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县小学生对大炼钢铁运动的回忆

一个华县小学生对大炼钢铁运动的回忆

作者：刘正军

1958年9月，我升入小学五年级，开始到赤水镇漾田小学去上学。漾田小学是1957年由辛村、漾田、楼梯三村合办的一所完全小学，位于漾田寨东南角老城墙外。它的校址是原漾田寨由庙宇改建成的村级初小，有两拱庙房，一个院子。三村合办完小时因这里居中，便把这里作了校址，把村名作了校名。当时扩充了校园，新建了两座教室、一个操场，从1957年秋开始招生。我是该校的第二届高小学生，第一任班主任是黄中汉。那一年，我刚满十一岁。

漾田小学遗址（摄于2013年3月）

神州飘起了“三面红旗”

我到这里上学前的第四个月（即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因总路线忽视了客观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所以经实践检验最后以失败告终。遗憾的是当时我党并未预料到这一点，反而在提出总路线后又急于求成，草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是我党试图利用充裕的劳动力和蓬勃的群众热情，在工农业生产上“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口号是“十五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标志是在经济领域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当年8月中央提出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都远远超过了往年。尤其是炼钢指标，竟比上年翻了一番——达1070万吨。

为了贯彻总路线、实现大跃进，必须对不适应形势发展的农村体制进行变革。于是1958年8月，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8月21日，《陕西日报》发表了毛主席视察河南农村时的指示：“人民公社好！”——据说好就好在它具有“一大二公”的优势，可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当时我县雷厉风行、闻风而动，于当月25日召开会议，指示全县建立人民公社，并决定立即将东赵、瓜坡两乡合并，建立全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26日两乡万余人云集县城，鸣锣敲鼓，燃放鞭炮，向县委报喜。此后一个月内，县上就将全县的二十个乡改建成了十个人民公社——实现了全县人民公社化。当时我们赤水和圣山两乡，合并成了五星人民公社。公社化后，乡合并成了人民公社，村改成了生产大队，组改成了生产队。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史称“三面红旗”

1958年，是“三面红旗”在神州大地飘扬的第一年。当时我们大队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好些文化人在大墙上刷了很多大标语，画了很多宣传画。大标语的内容，多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之类的豪言壮语。宣传画多是小麦、水稻、棉花“放卫星”之类的壁画，其中不乏头扎着白头巾的农民，骑在火箭、小麦捆子、苞谷棒子上飞向太空的漫画，以及很多显示“高指标”、“高产量”的对比图表、由下往上飘然而起的大箭头等。

一天早晨，我随大人去渭南县城，在街头看到围着一大群人；挤进人群一看，原是一个学生宣传队在演节目，节目内容是“赶超英国佬”。只见一个头戴礼帽、嘴叼烟斗的“洋人”，很绅士地兜着圈子慢步跑着——背上挂着一张写有“英国”二字的大纸板。紧跟在他后面跑的，是一位身穿背带裤、头戴鸭舌帽、脖系白毛巾的工人。工人手里拿着一个用木头做到黑铁锤，背上挂着一张写有“中国”二字的大纸板。在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中，“中国工人”越追越快，最后终于撞翻了“英国佬”的高帽子，跑到前面去了。周围观众看罢，随即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淘铁沙的日子

在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中，当时把钢铁捧为“元帅”。为了实现“钢铁元帅升帐”，中央一声令下，在全国开展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全国城乡各个行业、单位，都要因地制宜大炼钢铁，为此层层下达了任务。我县因缺乏大炼钢铁的基本原料——铁矿石，所以就组织全民到渭河各南山支流去淘铁沙。当时我县所有精壮劳力，全都停止了农业生产，到南山支流淘铁沙去了。

所谓淘铁沙，就是把含有铁粒的黑沙子，从河滩或河床中挖出来，倒在簸箕里，然后手端着簸箕，在河水中反复荡漾——这叫“淘”。因沙粒比重小于铁粒，所以淘着淘着，沙粒就慢慢浮于铁粒之上，最后被淘落到水中去了。这时留在簸箕内的，便全是铁粒了。用这种方法，可以把铁粒从沙子中分离出来——这和农村妇女把沙粒从麦子中淘出来的方法差不多。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和这种形势下，进入漾田小学小学五年级的。

当年10月初，我校就奉上级指示全部停了课——低年级学生放假回家，五六年级学生由学校组织，到我村西侧的遇仙河里去淘铁沙。

遇仙河在我村一带是地上河，没有河滩，两边是很陡的河堤，河水也很大。老师很担心我们的安全，不敢让我们贸然下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连河沙也很难捞得出来，更别说用簸箕去“淘”了。淘铁沙的第一天，我们师生成百人在河堤上折腾了大半天，不仅连一粒铁沙也没淘出，反倒有一位同学失足落水，几乎酿成事故，只好悻悻而归。公社考虑到我们年龄太小不便管理，食宿问题也较难解决，后来便把我们分散到各大队淘铁沙队伍中去了。

我们辛村大队的淘铁沙人员，驻扎在红旗公社李托生产大队（即东赵乡李托村）。李托生产大队位于遇仙河上游。在那儿遇仙河是地下河，河边有大片沙滩，水面较宽，水也较浅——是淘铁沙的好地方。

淘铁沙的那些日子，沙滩上到处都撒满了人群。男社员的工作是找铁沙、挖铁沙和运铁沙。他们拿着铁锨、镢头等在沙滩上到处搜寻——有的掘沙层，有的撬石头，弄得遍地都是坑坑洼洼；遇到含铁粒较多的黑沙子，就一锨一锨地拆出来倒进笼中，然后挑到淘铁沙人员身旁。女社员和小学生的工作是淘铁沙。她们沿河水一字排开，每人脚踩两块石头蹲在河边，双手端着簸箕不停地在水里“淘”着。

当时我年龄尚小，自然属于淘铁沙队伍中的一员。我学着女社员的样子，脚踩两块石头蹲在河边，手端半簸箕沙子伸到水中……待簸箕里只剩下少许黑铁粒时，就将它倒入身旁脸盆中。之后便很快有人端着铁锨，把沙子倒入我的簸箕。我又重新开始上述操作。我清楚地记得，我淘得最多的那天，淘了多半脸盆，傍晚过秤时，秤了十六斤。

淘铁沙的那些日子，晚上我睡在李托大队我姑姑家。姑姑家孩子多，大家都挤睡在一个大炕上。晚上我不好意思在便盆中小便，就一直憋到天亮。姑姑不知其中的蹊跷，还夸我有个夜晚不尿尿的好习惯。

那一年风调雨顺，秋庄稼长得格外好——是个少有的丰收年，但因留守在家的老弱病残无力收割，所以棉花没人摘，苞谷没人掰，豆子没人割，红薯没人刨，几乎全烂在地里。从李托大队返回时，我看到路旁棉花田里，长长的棉絮挂在棉花杆上，白花花一片。豆杆上豆荚儿全都开裂，不见了豆粒的踪影。苞谷地里，棒槌般的苞谷棒子耷拉着头，倒挂在苞谷杆上，有的上面已长出了绿芽……

我奶奶在世时，不知絮叨过多少回：“公社化那一年，真真把粮食糟蹋扎啦！”

捏煤球和烧石灰

很快就到了秋冬之交，淘铁沙工作结束了。我们回到学校，前半天在校上课，后半天在炼铁基地劳动——最初是捏煤球，后来是烧石灰。

那时陇海铁路线是从我们那儿通过的，离我校正南不远的地方，就是楼梯火车站的西站房。大约是因车站卸煤方便的缘故，我们五星公社便把公社的土高炉炼铁基地，设在了车站旁的楼梯大队和瓦窑大队。为解决房子不足的困难，基地除临时搭建了不少工棚外，还在瓦窑大队南边的土崖上，凿了一排排小窑洞作临时库房。当时基地上遍地都是煤块、煤球、煤灰、砖头、炉渣，铁丝、鼓风机、架子车，以及一个连一个的土高炉。基地上鼓风机日夜轰鸣，晚间炉火一片通红。整个基地热气腾腾，到处都是忙碌的人群。

我们上午上课，下午到基地去捏煤球。捏煤球时，我们是每人屁股下坐一块砖，围着煤泥坐成一圈；抓一块煤泥握在手中，双手合围使劲一握，握成煤球放在旁边。这时立即有同学把它取走，摆到一旁去晾晒。因此基地上到处都摆满了煤球，一片连着一片。时已初冬，但我们没有手套，全是赤手作业，所以个个双手冻得通红。

土高炉炼出的铁，全是一些锈在一起的铁渣，我们称之“马蜂窝”。这些“马蜂窝”被当成了宝贝，一层一层地摞得很高，后来经过“报喜”，都成了公社完成炼铁指标的一部分。

我们的另一项劳动是烧石灰。石灰和铁沙一样，都是炼铁时的原料。大约是基地石灰不够，公社就动员社员烧起了石灰。

烧石灰的原料是煤炭和石灰石。煤炭倒是容易搞到——小高炉基地上多的是，而石灰石就不好找了。因为我们那儿离山较远，连石头都极少，更别说石灰石了。后来不知是谁的主意，竟发动我们外出去找青石（石灰石的一种）。要说青石，在我们那一带倒是有的，但都是社员们的门墩石、锤布石及先人坟墓上的墓碑等。特别是学校附近的瑞凝庄，解放前有好些在外做生意的大户人家，先人坟墓上的墓碑全是青石的。受此风影响，该村很多村民在先祖墓地都立了青石墓碑，不过一般都较小罢了。要找青石，完全可以从墓碑入手。

我们十人五马地结成一伙，拉着架子车，在荒野里到处搜寻墓碑，大的挖不动，就专找小的挖，然后用架子车拉回学校。有一次，我们在瑞凝庄初小砖房的南墙根下，居然发现了一根青石条。大家喜出望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拆下来抬上架子车拉回学校。后来得知，原来那所初小也是由祠堂改建的，砌青石条的那儿本是祠堂的正门，后来开了侧门，便把正门封了。而那根青石条，本是正门台阶前的过门石。我们把墓碑及石条拉回学校后，请漾田寨社员帮忙把它砸成小块。原料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就在漾田寨东南角老城墙旧址的高坡上，挖了个石灰窑，后来居然还真的烧出了一窑石灰……

砸人墓碑，大约跟挖人祖坟一样，都是伤天害理的缺德事，而我们为了“钢铁元帅升帐”，也就无所顾忌地干了。而令人意外的是，当时竟未有任何人，对我们的荒唐行为进行过干预。

砸锅卖铁和“食堂化”

为了完成炼铁指标，当年8月省上给我县分配了130吨炼铁任务（见《华县志》92年版第146页）。县上又把这项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各个公社。为解决炼铁原料不足的困难，除淘铁沙外，我们公社还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到社员家中去搜收废铁。尽管当时很多干部走村串户，逐户搜收，但仍完成不了任务，于是后来公社就采取了一项硬措施——家家户户砸掉铁锅，连同铁勺、铁铲、铁瓢等一起卖给国家。对此社员们抵触情绪极大，但无人敢违抗命令。

我队社员雷自芳（刘毅的爷爷），是个性格倔强、脾气古怪的人。我亲眼见他扛着铁锅，沮丧着脸，噘着嘴，慢腾腾地向收铁处走来。走到大磅跟前时，他肩头猛地朝外一甩，大铁锅“咣铛”一声跌落在地，摔了个粉碎——声音格外的响亮。他以这种独特的举动，强烈地发泄了内心的不满。围观的社员们，见状无不五味杂陈。

看了这样的情况，今天的人们可能多有困惑——把铁锅砸碎作为炼铁原料卖给国家，那之后用什么来做饭呢？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就在实行公社化的同时，还实行了“公共食堂化”。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意思是说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因此根据上级要求，各大队都办起了公共食堂。食堂办起以后，社员们必须把家里的粮食全部上缴，不许私藏一斤一两；开饭时大家一律到公共食堂排队打饭，绝不允许“家家做饭，户户冒烟”——为此村干部要逐户检查。如此以来，各家各户的铁锅，似乎就成多余的了。

当时我们高家、常家、岳家三个生产队四五百人，只设立了一个公共食堂，地址就在常家队的三间大房里（现刘海涛家的位置）。这三间大房，原是对门刘新琪家的，因土改时刘家被划成了地主成份，便把这三间大房分别分给了李小邦、刘道夫和老白三个外来单身汉——每人一间。大办公共食堂时，村里将这三人另外作了安置，把三间大房腾出来作了公共食堂。

办起公共食堂后，每次开饭时，东西三村的三百多名社员，便端着盆盆、提着罐罐、带着碗筷，成群结队地到常家来打饭。食堂门口因此人头攒动，拥挤不堪。打好饭后，有的提着盆盆罐罐回家去吃，有的则是全家围成一圈，蹲在院中就地享用。

当时我们学校也办了一个公共食堂，学生均在食堂吃饭，不用缴钱。开饭时，大家带着碗筷排着长队按序打饭。暂未轮到打饭的学生，就边向前挪动边大声唱歌。虽然肚子饿得咕咕叫，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解放思想，红旗飘扬，迷信落后，思想全扫光……”之类的歌声却格外嘹亮。开饭时食堂经常是给学生每人舀一碗玉米粥、发一块玉米发糕——从来没有菜。饭后几百名学生挤在两口铁锅边，各自洗碗。记得洗碗水中的饭渣频频泛起，显得非常肮脏。但我们并不在意这些，最在意的当数今天的玉米粥是稠还是稀，发糕是否可口。

那年冬天的一天夜晚，我和我表哥王孝（漾田寨人，比我高一级）在校饿得实在没法，就跑到漾田寨郭秦琼同学家。郭秦琼从地里找回了几株散叶小白菜，然后把它放在脸盆中煮熟，大家围着吃了。虽然缺盐少油无调料，但我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晚自习后女同学都回家了，男同学则是在校集体住宿——晚上就睡在课桌上。入冬后因天气太冷，学校又安排我们住进了漾田寨社员家中。当时我和十几位同学住在禹定国同学家中，在那里我们睡的是地铺。所谓地铺，就是在地上铺一层玉米杆（用来隔潮和保暖），在玉米杆上铺上褥子。晚上天冷暂且不说，单是褥子下那疙疙瘩瘩的玉米杆硬结，就顶得我们非常难受。有时一不小心，就会把叶子渣弄进被窝，那就更是又扎又痒，难以入睡了……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三面红旗”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年轻人更不知它为何物。当年土高炉林立的楼梯火车站，已随着陇海铁路的南迁而荡然无存。那片热火朝天的土高炉炼铁基地，已被一片绿油油的庄稼所覆盖，全然不见了当年的蛛丝马迹。唯有瓦窑村南土崖上那一排排斑驳残缺的小窑洞，仍然依稀可辨，仿佛在向人们诉说五十多年前的那段岁月……

图文来源丨作者供稿

原文作者丨刘正军

整理编辑丨看华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