们反映说，许多枪械被丢弃在战场上，军法处也表示发现有不少逃兵。

18日，日出之后，日军飞机对高安城进行了猛烈轰炸，步兵同样展开了猛攻。中午，宋肯堂决定撤离城内，转而占据城南附近几座山坡，结果高安陷入敌手。

当晚，军作战科科长季某告知杨秀琪，他们接到了来自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和战区长官薛岳的命令，要求第32军立即组织反攻高安，并指出“王牌军”即将调动前来支援他们。

“王牌军”指王耀武的74军，这是九战区的总预备队。杨的勤务兵打水路过宋肯堂的屋子，听宋说：“让打就打吧，最多把人打光了嘛。”

那天晚上，宋肯堂军长亲自下到唐永良指挥的第139师前线指挥作战。

他们从南部开始发起进攻，与此同时，第141师联合第74军下属的李天霞的第51师和施中诚的第57师分别从两侧开始包围动作，共同构筑了对高安城内及其周边日军的合围态势。

老兵刘奇槐回忆：“打高安第三天，那天攻进城与小鬼子打巷战，打乱了。原来我紧跟着副连长，跟丢了，谁也找不着谁，就看谁眼睛快了。看着前边，左右，房顶，还怕躺在地上装死的敌人再爬起来打枪，真恨不能多长几只眼。”

“我击毙了一个身子探出一截断墙的鬼子，认为那截断墙能成为隐蔽观察射击的落脚点，便朝那里冲过去。眼看离那个死鬼子越来越近了，忽然大腿像被什么捅了一下，又跑了几步才晓得是受伤了，一见血就站不住了。子弹是斜着打过来的，事后想，可能是自己人误伤，因为我是冲在前面的，两边已经没有鬼子了。当时可不敢这么说，认起真来误伤可不算战伤。”

“我被担架兵抬到救治所，救治所设在一个谷姓的祠堂里。挨着担架的是32军的一个河南兵，他是小腿贯通伤，倒挺开朗，自来熟。他见面就说我们74军能打是因为钢盔是特制的，全是从老毛子（苏联）那里买来的，子弹打不穿，打上去滴溜溜在头上转。我说那好，下次打仗咱俩换换。”

“我们受了伤就怕落下残废，死倒不怕，早死早投胎。躺在担架上还有心思说笑，那时候真是年轻啊。”

“后来遇上了和我先后负伤的连里一个姓党的排长，他说那个河南兵转到后方医院后得了坏疽锯了腿，几天后还是死了。”

据战史记载：“9月22日拂晓，在74军配合下，32军139、141两师猛攻高安城，因城垣已被该部在撤出前炸毁，日军无法固守，开始退却，早8时，我军克复高安城。”

铭记历史，勿忘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