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苏轼民本思想的渊源、特点及其实践‖邱俊鹏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3期

苏轼民本思想

的渊源、特点及其实践

邱俊鹏

苏轼民本思想主要源于《尚书》“民为邦本”的思想。民不仅是国家兴衰存亡的根本，也是君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苏轼一生都主张执政者要结人心、减赋税、让百姓先国而富。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他终身为官的实践，始终致力于为老百姓解困救难，做了不少利民、惠民的实事，并由此受到民众的普遍爱戴。

苏轼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政治理想的形成

我国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夏朝即提出了“民为邦本”的观点。《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第一首表现了较为完整的民本思想，而成为我国民本思想的源头。这一段话对后世影响很大：“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这段话比较完整地论述了人民与国家、君王的关系，以及为君者应持的态度。

其后谈民本思想的还不少，例如：“民者，君之本也”（《春秋·糓梁传·桓公十四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王者以民人为天”（《史记·郦生传》）；“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孔子家语·互仪》）等，都是比较有名和影响较大的言论，但无一不是自《尚书》的民本思想演化而来，只不过其中所包含的方面各有侧重而已。

苏轼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且对《尚书》做过深入的研究，对《五子之歌》的民本思想有着专门的解释。只是由于苏轼喜欢钻研历史，“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苏轼《上韩太尉书》），对历代王朝存亡、兴衰的情况及其原因，都有着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深知人民在其中的作用。因此，在苏轼的民本思想中，更加强调民之可畏与人君所处地位之危。这就是他一再强调人主必须摆正自己的地位的原因。他认为“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御试制科策》），而人民“实执存亡之权”（《策断》）。

基于这样的认识，尽管他认为仁宗晚年积弊多而且深，应该坚决进行改革，但首先应该减轻人民的负担，使人民能够休养生息，免生二心。他在劝谏仁宗要“深结天下之心”时，很形象地描述了君王所处的地位：“臣闻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运乎茫茫之中，安而为太山，危而为累卵，其间不容毫厘。是故古之圣人不恃其有可畏之姿，而恃其有可爱之实；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势，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则？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

接着，他认为君王要“结人心”。如果君王仗恃国家机器来统治人民，平居无事之时，犹可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到时，甚至“欲分国以与人，而且不足矣”（《策略》）。“结人心”，源于《孟子·离娄》：“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正是由于苏轼视人民为国家之根，“实执存亡之权”，所以他非常重视民心之向背，劝谏仁宗要“思百姓之可畏”， 而“深结天下之心”。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时，苏轼先作《拟进士对御试策》，批评变法不顾人民的惶惑和怨愤，而欲以人主之势，胁而成之。接着又在《上神宗皇帝》中劝神宗“结人心”，并直接引《尚书》“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来说明“天下莫危于人主”。接着论述人心之得失，对于人主而言可谓头等大事：“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人主失人心则亡。”

基于上述观点，形成苏轼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政治理想，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政治改革主张和为官施政两个方面。

苏轼民本思想体现在其政治改革主张当中

苏轼的政治改革主张，在仁宗时所上《进策》中表现得最为完整，其中心是解救民困，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以确保国家能长治久安。

当时，尽管苏轼已看到仁宗晚年国家积贫积弱的严重现实，也主张应该果敢、坚定地改变这种现状。但是，苏轼更清醒地看到人民赋役负担的繁重和生活贫困，以及艰苦无告的严酷现实。因此，在苏轼改革弊政的主张中找不到一条是要增加政府收入的，除了整顿吏治，精简机构，节约国家开支（从后宫开始）等而外，最主要而一再强调的是轻徭薄赋，让人民休养生息。苏轼认为，越是在“扰攘急迫之中”，更应“行宽大闲暇久长之政”，使“民得以少苏”（《上韩魏公论场务书》），才能恢复和发展生产。人民富裕了，国家自然就富裕了。

基于这种认识，苏轼坚决反对在当时已经“求利太广”的情况下，还在寻求“广利之门”。他尖锐地指出，朝廷数十年来“所入益众，而所欲益以不足”“用之不给，则取之益多”。这种贪得无厌，恶性循环，使朝廷采取了“天下之利，莫不尽取”，一切“衰世苟且之法，莫不尽用”的方针（《策别·厚货财一·省费用》）。他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取之无术，用之无度”，才造成了当前“民日困，官日贪”的现状，而“一旦有大故，则政出一切，不复有择”。他强调这才是“从来不革之过”。只有革除这一积弊，采取“节用以廉取”的方针，才能使人民得以“息肩”而有能力进行生产，以改变“民困国贫”的局面。

基于这一观点，他甚至在仁宗逝世，“山陵事起，日费千金”的时候，建议“以官榷与民”，取消官卖，还利于民。他认为这样做虽政府的收入有所减少，但“民尚可以生”，否则“如使民日益困穷而无告，异日无以待仓卒意外之患，则虽岁复得千万，无益于败”（《上韩魏公论场务书》）。后来，他知密州时所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对这种严重的后果作了具体描述：“民不堪命”之时，“冒法而为盗则死，畏法而不盗则饥。饥寒之与弃市，均是死亡，而赊死之与忍饥，祸有迟速，相率为盗，正理之常”。他清醒地看到，民不聊生是社会动乱之源、国家存亡之所系：“盗窃不已，必为强劫，强劫不已，必至战攻，或为豪杰之资，而致（陈）胜（吴）广之渐。”苏轼也知道，改变这种局面，不能单纯惩治和镇压，关键是要给人民一条活路，“乃知上不尽利，则民有以为生，苟有以为生，亦何苦而为盗”。

在他看来，只有人民安居乐业了，才有社会的稳定；只有民富了，国才能强。

当神宗实施新法，以期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状况，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立即遭到苏轼的坚决反对，一再上书神宗，表示自己的意见。苏轼反对新法，主要认为新法是在“求广利之门”“与民争利”“聚敛于上”。他引用《论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来影射神宗也像鲁哀公一样——想靠加重人民的负担以增加国家收入（《论语·颜渊》）。接着，苏轼质问：“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拟进士对御试策》）

“民本”思想的坚定信奉者苏轼，当然不会同意新法的出发点，而把新法的主要内容都否定了。“所操之术各异”，“富民”还是“富国”，这就是苏轼王安石之争的焦点。

与此同时，苏轼还以为政若“求利太广”，甚至“尽民之利”，不仅会加剧人民处境的艰难，影响到国家根基，而且也是败坏道德的催化剂，从而导致社会风气的堕落。

苏轼民本思想体现在其为官施政实践当中

苏轼的民本思想，不仅表现在他的政治思想和改革主张中，也贯穿在他一生的生活之中。

无论在朝为官，还是执政一方，苏轼都能关心人民的疾苦，敢于为民请命。王安石变法时，为不继续加重人民的负担，苏轼冒着触犯“天威”和得罪执政的危险，不顾个人前途，勇敢地起而反对新法。司马光执政时，新法执行了16年之久，免役法已逐渐为人民所接受，而免役法和差役法的利弊相当。司马光未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在废去新法时连免役法也要一并废去。苏轼并未考虑自己刚从贬所被重新起用还不到一年，只想到“法相因则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为了人民的利益，又起而反对司马光欲废免役法。

至于苏轼在各地方官任上，更是每到一处，都着实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之事，而获得人民的爱戴。有的地方为其立生祠，以纪念他为官的善政。有的地方的人民，在其离任时长距离送行，久久不愿离去。苏轼曾经为官的地方父老，当知曾为自己的太守因赴新任要经过本地，都扶老携幼，前来迎接、看望。这些佳话已载入史册，流芳百世。徐州防洪，杭州赈灾、治疫、兴修水利等，已是众口皆碑的丰功伟绩。我们只要翻检一下史籍和苏轼的著作，就可以发现苏轼每到一地，都十分关注民情，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可了解到民间的疾苦，并着手加以解决。

苏轼官凤翔时，到任不到一个月，即在给宰相韩琦写的《凤翔到任谢执政启》中，比较详细地反映了凤翔人民差役之重，及其对人民生活的严重损害。并深深地慨叹：“救之无术，坐以自惭!”后来又相继写了《上韩魏公论场务书》和《上蔡省主论放欠书》，反映凤翔人民的贫苦状况，以及因服役而无辜被扣押的人民之冤屈，希望加以解决。在苏轼的努力下，终于解决了部分衙役之害，释放了无辜扣押的民众。

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苏轼知扬州，从颍州赴扬州任的路上，苏轼记述了他沿途的亲察暗访：“每屏去史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麦既熟，举催积欠，故流民不敢归乡。’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胜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 积欠在熙宁变法前即已存在，新法实行之后，由于推行青苗、市易、免役等法，民间对政府的积欠大大增加，而民间对政府积欠的原因十分复杂，其间有不少无辜者，但政府催收积欠的手段非常暴虐，因此，积欠已成为压在广大人民头上的一块巨石。元祐更化以来，朝廷已多次下诏以减、免，或折算后补等办法来解决民间的积欠问题，但不少州县阳奉阴违，不执行朝廷号令。一个月之后，苏轼又以《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上奏朝廷。结果，部分得以解决。苏轼知扬州仅有半年时间，除上述2件奏议而外，还有6份奏议和1份上执政书，反映种种扰民之政，使漕运操舟者的困顿得到较好的解决，也取消了地方税务年终增额有奖的规定，解决了税类欲多得赏钱而在收税时的“刻虐”行为。除此之外，苏轼一到任就取消扰民的“万花会”，人民无不拥护。短短半年时间，处置和解决如此多的有关民间疾苦之事，确实难能可贵。

苏轼不仅在位时关心民瘼，尽心尽力地造福人民，甚至在自己被诬谪贬，身处困境时，仍时常为民着想，做一些力所能及于人民有利之事。谪居黄州期间，得知当地溺婴事件较多，立即写信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希望朱寿昌除以行政干预溺婴之事外，并建议政府对无力抚养更多子女而被迫溺婴者加以救助。

谪贬惠州时，博罗大火，百姓千人露宿沙滩。苏轼写信给时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正巡视广州的程正辅，希望尽快安顿、救助灾民，并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还建议程正辅与有关部门联络，上书朝廷，取消纳粮时硬性规定折纳现钱的决定，“视收成丰歉，务从民便”。

如此等等，足见苏轼爱民之深，助民之切。有关苏轼的民本思想，在当时即流传一个有趣而又意味深长的故事。宋代王巩《随手杂录》记载了苏轼知扬州时的一个属下名曾旼，离任后见到新党骨干、善于钻营的吕惠卿。吕惠卿询问了一些苏轼的情况，被曾旼语含讥刺的回答所激怒，又问：“苏轼所学如何？”曾旼答曰：“学孟子。”吕惠卿愈怒，愕然而立曰：“是何言欤! ”曾旼曰：“孟子以民为重，社稷次之，此其所以知学孟子也。”吕惠卿听后“默然久之”。可见苏轼鲜明的民本思想，不仅为当时有识之士所赞许，就连其政敌也不得不默然承认。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邱俊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