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天才张栻，十四岁讲学论道，终成一代思想家

提起南宋张栻，人们想到的便会是“朱张会讲”、“孔庙先儒”、“湖湘学派”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名词术语。的确，张栻与朱熹讲学于岳麓书院，成为儒学史上一大盛事；张栻家学深厚，师承当代名儒多人，兼收博采而又能独出己见，著作等身，遂成一代理学大师，从祀于孔庙；张栻从小扎根于湖湘之地，长期主持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吸引了全国成千上万的学子前来求学问道，有人甚至“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使“湖湘学派”成为了名极当时、影响深远的一大学术流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栻不但在学术上提倡经世济民，他在为南宋政权和百姓服务的过程中，也始终坚持这一主张和信念。因此，张栻不仅仅是一位教育家、思想家，还是一位勤政务实的政治家。

张栻，字敬夫，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绍兴三年（1133）冬，张栻诞生于父亲张浚在战争前线的阆州（今四川苍溪）官衙。当时，张浚正以前线最高统率——川、陕宣抚处置使，与金军鏖战、对峙于西北，虽说曾一度败退，但最终还是把金军抵挡在了川、陕的交界处，牵制了金军主力，保住了四川，提高了刚刚草创的南宋小朝廷的稳定系数。为此，宋高宗于绍兴五年提拔张浚为宰相，同时还兼知枢密院事，都督各路军马，集文武大权于一身。

北宋灭亡后，由于南宋根基未稳，以宋高宗为首的新朝廷，不得不依靠一批爱国志士和军民，以抵挡住金军南下的铁蹄，李纲、宗泽、张浚、韩世忠、岳飞，一时间英雄辈出，杀敌无数，让金军闻风丧胆。然而，战争是残酷的，败退至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宋高宗，一方面担心金军越过长江，把新朝廷消灭于摇篮中，另一方面担心抗战中成长起来的军队壮大，重蹈武夫夺权的覆辙，便乘脚跟站稳之机，把政策由主战抵抗，转向一味向金投降乞和，于是，一大批爱国将领、民族英雄，纷纷被贬官，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张浚是坚定的抗金英雄，朝廷政策的转向，直接改变了他的命运。绍兴七年，张浚遭秦桧排挤，罢去宰相一职，以秘书少监分司西京，贬居永州（今湖南永州），年仅五岁的张栻随父迁往谪地，后定居长沙城南妙高峰。

张浚虽说领兵西北，有过跨马横刀的戎马生涯，但他亦是一介文臣，学养深厚。张浚曾受学于理学家谯定，是程颐、苏轼的再传弟子，著有《紫岩易传》、《论语解》等书，南宋名人王十朋、杨万里、王大宝等，皆是他的门生。张浚仕途上在“滑坡”，但这反而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孩子的教育上。此后一段时期，他分别迁谪于湖南永州、衡阳、长沙和广东连州等地，少年张栻得以跟随父亲苦读诗书，受到了良好的家学熏陶。

让张浚欣慰的是，张栻从小聪明伶俐，好学善悟，是一棵值得培养的好苗子。据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说：“（张栻）生有异质，颖悟夙成，忠献公（张浚）爱之，自其幼学，而所以教者，其非忠孝仁义之实。”十四五岁，张栻随父谪居连州时，父亲便开始亲授他《易经》，竟能有所领悟。有一次，宋高宗召见张浚时顺便问道：“卿儿想甚长成？”张浚回答说:“臣子栻年十四，脱然可与语圣人之道。”（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宋高宗听后，十分赞许。当时，五十四岁的王大宝出任连州知州，张浚甚至还安排少年张栻与这位门生谈文论学，《宋史•王大宝传》说：“大宝知连州，张浚亦滴居，命其子栻与讲学。”这进一步佐证了张浚向宋高宗所说“脱然可与语圣人之道”并非虚妄之言，真可用“少年夫子”来形容张栻的早慧。

埋头于经史子集的同时，翩翩少年张栻还流连于连州的风光胜景，醉心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他曾与诗人宋子飞结伴浏览连州湟川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张栻连作诗歌八首，结为《湟川八景》组诗。其中，《圭峰晚霭》云：“浮云翳落晖，策杖瞰清溪。茫茫北山道，霭霭暮烟低，孤峰突群岫，壁立如信圭。苍翠倚天半，缓视如云梯。”《静福寒林》云：“朔风天外来，寒色方严冽。 驾言通山游，苍松隆劲节。群鸦竞鸣噪，乱啄青山雪。羽衣去千年，高峰挂霜月。”这一系列平实自然、意蕴深厚、浑融流转、韵味绵长的诗歌，竟然出自一位十四五岁少年的手笔，而且这组诗甚至还被选入《全宋诗》，成为了千古流传的经典，让人不得不惊叹少年张栻的卓绝才华！

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高宗以“倦勤”为由退居二线，禅位于养子赵昚，是为宋孝宗。宋孝宗上台后，不甘苟且偏安，即位第二年，他改元隆兴，希望重振国势，有所作为。他顶住太上皇的压力，为岳飞昭雪平反，并重新起用张浚为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江州、池州、江阴诸路军马，积极筹措北伐事宜，慨然有恢复中原之志。同年，三十一岁的张栻以父荫被朝廷授官，出任父亲的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直秘阁，佐父治军。

张栻长期在父亲身边接受教育，耳濡目染，从小就树立了杀敌报国的爱国主义思想。他才能卓异，随父出入幕府，筹措军事，应付自如，深得张浚手下文武将官们的钦佩。他虽一介末吏，但敢说敢言，他利用向宋孝宗汇报军务的间隙，直言朝政缺失，提出改进建议，他说：“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闵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愿益加省察，而稽古亲贤以自辅，无使其或少息，则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宋史•张栻传》）提醒宋孝宗唯有励精图治、勤政务实，才能重振大宋雄风。他因此得到了宋孝宗赏识，“遂定君臣之契”。

隆兴元年（1163），宋孝宗重起张浚为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府、江州诸路军马北伐，史称“隆兴北伐”。由于太上皇的反对，以及诸路将官内部不和，“隆兴北伐”以失败告终。隆兴二年，在太上皇的横加干预下，朝廷又一次向金乞和，宋孝宗通过努力在社会各阶层激起的那股抗金勇气和激情毁于一旦。张浚看到抗金无望，灰心丧气，随即请求退休，并在当年八月撒手人寰，抑郁而终。张栻遵父遗嘱，扶柩归潭州（今湖南长沙），将父亲葬于衡山之尾的龙塘（今湖南宁乡市官山）。

不久，朝廷任命汤思退为宰相，汤思退主张向金让地讫和，并在朝廷的同意下，答应金国的无理要求，割海、泗、唐、邓等四州给金国，以取得议和资格。一时间，抗金情绪遭到压制，耻辱外交占了上风。张栻深恨莫当，把丧事办完，便冒哀上书道：“我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从前朝廷曾兴‘缟素之师’，然而随即就派出‘玉帛之使’，说明朝廷讲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这是节节败退、国土丧失的根本原因。不过，如今虽为奸臣所误，招致丧权辱国、敌寇逼进，但这说不定正是上天的昭示和警醒。希望皇上深察此理，使我心如明镜，而无丝毫迷惑。同时，建议诏告中外，公行赏罚，以泄军民之愤，如此则人心悦、士气充，却敌不难。从今以后，希望皇上坚定北伐之志，誓不言和，专务自强，百折不挠。只要做到这些，再假以时日，则何事不成、何功不济啊！”张栻看清了朝廷在战、和之间的摇摆，是节节败退、国土丧失的根本原因，他在上书中把这种“讲和之念未忘于胸中”的投降行径进行了无情的鞭笞。然而，此时的宋孝宗早已被太上皇的干预和责骂吓坏了，进退无据，张栻的奏折送到宋孝宗手上后，便如泥牛入海，音讯杳无。

朝廷主和者比比皆是，太上皇和宋孝宗也是如此，但张栻反对和议、力主抗金的主张从未改变，他多次为宋孝宗作参谋、提建议，坚定宋孝宗的抗金决心，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期间，张栻提出了几个最著名的论断，一是：“夫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想要北伐，当有北伐的基础，关键要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得民心就必须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二是：“必胜之形，当在于早正素定之时，而不在于两阵决机之日。”战争的胜败不决定于两阵对决之时，而决定于平时的努力；三是：“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以为一事。”只有这样，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直捣黄龙，恢复中原。

这些重要的战略思想，都是从根本上考虑问题，都是从长远考虑问题，具有远见卓识。宋孝宗听到这些意见和建议后，认为这是以前闻所未闻之论，连连感叹，还表示要任张栻为讲官，好当面讨论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