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主席未全票当选国家主席，有一人没给他投票，此人是谁?

1949年9月30日，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的最后一天，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参与政协会议的每一位代表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投下了庄严的一票。

投票后代表们就地休息，在会场静心等待计票结果。而在大会会场旁边的小会议室里，统票人员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一张又一张的复核。

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少一张票！有一个人没有投毛泽东。”

工作人员斩钉截铁的道，总计票员、监票员都出了一身冷汗。

要知道在当时，毛主席获得国家主席已经是众望所归的事实。

那么，到底是谁没有投票？他又为何不愿意投毛主席呢？

选举出“篓子”

对于那张缺少的票，许多人进行了猜测。有人猜可能是毛主席比较谦虚，没给自己投，也有人猜是投票人忘记填写了或者票送上来的时候丢了。

但每一种猜测都有漏洞，一时间少的票怎么也无法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有人提议把那一张没填写的票作为废票处理，让毛主席全票当选，这样在国际国内都不会造成影响。

但是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在场的人都不敢冒这个险，于是他们立马将情况如实报告给了周总理。周总理想了想，还是去请示了毛主席。

不一会儿，大家就听到毛主席在隔壁的休息厅里哈哈大笑道：

“缺一票就缺一票嘛，没有关系，代表们选谁不选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要尊重代表的选举权。”

毛主席的这席话，既给工作人员解了压，也充分体现出他的豁达大度与宽广胸怀。

当主持人宣布了选举结果，毛泽东以99%的赞成票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全场起立，整个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

同时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并决定了国旗、国歌和纪年，将首都定为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

10月1日这一天，北京城的空气格外清新，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开国领袖毛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30万首都军民齐聚在天安门广场，参与并见证了隆重的开国大典，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怎么会是他

当全国人民都还沉浸在欢庆新中国成立的喜悦里，却有一个人显得非常颓废，在借酒浇愁，一番酒醉后竟跟朋友吐出了关于选举投票的真相，原来是他没有投毛主席那一票。

他又是何人？他为何要在如此庄重严肃的会议上捅这么大的篓子呢？

他叫张东荪，曾是毛主席的座上客，是一位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还是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

早年间的张东荪也是一个追求进步的爱国人士，立场坚定、嫉恶如仇，爱憎分明。

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期间，无论日本何种利诱，他都是最爱国且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从不媚日，拒绝为日本人做官。

尤其是结识了梁启超以后，他走上了一条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回国后，张东荪担任了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的内务秘书，加入进步党，创办进步报刊并担任主编，后与梁启超等革命人士成立了讲学社，先后任职于国立政治大学、上海私立光华大学教授。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是以死抗日的爱国教授。

他反对蒋介石搞内战，不惜与蒋介石反目成仇，为了北平和平解放，他作为傅作义的代表，参与了北平的和平谈判，成为调停北京和平解放的有功之臣。

蒋介石把他当刺头的眼中钉，毛主席却单独邀请他去西柏坡共商国事，视为同路人，在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的代表邀请名单里，他也是毛主席最先想到的人，而他却恰恰是投毛主席反对票的人。

一个被共产党重视当作朋友的人，他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当新中国的国家主席呢？

按张东荪后来犯了错误时在检讨中写的那样：“是孔孟之道、中庸主义在他身上作祟......”

难道真是这样吗？

张东荪出生于浙江杭州市一个官宦之家，父亲当了一辈子的县令，也是一位造诣颇深的文学爱好者。

这给幼小的张东荪和哥哥张尔田，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具有文学天赋的哥哥张尔田承袭家学，文名早著，写下不少传世经典，并同王国维等才子并称为“海上三子”。

张尔田

张东荪便成了父亲和哥哥最看重的学生，督责他每天勤修旧学，而这种旧思想的熏陶下，也逐渐养成了他故步自封的封建旧思想的文人气质，而这一独特思维也将影响他的一生。

其实，早在张东荪与陈独秀的论战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当时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演讲，同样学哲学的张东荪非常热情，并对罗素的演讲顶礼膜拜，开始对自己宣传的社会主义表示怀疑，随即引用罗素在演讲中的话，发表了《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文章，引起轩然大波。

罗素

李达批评他是个“无主义无定见的人”，陈望道、邵力子、陈独秀等都发文予以批评和反驳。

可这位固执己见、高高在上的一介书生，一点听不进去，反而又发了长文《现在与将来》跟陈独秀对峙，也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论战”的最终态度。

张东荪虽然很早就加入了梁启超的进步组织，也参加过陈独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始终没有加入共产党，与我党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陈独秀

在反对蒋介石搞内战一事上，张东荪执行他的中间路线，既反对蒋介石搞独裁统治，又不支持共产党用革命斗争去推翻国民党统治。

他最坚守的观点也是“走中间路线”，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问题上，他主张搞折中，建立一个“中间性的政治制度”。

这些例证，充分暴露了他本质上的性格缺陷和在政治上的幼稚病。

思想上滑坡

张东荪从思想上真正滑坡，还得从他送子女出国留学说起。

他是个非常重视子女培养的好父亲，但他不再像他的父辈教育他那样，尽是些孔孟之道和中庸哲学。

留过学的张东荪见多识广，他毅然决定把孩子们送到国外留学深造，以开阔眼界，拓展思维。

于是，他把刚读完燕京大学研究生院硕士学位的大儿子张宗炳，送到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了博士学位，二儿子张宗燧送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张宗炳

两个儿子在当时很发达的国家学习深造，张东荪经常关注着两个国家的政治与民生情况。

随着对西方国家实力的了解，张东荪不再像当年留学日本时的从容淡定，而是渐渐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开始欣赏美国的立宪制和自由，羡慕美国有原子弹、实力雄厚、穿衣吃饭都不愁。

一旦有了崇洋媚外的思想，感情的砝码就开始了倾斜。

他对中国的现状和前景感到悲观，认为中国应该走中间路线，不能夹在美国与苏联的斗争之间，他担心战火烧到中国来，看似忧国忧民，实则少了中国人应有的的骨气和底气。

他曾试着多次向毛主席进言，中国不能跟美国硬拼，更不能跟美国交恶，要走中间路线才有利于发展，亲美思想日渐膨胀。

哪知有着雄才大略和英雄气概的毛主席，不仅不选择走中间路线，而且还把美国当成纸老虎。

对已经失去了血性的张东荪来说，他看不到中国的前途在哪里，只看到的是一条充满荆棘和恐惧的战争之路，所以他不支持毛主席去走一条他认为看不到希望的艰难险阻。

殊不知，张东荪正是因为他的自以为是和政治上的幼稚病，而闯下了天大的祸。

在抗美援朝的问题上，身为中央委员的张东荪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着他的“中间路线”。

尤其是在战场上经过与美国兵多次交锋后，让他感到更加恐惧和害怕。

他不想输掉战争，也不想耗费兵员，便自作主张与一个叫王志奇的美国间谍联系，请求转达愿意充当中美之间的“调停人”。

希望美国千万不要把战火烧到中国来，为了证明他的诚意，他竟不计任何后果，将一份政协名单交给了王志奇，还幼稚地向美国政府写信，表达了中国无意与美国为敌的思想。

可惜一个曾经在外敌面前威武不屈，在蒋介石强权面前高风亮节，在新政权中倍受尊重的人，抱着幻想和错觉，悄悄蜕变成一个典型的媚美、精美主义者，丧失革命斗志，跟着美帝国主义的屁股跑。

居然违背纪律，跟美国间谍接触，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

勾结美国人，泄露国家机密，瞬时间，“美国特务”“叛国”的标签牢牢地贴在了张东荪的头上。

无论他的初衷是什么，但作为中国政坛上的一位重量级人物，性质是严重的，一时间震惊了知识界。

知识分子们纷纷谴责张东荪的叛国行径，一些知名人士强烈要求撤销张东荪的北大教授职位，从北大教职工工会和中国哲学研究会中开除，有的民主人士满腔怒火，义愤填膺，要求把他抓起来予以枪毙。

此时毛主席却冷静的认为：张东荪是犯了软骨病，动机是好的，本着“内部矛盾”内部处理的原则，把他养起来，调离原工作岗位吧。

毛主席对张东荪功过是非给予了公正的评判，北京城的和平解放张东荪立了大功，但他所犯下的错误要他自己承担。

张东荪不得不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买单，他被免除了中央委员及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职务，被政协和民盟开除并批判，被迫辞去北大教授职位等一切职务，也结束了一代哲学家短暂的政治生涯。

伟人的胸怀

幸好，有毛主席的豁达大度，让张东荪保住了性命。

也因毛主席的胸襟开阔，在新中国成立后，还让不给自己投赞成票的张东荪，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政议政，并担任了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顾问等职务。

这也许就是伟人的气质与众不同吧？

毛主席曾在1949年6月15日的新政协筹备会上讲到：

中国的命运只有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让中国以自己的辉煌光焰普照大地，才能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他胸怀天下，呕心沥血，用了29年时间就为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少年时期，毛主席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

在他读东山学堂时，一句“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就展露出了一种雄姿英发的豪气。

那年他才13岁，大有“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气势，他发誓，这辈子要为中华民族崛起而革命。

所以张东荪对他提出的不与美国交恶，岂是他能接受的？

毛主席自从1920年在湖南创建了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起，革命就在他的人生中一发不可收拾，领导了长沙、安源等地的工人运动。

当过主编，主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期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无不彰显着毛主席的智慧和才能。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毛主席又大胆地向中央提出了，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建议。

并在湖南、江西边界先头领导了秋收起义，率领起义部队扛起枪杆子上了井冈山，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诞生了，从而为同朱德领导的起义军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奠定了基础。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他明知山有虎，却偏向虎山行，毛主席同朱德总司令带领红军采取游击战战术，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看清形势，高瞻远瞩，更是体现了毛主席过人的智慧与本领。

针对当时国民党政权统治的薄弱环节，他提出了在农村发展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为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全面胜利铺平了道路。

面对蒋介石发起的一次次“围剿”，毛主席指挥的军队从未有过失败，他以坚定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告诉官兵们，共产党的家要靠自己打出来。

即使蒋介石在全中国任何地方可以调动精锐部队围剿红军，但数次的阴谋都没得逞。

他提出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正确决策，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同时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谁敢说，有了毛主席的胆识与无畏，中国的红色政权能不存在吗？

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带领党中央从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奔赴北平“赶考”。

北平，成为了历史上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的第一站。

3月25日，中央机关从西北坡正式迁入北平，即意味着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

毛主席一向对各民主党派十分重视，到了北平首先会见的，也是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并与李济深等20多位民主人士进行一一会面。

同各民主党派一道协商，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等事宜，自然对张东荪这位有一定影响力的民主人士也是格外重视。

这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进京的第一天，他们用真诚和执着写下了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的第一张优秀答卷。

进入北平后，面对蒋介石的不死之心和北平城内多如蚂蚁的特务间谍，毛主席却说：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你蒋介石在北平安插11个特务组织、8500多个职业特务、潜伏下5万多散兵游勇又奈我如何？”

面对复杂的局势，毛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用181天的时间，殚精竭虑、废寝忘食起草了21篇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等等在内的重要文稿，制定出了建国方略，构建起了新中国的四梁八柱。

并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取得了强渡长江，解放南京。

这一举世瞩目的胜利，从此，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

不知疲倦的毛主席用两天一夜写成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不仅深刻阐明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还涉及到新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

百忙中，还不忘跟各民主人士沟通与联系，不仅与张澜、黄炎培、李济深、柳亚子、张东荪等48位民主人士会面，还亲自写信给宋庆龄，特派邓颖超前往上海专程送信，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建国大业。

这是他进京赶考完成的第二张答卷“筹建新中国”，这样的工作作风，又有哪一个党能跟共产党相比呢？

毛主席一生的人格魅力与天下气质，都来源于他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把自己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智大勇，他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正如他对政治的精辟论述那样：

“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反动我们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他亲自列出民主人士参会名单。

曾代表蒋介石政府的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投诚人员傅作义，国民党原上海赫赫有名的警备司令杨虎等都来参加了会议，凡是对共产党有过帮助的人，都是毛主席的朋友。

这是一个伟人应有的气度与胸怀，他率直而坦诚，他身体力行践行着他的政治思想，牢牢把人心凝聚起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共同奋斗。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无处不体现着毛主席非凡的气质与政治远见，革命信仰与坚定意志，善谋善思与勇于开拓，雄才大略与斗争艺术，无不令世人惊叹。

他博大深邃的思想、坦荡宽广的胸怀，高超的领导艺术，也无不让人所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