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示儿信》《与妻书》每每读来，总能感受到江竹筠与林觉民二位烈士的慷慨之情，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信念跃然纸上。
林觉民烈士写完《与妻书》不久便壮烈牺牲，而江姐（江竹筠）写完《示儿信》后，又与敌人斗争三月。
可谁又曾想到，冒死将《示儿信》带出渣滓洞的黄茂才，居然差点被判处死刑……
1927年，黄茂才生于四川荣县杨佳一农民家庭。1942年，刚中学毕业的他来成都，投靠时任川康晋绥公署副处长刘重威。
对方见他写得一手好字，便将其升为少尉文书，主管起草公告和信件的工作。
不久，黄茂才从成都来到重庆，成为一名国民党特务。说是特务，但其实黄茂才还是干着以往的工作，抄抄写写，负责整理文件，也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国家的坏事。
正因黄茂才性格老实，脾气温和，加上又是国民党内的“老人”，1948年5月，刚满二十三岁的他被派遣到设在重庆歌乐山麓的特别监狱，即臭名昭著的渣滓洞担任看守。
来到渣滓洞后不久，一天晚上，正是黄茂才值班，由特务押来一男一女两名犯人。
女犯人登记时，黄茂才无意间瞥到她是四川内江白马店人，名字叫做曾紫霞（红岩里面的孙明霞）。男犯人叫做刘国志，二人正在谈恋爱。
得知曾紫霞为四川内江白马店人时，黄茂才不禁脱口而出道：“你和我还是半个老乡，我是荣县杨佳人，与内江比邻，以后需要帮忙的可以找我。”
此后，曾紫霞、刘国志利用放风的时间找黄茂才摆龙门阵（闲谈拉家常的意思）。得知黄茂才是贫苦农民出身，也没有接受任何军事训练，就糊里糊涂来到重庆担任渣滓洞看守的时候，他们便计划对其进行宣传教育。
一个月转瞬即逝，1948年7月的一天清晨，由西南长官公署押来一名重要犯人，此人就是江竹筠。
这天正好轮到黄茂才值班，她看到登记表上的“江竹筠”三个字，心中突然一震。因为在与刘国志、曾紫霞的接触过程中，他已经得知了有关江姐的情况。
想到这里，黄茂才忍不住仔细打量面前的江姐。她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米5左右，一头乌黑的秀发，脸色十分苍白，身体极度虚弱，有许多外伤。
但即便如此，江姐的眼睛里还是释放出令人胆寒的光芒。
根据渣滓洞的规定，黄茂才让江姐填了个人资料表，当看到对方填的是自贡大山浦人时，黄茂才又是脱口而出道：“我在这里还遇见家乡人。”
江姐不清楚黄茂才的情况，只是很轻蔑地看了他一眼。接着，黄茂才把江姐带到楼上一间囚室，单独关押，轻声对其说道：“你有什么要求或者要买什么东西可以告诉我。”
几天后，江姐被转移到一间女囚室，与曾紫霞和李青林等人关在一起。经过曾紫霞的介绍，江姐基本了解黄茂才的情况。
从那之后，只要黄茂才来到女囚室，江姐就会和他说一些进步知识，传授进步思想。
得到江姐的教育后，黄茂才许多不懂的道理一下就豁然开朗。时机成熟时，江姐、曾紫霞联合邀请他为党办事。
黄茂才当即表示：愿意替江姐等人充当秘密信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黄茂才第一次为党办事是在1948年8月，他帮曾紫霞带一封信给重庆一家银行的刘姐。接过信后，黄茂才于第二天来到朝天门附近一家银行，把曾紫霞的这封信交给了一位名叫刘国淑的女同志。
第一次革命工作的成功，使他非常兴奋。之后，黄茂才又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重庆医学院第二宿舍找到一位名叫况淑华的地下党员，帮助她和狱中的曾紫霞成功接头。
近一年半的时间里，黄茂才为渣滓洞里被关押的革命义士送了上百封信，还用自己的津贴购买报刊、药物带入监狱，赢得了革命志士们的一致信赖。
江姐就曾经给他写过这样一张纸条：“小黄，你的行动已经证明你有很大的转变，我们很高兴。希望你一如既往地为我们多做好事，将来人民政府一定欢迎你，以后我们一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原文引用）
不仅如此，江姐、曾紫霞、李青林等女同志还主动为黄茂才织了一件毛衣，让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
1949年下半年，国内形势愈发紧张，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通过一些细节发现黄茂才或有“叛变投共”的行为，对他更加不信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困守于重庆的国民党特务集体慌了手脚，开始遣散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人员。
正在此时，黄茂才收到老家的来信，让他赶快回来。临行前，黄茂才把自己回家的信息告诉江姐，问她有什么要往外传送的重要信件？
江姐郑重地将事先写好的一封信托黄茂才带出去，收信者是重庆市中山公园里的育才小学谭竹安，这封信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示儿信》。
据黄茂才的回忆，《示儿信》是江姐用竹签蘸着用棉花灰烬自制的墨水写在一张非常薄的毛纸上。黄茂才把信安全送到谭竹安的手，谭竹安又几经辗转送给了谭正伦。
令黄茂才没想到的是，他返回老家探望母亲时，江姐等一批中共党员于1949年11月14日被特务集体处决。江姐牺牲后的第四天，黄茂才回到渣滓洞收拾行李时得知这一噩耗。
夜里，他拿出江姐等人给自己织的毛衣（这件毛衣于特殊年代遗失），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全国解放后不久，黄茂才于“镇反”运动时被荣县公安局逮捕，他被迫承认自己参加过大屠杀，返回荣县老家是潜伏为“台湾当局”卧底的罪名。
1953年7月，荣县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判处黄茂才等五人死刑。在审判大会上，万念俱灰的黄茂才向众人大喊一声：“我不是叛徒，死也要死的明白，我其实帮江姐等人做过很多事。”
可是，已经被打上“叛徒”烙印的黄茂才，再怎么争辩都是于事无补。万幸的是，时任乡农会主席的黄大元替黄茂才说了几句好话，最后审判大会改判黄茂才死刑为无期徒刑。
1955年1月，黄茂才改为十五年有期徒刑，于1964年刑满回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茂才多次向荣县人民法院申诉，希望推翻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不实罪名。
20世纪80年代，黄茂才应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馆长卢光泽的邀请，到当年牢狱现场如实记述他所亲身经历的江姐等革命先烈的事迹。
经卢光泽的介绍，黄茂才与时任重庆某学院马列主义课教授，亦为我党优秀的女共产党员曾紫霞取得联系。
曾紫霞得知黄茂才含冤几十载，她不仅亲自给对方写了证明材料，还把黄茂才的情况通报给中央与四川省领导。1982年，荣县司法机关宣告黄茂才无罪。
1997年10月，黄茂才时隔半世纪来到渣滓洞，已是七旬老人的他站在当年关押江姐的牢房前，深深地三鞠躬。
老人家晚年时曾有记者采访他对那段过往的看法，以及强加在自己身上这么多年的不实罪名时是否感到冤枉？
黄茂才告诉记者：“我现在心情很舒畅，周围群众对我很敬重，有什么纠纷和事情都来找我，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参考文献：
[1]赵世富.一个险些被误杀的人[J].四川党史,1994(05):45-49.
[2]许曙明.江姐的信使:一生无悔的选择[J].雷锋,2018(02):74-75.
DOI:10.19564/j.cnki.leifeng.2018.0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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