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题画诗中杜甫骑驴形象的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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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驴因其具有功能性的用途进入古代人们的视野.而从魏晋开始与文人结合成了彰显文士风度的重要文化符号。

这也成为唐代诗人骑驴这一典型形象的重要源头。孟浩然、杜甫、李贺、贾岛等笔下都有自我骑驴形象的刻画。

其中杜甫自身骑驴的诗有四首,表达的多是不遇的落寞、失意的辛酸，对政治理想的执着追求在现实的挤压下化作驴背上的诗思。

这一形象也在后代被不断挖掘.作为直接面对这些作品的宋代文人.在有关杜甫的题画诗中关注到了诗人骑驴这一典型的形象。

在这种形象的记忆与解读中，通过图像更加直观地展示,又以文字的形式进一步重塑着诗人骑驴这一形象。

这一形象包含着宋代文人在杜甫骑驴形象中寻求文人身份与价值的认同感和对生活的追求。

将诗人骑驴觅诗这一典型范式逐步固定下来，宋代文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从对其他诗人骑驴形象的书写中也可看出。

更进一步,对诗人骑驴形象的符号化书写也体现着宋人对骑驴对作诗的态度以及文人情怀发生的转变。

«——【·变化过程·】——»

诗人骑驴形象典范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到唐代逐渐固定,从驮物等用途到出现在诗人的笔下。

将情感体验与人生际遇注入诗人骑驴这形象中。这在杜甫笔下对自我骑驴形象的书写有着具体的体现。

到了宋代,作为唐诗的第一代接受者，宋代人对唐人唐诗的接受体现在多方面,以著名诗人作为绘画的题材便是其中之一。

如李白、杜甫等,这是宋人对唐人唐诗的一次记忆与接受,而在绘画的基础上，有宋代诗人为之题诗,从而形成了又一次的文化记忆与闻释。

北京故宫博物院有藏赵孟瓶绢质墨笔的《杜甫像》,作为现存的历代杜甫画像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虽然赵孟的时代已经是由宋人元,但是其作品的传世也说明了当时甚至是此前的宋代对杜甫的绘画作品不在少数。

赵孟颠笔下的杜甫头戴斗签,脸型、身材圆润。针对前代人物的绘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纪念性，

大都带着一种尊崇的态度,是对人物进行了接受之后的再现，具有一种塑造性的记忆。

早期的驴主要是以其功能性的作用出现在史书中,主要是驮物、拉车等功用,多见于史书上的记载。

可见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驴更多地带着不堪重用的色彩，并目作为独立的生命，没有与作者的情感或形象产生联系。

魏晋开始,驴的文化内涵逐渐丰满,在文人笔下彰显着带有时代特色的任性、风流等特点。

如阮籍做官骑驴上任，《世说新语·任诞》:阮骑驴径到郡,至则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一郡清肃。

到了唐代骑驴的诗人逐渐增加,孟浩然终生布衣，“访人留后信,策塞赴前程”。

侧重于闲适的隐居生活李白骑驴过华阴则是傲岸狂放、蔑视权贵 的个性的体现。

之后的杜甫、李贺、贾岛将诗人自身命运以及乘苦生活、觅诗等与骑驴形象结合在一起。

不同的时代的诗人对骑驴行旅中的诗歌书写有着不同的体悟，面杜甫作为唐代由盛到衰转折中的诗人。

«——【·杜甫骑驴意味窘迫·】——»

把对时代的感悟浓绪为驴骨上的诗思,我们从杜甫的骑驴生涯中,可以窥见其对自我形象的书写。

杜甫写的骑驴形象的诗有四首，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这一年杜甫居住在长安的下杜城，生计艰难,一大早就骑着驴出门,但就像陶渊明诗中一样“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不知能去何处。

最后决定避开权门到从孙杜济家去，但贫无事”的孙济却因小人的挑拔面对诗人有嫌猜,足以见得杜甫当时的处境艰难。

乾元元年春,杜甫时任左拾遗,虽然进入仕途，但现实却更加窘迫。

孤身一人的诗人在朝为官却因战乱物资匮乏,连一头驴都没有。

只好向东家借一头，塞驴即是腿脚不好的驴,路面泥泞打滑,诗人都不敢敢心骑着去上朝。

这一骑驴形象似乎比求仕时是得更加潦倒,通过三首骑驴自述的诗,淋滴尽致地表现了诗人坎坷艰难的遭遇以及辛酸悲凉的心境。

形象的塑造上侧重于贫 苦和失意。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提到:“塞驴布弊与金校马，同一游也。

松床莞席与绣帷枕头,同一寝也。知此,则贫富贵贱,可以一视矣。"

驴与马的对举代表贫贱和富贵,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社会对驴的一种善遍的看法。

而当文人士子与其结合后,便更多的带有仕途失意后的生活困窘,落拓辛酸的意味。

«——【·宋代杜甫骑驴形象描绘最多·】——»

杜甫骑驴在诗人对自我形象的书写时已有描写宋人将这一形象继续深入刻画从而来帮助完成对杜甫整体形象的塑造。

这些题画诗作品频繁出现，也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推测杜甫骑驴的画像在宋代较为流行,众多诗人都为之题诗。

驴与杜甫的联系有较为深层的原因。在古代来说马不仅是交通运输的工具,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可见马和驴鲜明地代表着不同的地位和阶级，所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杜甫仕途不顺.骑马除了经济条件下许可外。

自然也有与其身份不匹配的原因,所以诗人只能骑驴，并且还是邻家借来的塞驴。

这样的细节描写则是将杜甫当时的穷困潦倒和失意落魄体现得淋漓尽致，都无需再对其生活作过多的阐述了。

而宋人在杜甫这种无奈被迫的骑驴行旅之外,还注人了一种杜甫作为诗人的文人化的选择。

这也使得骑驴不仅是对其落拓失意的直观表现还透露着宋人代入其中的价值倾向。

加之在理学盛行的情况下.诗歌被更多地赋予政治教化作用,而杜甫便是宋人在进行审视之后所选择的典范。

杜甫不仅以其诗歌的丰富性、多样性适应了“化俗为雅”的时代要求,而且通过了宋人向内收敛的价值选取。

更适应了宋代新儒学“伦理心理’的模式。

所以在这种典范的尊崇过程中，我们也能从杜甫的形象中看到宋人的态度与情怀。

即用杜甫骑驴来表达一种文人化的“雅”的生活态度，以及在消的条件中依旧执着于内心的追求的一种风骨气概，

这里对杜甫骑驴形象作了较为客观的描写透露出的艰难困窘似乎是相似的。

所以不管诗人们怎样在骑驴形象里表现骑驴者更多的特征,骨子里仍然是命运的失意与辛酸。

后代文人对杜甫形象呈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一方面是后代接受者所选择的侧重点不同。

另一方面也体现着杜甫骑驴形象的丰富性与多重性，文人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不同的内涵与精神。

宋代文人面对着唐代流传下来的丰富而宝贵的资料遗产，他们不断在记忆中改造出更多的杜甫形象。

进而用自己饱含深情的笔去塑造着自已心目中的杜甫,为后人留下了多样化的杜甫形象。

画作是前人留下的直观印象,而题画诗则是在此基础上诗人的重新审视与思考的结果。

骑驴的杜甫只有一个，而画家们勾勒出了不同形态的骑驴的杜甫.诗人又在画作中感悟到了杜甫骑驴的不同精神与情感体验。

从而将杜甫骑驴这一形象不断重塑为一种骑驴形象的典范。

这是从杜甫自身开始的、经历不同时代文人们的选择而积淀成的一种典范式的形象。

«——【·结语·】——»

所以，“骑驴”从唐到宋经历着从人生的困窘、仕途的失意到追求人生理想、清雅生活的诗意转化。

而杜甫的骑驴形象在宋人的记忆与重塑中不 断深化,成为一种诗人骑驴觅诗的范式。

在宋代对此的书写也存在与上述文人尊崇杜甫不同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