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经历告诉你，为何女高管敢叫嚣违法开除员工，普通人真耗不起

最近有两则新闻上了热点，都和劳动法有关。

第一则是北京尼欧克斯科技有限公司在一实习员工孙某6个月的实习期满之后，决定解除劳动关系。对此员工认为违反劳动法，找该公司女高管对质，女高管说出了那句让全网哗然的话：“我就违法开除你了，你去告我啊！”

像这样赤裸裸挑衅法律制度的行为，不少网友感到见怪不怪，也有不少网友发出疑问：为何她敢如此嚣张，如此肆无忌惮？

答案很简单，请看第二则热点新闻。

信用中国（陕西）网站发布一则行政处罚信息：中建二局下属分包单位拖欠53名工人工资140.26万元未支付，经咸阳市秦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清偿后，逾期仍未支付上述农民工工资，被罚款2000元。

2000元？这么重的处罚，怎么得有领导们的一顿饭钱了吧，这是想要人家公司破产的节奏啊。

看到了没，欠53名农民工140多万被责令清偿后逾期未支付，才做出这样的惩罚。所以，那个小孙嘛，开除你就开除你了，你去告啊，告赢了算你有本事，大不了把欠你的钱还给你，公司也不亏。万一搞不赢，那就不好意思了，领导们吃饭时又能多开几支好酒了。

这违法成本几乎等于零。

企业就是做生意的，对于生意人来说，如果一项投资成本为零，又不用花什么时间精力，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干？

当那些缺少良知的老板都知道并认可这一秘诀之后，一阵针对打工人的“妖风”就要刮起来了。

有人说，那就去仲裁，去告他，去跟老板硬刚。说实话，这是正确的态度，也应有的态度。但现实多少有些无奈，因为这个过程很漫长，漫长到会让很多人都耗不起，特别是那些有家庭的顶梁柱。

对于这一点，笔者是有亲身体会的。

2017年末，应朋友邀约，笔者脑子一抽，从银行跳槽到了一家私企当总助。当时作出这一决定，主要基于两点想法：一是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和人脉，不想让自己到了35岁的门槛后，没有选择；二是觉得总助怎么说也算是中高层管理职位，感觉还不错。

我的任务也非常明确，那就是为老板筹备新子公司，拓展新业务，一切进行得都还算顺利。

谁知一年以后，我就为我自己的这一决定感到非常后悔。

2018年11月开始，因为宏观政策和市场原因，新公司业务陷入了困境。这个时候，公司便开始只发半个月工资，12月更是直接拖欠工资不发。到了2019年1月末，老板宣布缩减业务进行裁员，关闭我负责的子公司，被裁员工没有任何补贴和赔偿甚至只能拿回之前被拖欠工资的一半。

对于公司这一决定，我跟老板进行了多次协商，希望能为自己和被裁员工争取一定补偿。刚开始，老板还客客气气，半推半就，但是就是拖着不给确切说法。

没办法，我和公司被裁的几个员工代表直接到老板办公室，想要最终答案。

第二天，答案来了，维持原有决定。

无奈，我们一群人只好走法律渠道，先是向劳监大队进行投诉，那边也组织人过来调解了两次，但最终无果。劳监大队的工作人员建议我们走仲裁路线。

这个时候距离我们被裁已经过去两个月。

接下来，我们到仲裁机构提交申请，但是需要收集各种材料证据。于是，我们又得花大半个月去收集我们受到合法雇佣、正常工作以及公司违法解雇的证据。

2019年5月，我们终于等到了开庭的通知，由于公司没有出席庭审且我们证据充沛，我们胜诉了。2019年6月，拿到了仲裁裁决书。

2019年6月的时候，我们被告知，说是败诉的公司不服仲裁判决，向法院提出了起诉。

2019年8月，一审开庭，公司同样是没有出庭，法官也一样判了我们胜诉。

这个时候我们并不感到兴奋，因为知道以老板的秉性，肯定还是继续上诉。

果不其然，2019年9月，我们又被告知，对方又上诉了。

2019年12月，二审开庭，同样的剧本准时上演。

2020年1月，我们收到了二审判决书，没悬念，继续胜诉。

想着这已经是终审了，公司没辙了吧。

谁能想到，当我们拿着终审判决找老板讨要欠薪时，还是吃了闭门羹，没辙的竟然是我们自己，小丑也竟然是我们自己。

于是，我们天天上公司要钱，几次后，对方报警了。

帽子叔叔告诉我们，要走法律渠道，不要过来围着，这是扰乱人家公司正常经营，是违法的，而且疫情期间，也不允许集聚。

我们懵了，难道我们前面一年多的时间走的不是法律渠道？

事实告诉我们，还不够，还有法律渠道要走，那就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2020年3月，我们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

接下来就是一天一天的等待，每一天都是煎熬。

2020年6月，我们收到了法院执行局打来的电话，说他们经过向各大银行、车管所和房管局等单位发函咨询，得到的回复是该公司账户没钱，名下没房没车，所以没有资产可执行，希望我们去撤销执行，提交结案申请。如果我们想继续执行，后期需要我们向法院执行局提交被执行公司有财产的准确证据。

彻底蒙圈了，想到虽然是子公司，但是独立营业执照，法人也不是老板，之前公司账上那点钱估计早就被转移了。

这个怎么搞？

这回是真的没辙了，我们想了各种方法，包括去寻找公司可能存在的财产，去证明自己任职公司和母公司的关系，去证明老板是实控人且个人资产和企业资产有混同。

但是忙活了好几个月都没有任何效果。

到了2021年2月，我们别无他法，想了一招，直接去老板家附近堵他，拿着判决书跟他要钱。老板报警了，因为我们属于民事纠纷有法院判决又没过激行为，所以帽子叔叔也没说什么。

经过三四次这种拉扯后，估计是碍于面子，老板终于服软了，答应跟我们最终解决这件事。

2021年4月，我们最确定了一个折中方案——老板发放给了我们所欠工资，外加半个月工资的补偿（法院判决补偿是2个月工资）。

没错，为了这个三个月的工资，我们的讨薪之路花了2年多，最终还是在法律渠道的辅助下通过非法律的方式拿回了大部分。

要知道，这两年因为我们身上有未结官司，找工作的时候处处碰壁，有些人只能转行且到小微企业工作，有些人甚至只能去打零工或者做兼职。

设想一下，如果是家里的顶梁柱，这种耗法，有多少人能坚持？

怪不得那位女高管刚硬气地说：“仲裁、一审、二审都有人，拖你个一两年，我下个月还有饭吃，你两年都别想工作。”

《劳动法》也是法律，对于违反的行为，就应该有明确且有震慑性的处罚，如果不痛不痒，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就不可能得到保障，劳动者的尊严也不可能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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