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足浴店玩耍4分钟付150元，2个月后被以嫖娼为由拘留5日

上海闵行，一男子去某足浴店“玩耍”了不到4分钟，支付了150元。2个月后，男子突然被警方以嫖娼为由拘留了5日。事后，男子将警方告上法庭，他认为自己没有嫖娼，4分钟什么都做不了，男子要求法院判决撤销处罚。

（来源：闵行区人民法院）

事发这天，王某在家中午睡，突然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说他与一起足浴店卖淫嫖娼案有关，让其到派出所配合调查。

王某一开始以为是骗子，但经询问后发现是真的，于是按时去了派出所。

经过一番询问，王某才知道2个月前自己去的那家足浴店被查了，警方找到了王某的消费记录。

可王某一开始并未承认，但当警方安排了王某与涉事足浴店的6号女技师互相指认，以及告知王某坦白从宽后，王某将相关细节都讲了出来，并在供词上签了字。

民警经过综合考虑，对王某作出了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规定，卖淫、嫖娼的，处10~15日拘留，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可当王某被关5日出来后，他感觉自己是被警方坑了，自己在足浴店就待了不到4分钟，而且这时间还包含了打车、等车的时间，实际只待了1分多钟，怎么可能去嫖娼？

因此，王某申请了复议，但没有成功。王某不服，他将派出所告上了法院。

王某状告派出所，这属于民告官，那这起案件就属于行政诉讼。

对于行政诉讼来说，举证责任是在作出行政行为的派出所一方。

《行政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不过，王某作为原告，还是要先提出事实与理由，以及主张：

1、王某表示自己的确在足浴店消费了150元，但在支付费用后，因其他原因提前离开了，期间不超过4分钟，这点时间根本不可能嫖娼。

2、王某认为在派出所签字确认是被办案民警诱导的，办案民警曾以“坦白从宽”，“交个罚款就可以走了”为由，诱使他承认了嫖娼行为。

3、在辨认女技师环节时，办案民警有对自己进行暗示，故与6号女技师相互进行了指认。

4、在签字确认环节，由于王某是近视，警方没收了他的眼镜，所以他根本不知道签的是什么。

因此，王某认为警方在办案中存在违法行为，同时适用法律错误。

可是派出所辩称，王某的行为的确属于嫖娼，而且处罚并不重，理由是：

1、涉事足浴店以及所在区域是卖淫嫖娼行为的高发地，办案民警多次在该区域实施扫黄行动，6号女技师具有多次提供非法交易的行为。

2、根据第一份询问笔录显示，王某是自己承认有嫖娼行为的，且王某在笔录上签了字。

3、在对王某以及6号女技师询问期间，二人是单独分开询问的，但王某陈述的与6号女技师陈述完全相同，都是先付费再服务，且费用就是150元。

4、根据第二份询问笔录显示，王某与6号女技师相互进行了指认，承认互相认识，并一起在笔录上签了字。如果王某没有嫖娼，但他却承认了，这并不符合常理。

5、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的规定，对王某处以5日拘留，已经是从轻处罚。

综上，派出所一方认为，王某的口供内容与调查结果相符，至于时间的问题，并不足以说明王某未实施嫖娼，且王某对其违法行为均签字认可了。

这时，王某再次提出不同意见。王某表示不认可与6号女技师互相指认的笔录，他一口咬定是办案民警伪造的，并要求派出所提供询问时的监控视频。不过，派出所并未提供。

法院经过调查审理后认为：

1、根据第一份笔录来看，王某对于6号女技师的服务细节，描述得非常清晰，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不会如此清楚。

2、王某认为办案民警对第二份笔录进行了造假，以及办案民警存在诱导行为，但均未提供相应证据，故本院不予彩信。

3、王某在庭上的陈述与调查笔录中的供述存在矛盾，且存在不符合常理的部分，故本院对其法庭上的部分陈述不予采纳。

4、《行政处罚法》第4条第2款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派出所对王某作出5日拘留的行政处罚，是考虑到王某虽有嫖娼行为，但并未与6号女技师发生关系，属于情节轻微的情形。

因此，派出所适用法律正确，处罚裁量亦无不当。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王某的诉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