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丨通辽车站站址认定又添新证

刘科 李赓文

通辽地区铁路修建较早，1921年10月北洋政府交通部借日款修筑的四洮铁路郑通支线（郑家屯至通辽）修到通辽，诞生了通辽历史上第一个通辽火车站；1927年10月东北地方当局投资兴建的京奉铁路打通支线【打虎山（今大虎山）至通辽】修到通辽，京奉铁路局也在通辽修建了自己的通辽车站。这样通辽就出现了两个通辽车站同时共存的局面，人们为了区别两个都称作通辽车站的火车站，俗称京奉铁路打通支线通辽车站（以下简称打通路通辽站）为“南站”、四洮铁路郑通支线通辽车站（以下简称四洮路通辽站）为“北站”。

两个通辽车站同时共存的局面维持了将近7年时光，直到1934年4月1日伪“满洲国”将XX铁路一律改称XX线，四洮铁路郑通支线与北宁铁路（1928年6月京奉铁路改称平奉铁路，1929年4月10日平奉铁路改称北宁铁路 ）大通支线（打虎山改称大虎山，故名）合并成一条铁路，称大郑线。大郑线使用北宁铁路大通支线通辽车站站舍作为站舍，至此，通辽城区两个通辽车站并存的局面结束。

关于通辽城区内两个通辽车站站址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四洮路通辽站站址，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在今通辽铁路公安处一带①；第二种说法认为在通辽铁路永安立交桥附近②；第三种说法认为在建国路南端今东北大厦草原酒店位置③。

关于打通路通辽站站址亦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在民航路附近的石油库一带④；第二种说法认为在通辽城西南五家子⑤；第三种说法为和平路（原永福大街）南端，1992年11月拆除的通辽车务段段舍即为打通路通辽站站舍⑥。笔者从事铁路史志学习和研究40余年，并多次到据说是通辽车站站址的现场进行实地考察。笔者结合现场考察、文献记载、档案记录、图片文物佐证和采访知情人等进行综合研究认为：四洮路通辽站位置在今建国路南端东北大厦之草原酒店位置；打通路通辽站位置在今和平路南端，1992年11月拆除的通辽车务段段舍就是打通路通辽站站舍。具体理由如下：

认定四洮路通辽站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地图标识，1933年5月日本新光社发行的《热河讨伐及热河事情》一书中所附的《通辽市街略图》⑦，显示四洮路通辽站正对着街路，即今天的建国路。其次根据民国时期车站设置的惯例都正对着街路，以方便旅客乘降和货物装卸和发送。第三从日本发行的写真集中的通辽车站照片可以清晰的看出四洮路通辽站正对着街路。

考证打通路通辽站站址在今和平路南端的具体理由和证据有以下6点：

1、铁路车站设置的目的是方便旅客就近乘降和货物运输方便快捷，因此其设置一定靠近市区，面向大街。如长春站面向人民大街、沈阳站面向中华路、四洮路通辽站面向建国路。民国时期通辽城区有两个通辽车站，面向今建国路的通辽站是四洮路通辽站已经得到民国时期地图的佐证，那么位于今和平路的通辽车站是打通路通辽站则是确凿无疑和毫无疑问的。这两个站舍的修建靠近通辽城区符合方便旅客乘降和货物运输的硬性指标，而如果把打通路通辽站修建在石油库一带或通辽城西南五家子则离通辽城区太远，不方便旅客乘降和货物运输，石油库一带离市区3公里左右，通辽城西南五家子距离通辽城区更远接近10公里，所以石油库和五家子都不符合火车站设置的条件。

2、打通路通辽站设在和平路南端位置和张作霖修建打通路的目的吻合。从当初张作霖建设打通铁路的目的来看也是以国有铁路（即东西两大干线包围满铁：西干线：京奉、四洮、洮昂、齐克；东干线：京奉、奉海、吉海、吉敦）东西夹击，抢夺满铁货源和客源，而通辽正是东北西部大干线的中心和重要环节，因此打通路的修筑引起了严重的中日铁路交涉。因为建路意图明显，况且四洮铁路也是归属北京政府交通部的国有铁路，从有利于国有铁路联轨运输的角度看两个通辽车站也不能建的太远，实际上建国路南端的通辽站和和平路南端的通辽站距离仅仅400米左右，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而如果打通路通辽站建在石油库或者五家子都距离过远，不利于两站接轨运输。

3、从两路接通轨道的建设时间上看，也证明和平路南端的通辽站是打通路通辽站是确凿无疑的。因为四洮铁路郑通支线和京奉铁路打通支线连接轨道，形成京奉、四洮两铁路相连，进而连通东北西部大干线是东北地方当局的既定目标。因为四洮铁路是借日款修筑的，根据借款合同规定四洮铁路的总工程师、行车总管、养路工程师、总会计均需用日人⑧，因此四洮铁路局的车务处长、工务处长和总会计师都由日本人担任。京奉铁路打通支线修到通辽后，四洮铁路局日方车务和工务两处长设置障碍阻挠两路接轨。

但当时任职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代理部务的常荫槐严令四洮铁路局，四洮铁路必须与京奉铁路接轨，他给四洮铁路局局长卢景贵的电令措辞严厉，电令如下：“通辽接轨，无论有何困难，随时均可与京奉铁路局协商。惟工程即须兴建，无庸待商。仰令遵照文电速即妥为办理，倘有迟滞，惟该局长是问”⑨。在常荫槐的严令下四洮铁路局局长卢景贵排除日方处长的阻挠和抗拒，命令两路接轨。10月24日京奉铁路列车运来材料，于10月24日当天在两个通辽车站之间完成京奉、四洮两路的接轨工程⑩。

从两路当天接通轨道完成联轨运输看，两个通辽车站距离也不会太远，因为1天之内完成敷设路基、架设轨枕、安装钢轨并完成调试，证明两个通辽车站之间距离不远，建国路的通辽车站和和平路的通辽车站之间距离400米左右，是符合当天接通轨道工程的实际工作量的。如果打通路通辽站建在石油库或者五家子，则距离四洮路通辽站距离过远，当天根本完成不了两个通辽车站之间连接轨道并联轨运输的复杂工程的。

4、根据文献记载，日军进攻通辽期间和沦陷初期，两个通辽车站同时存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于1931年10月中旬开始进攻通辽至11月7日完全占领通辽城区（11）。在此期间，日军曾多次炮击南站，使打通路通辽站饱受战火摧残。据民国时期著名记者陈觉先生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撰写的《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一书记载：11月2日下午2时许，日军向北宁路通辽站轰击十余炮，一弹落车房、一弹落车站，损亡颇巨。11月3日上午8时，日军又由北站向南站开2炮。11月4日早8时，日军向南站车房开炮2发。这部由民国时报界宿将陈觉先生撰写的《九一八后国难痛史》1932年陆续刊行，书籍原名《“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初版时曾起过振聋发聩，唤起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历史作用。

书中对日军占领通辽车站有具体叙述，日军首先占领北站，占领北站前后多次向南站发炮轰击，车站遭到炮火浩劫，损亡颇巨。这些史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日军进攻通辽时四洮路通辽站和打通路通辽站是同时存在的。

5、历史照片以铁的事实证明，位于和平路南端的通辽车站是打通路通辽站是毫无疑问的。笔者手中现存民国及沦陷时期老照片也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通过证据链的比对能够对四洮路通辽站和打通路通辽站形成清晰的脉络。根据民国时期《通辽市街略图》可以证明四洮路通辽站正面对今天建国路方向，该车站站舍较小，仅545.8平方米。面向和平路的通辽车站就是打通路通辽站，这从当年拍摄的此通辽车站战前和战后的照片中看得清清楚楚：战争前的南站站舍整洁，门窗完整，一派祥和景象；战争后由于南站多次遭到日军炮火轰击，站舍凌乱，门窗破损，一副残破凋零的状况，显然是刚刚经历过战火后的样子。

还有一幅日军从通辽车站列队出发向市区行进的照片，背景就是和平路南端的通辽车站，从这些历史照片中可以看出历经炮火洗劫的南站就是位于今和平路南端的打通路通辽站。而日军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进攻通辽的时候，通辽仅有两个车站即四洮路通辽站和打通路通辽站。因此从文献记载和战前和战后车站照片对比来看，位于今和平路南端的通辽车站是京奉（北宁）铁路打通支线的通辽车站是确凿无疑的，这个结论是经得起的历史检验和时间的拷问的。

6、口述史料佐证。当然口述史料的使用必须和文献史料或档案史料配合使用。笔者之一刘科先生的岳父邱连才先生出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伪满时期曾在打通路新立屯车站工作过，解放后在锦州铁路局调度所工作。他的哥哥邱连升先生出生于1909年，参加了打通铁路的修建工程，打通铁路建成后在新立屯车站工作，邱连才先生正是在他哥哥的介绍下在新立屯车站参加了铁路工作。上个世纪50年代末邱连才先生调到通辽车站工作（和平路南端的通辽车站），他曾对孩子们讲过这个车站就是从咱们老家新立屯过来的第一个火车站（12）。

2023年9月，笔者之一通辽收藏协会会长李赓文先生收藏到一本《我的家乡史话》，此书所配《通辽解放前城区平面示意图》（见图）明确标注着通辽两个火车站的位置，一个在建国路南端，一个在和平路南端。此书系出生于1932年3月4日的土生土长的通辽人蒋成顺先生撰写，蒋成顺先生青少年时期生活在伪“满洲国”时期水深火热下的通辽，经历过那段苦难的亡国奴岁月，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蒋成顺参加工作，在哲里木盟交通运输管理站工作至退休。

2007年在通辽解放60周年之际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以76岁高龄撰写的回忆录性质的书籍，此书印数不多，只印刷几十本分发朋友同事，现存世量极少，几乎是孤本。但蒋成顺先生的图示佐证了四洮路通辽站在建国路南端、打通路通辽站在和平路南端的事实，既有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它对于我们了解那段历史，鉴往知来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证据！

附图：蒋成顺《我的家乡史话》配图——通辽解放前城区平面示意图

注释

①、④《昨天 今天 明天》第37页、38页，通辽铁路分局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变，1994年12月内部版。

②环哲文化讲堂第73期（2018年8月5日），雷明义主讲：唠唠咱通辽铁路车站。

③《科尔沁历史文化研究》2021年，总第15期第36——44页之41页，刘科 李赓文：《通辽铁路修建初期通辽车站站址考》，通辽科尔沁历史文化研究会暨孝庄研究会、《通辽通史》编辑部主办。

⑤《百年回眸老通辽》第64页，王玉涛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

⑥《同心》第66——68页，刘科 李赓文 杨立：《京奉铁路打通支线通辽车站站址考》，内蒙古政协办公厅主办，内蒙古政协杂志社编辑出版。

⑦《热河讨伐及热河事情》第241页，日本·新光社发行，1933年5月。

⑧《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七卷第206——213页四洮铁路借款合同，财政科学研究所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档案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

⑨、⑩《日本研究》1992年第2期第50页，郑言：《打通铁路建设与中日交涉》。

（11）《九一八后国难痛史》第89——90页，陈觉编著：辽宁教育出版社（再版）1991年8月第1版。

（12）邱静女士回忆其父亲邱连才先生讲述内容。

作者简介：

刘科 中国教育学会会员、通辽市五届政协文史专员、通辽市政协文史馆馆员、通辽僧格林沁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平市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作家企业家联谊会会员、原长春铁路分局文联常务理事，中学历史高级教师。

李赓文 通辽市五届政协文史专员、通辽市政协文史馆特聘专家、通辽收藏协会会长、通辽日报报晓传媒智库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