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军统内幕（34）我所知道的郑介民（一）

军统特务内部三大巨头之一的郑介民，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对戴笠是不相上下的，但是，在使用方面却和对戴笠略有不同。

蒋介石除了长时期叫他协助戴笠主持军统特务工作外，同时，还叫他进行公开活动和一些国际联络的工作，因此，他常说，他不是搞偷偷摸摸的勾当的。

郑介民在蒋介石集团中，一向被反动派誉为什么“有政治头脑”与“科学训练”的“军事谋略家”和“军事理论家”，实际上，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特务头子。

他出生在海南岛，却长得和体格魁梧的北方人一样，黝黑的面孔上整天带着笑容，经常爱穿挂满勋标的笔挺军服，神气十足，乍一看去，俨然是一员正式军官。

郑介民一向以所谓“老成持重”与“博学多才”和“肯钻研问题”著称。他与人谈起话来，总爱滔滔不绝，不时还夹杂着一些幽默轻松的语句，使人不易摸清他的真心实意。

我是他十多年的老部下，长期和他有所接触，但对他的情况还是了解得很有限，所以要求全面深入记述他，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郑介民于1897年农历八月十五日生在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兄弟四人，他居长。

郑介民原名庭炳，别号耀全，他投考黄埔时，改名介民，在军统当特务后用的化名是杰夫。

1930年前后，郑介民在武汉搞特务活动时，与汉口女子柯淑芬结婚，先后生了八个子女，柯是一个非常泼辣的女人，郑很怕她。

郑幼年因父亲早死，兄弟又多，家无恒产，只勉强读完旧制小学，十多岁的时候，即随同同乡去马来亚吉隆坡谋生。

他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徒工，收入很微，只够个人糊口，由于当时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而他能写能算，不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账先生，每月收入稍多，还能经常接济家里一点钱。

在这个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郑介民最初还比较安心，因为这比当苦工好一点，可是，稍久之后，便又不满意起来，常感寄人篱下没有出息，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就想另谋出路。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以后，郑便决心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一期。

结果，黄珍吾被录取，而他却没有考上。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得到同乡邢森洲的帮助，暂时住在刑家。

他等了一个多月，找不到工作，便投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队当学兵，并积极补习功课，准备继续投考黄埔。

黄埔军校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黄埔二期招生时，他又去投考，这一次，总算被录取了，郑介民高兴异常，从此决心发愤读书，勤学苦练。

据说，他在黄埔时，一有空就看书，很少出去玩。后来，他常对人说：“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他尝过第一次投考黄埔没有被录取的苦头，使他终生都没有忘记，以后，不管怎样忙，都保持经常阅读的习惯。

郑回国后，常以“华侨工人阶级”自居。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经黄珍吾介绍，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他对这个组织极感兴趣，并且还介绍邢森洲参加了。

当时，他们利用邢对外担任联络工作。据说，邢为非黄埔学生加入该会的第一人。郑和黄珍吾、周复等十人为一小组，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联合贺衷寒、潘佑强、杨引之等，同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的活动。

郑于黄埔二期毕业后，即投考苏联在莫斯科举办的纪念孙中山的中国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与康泽、李宗义等为同期同学。

他在中山大学时，对该校的几门主要课程，如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最感兴趣，花过不少时间去细心钻研。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而是为了以后升官发财，做反革命的政治资本。

郑介民只读过小学，但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却动笔开始写《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书，内容只是重复了一些反动头子们的陈词滥调，说什么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等等。

以后，连他自己也认为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不愿再提它。不过，这本书据说在当时还是得到过蒋介石和一些反动头子的赏识，从思想和言论上，对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反共起到一些拥护和帮凶的作用。

1927年8月间，郑由苏联毕业回国，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的是正赶上蒋介石下野去到日本，他找不到主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内心惶惶不安，便只好去投靠贺衷寒。

贺当时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的总队长，便把他安置在总队部担任政治教官。郑介民便利用这一职务向学生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的理论，深得潘佑强的称赞。不久，潘又推荐他去第四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当时，该军政治部主任为杜从戎。

1928年1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郑便千方百计托人直接走蒋介石的门路。

蒋在召见他的时候，他把在苏联留学的黄埔学生思想情况向蒋作了报告，并表示他是坚决反共的，蒋介石很欣赏他这一套，将他留在身边当侍从副官。从此以后，郑便一直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郑介民当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实际上，是替蒋做特务工作。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是王柏龄，直接领导郑的是蔡劲军。

郑与蔡不仅是黄埔同期同学，且系海南岛同乡，两人之间关系很不错。郑最初在南京搞这一活动时，并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只是在一些同学、同乡方面搜集一点情报。

但没有多久，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斗争中，他却大显身手，一鸣惊人，受到蒋介石的特殊信任，奠定了他以后搞特务的基础。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1928年冬，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的天下表面上算是得到了“统一”，但是，新桂系的势力却从广西经武汉直到华北，分去了他不少的地盘，蒋介石对此很不甘心，时刻想把这个眼中钉拔去。

郑介民了解到蒋介石有解决桂系的决心，便自告奋勇，请求去武汉活动。他认为，最有把握的事，是他与李宗仁的兄弟李宗义在苏联中山大学同学时，两人私交很深，李早就要郑去替桂系工作，郑可以通过这一关系，打入桂系内部活动。

王柏龄也认为他这一关系很可利用，便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蒋马上找他去，面授机宜，命他立刻动身去武汉。

郑介民的这次活动，他一直认为是件得意的杰作，以后，经常向人夸耀，所以我了解也比较具体。

郑介民假装失业，从南京悄悄跑到武汉，故意找一家很小的客栈住下来，装出一副非常穷困潦倒的样子。当他把武汉的情况看了看以后，便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去找李宗义。

武汉第四集团军总部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第四集团军总部里，一般人称李宗仁为“老总”，称李宗义为“二总”。“二总”在总部内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谁也不会注意他会把一个特务引进来。

郑介民见了李宗义之后，说自己失业很久，连生活都无法维持，此次是专程前来投效，希望得到收容，他说得非常诚恳，加上李宗义根本不了解他的情况，便信以为真，马上答应为他设法。

隔了一天，李宗义去客栈探望郑，看到他那副穷困样子，便毫不怀疑，立刻要他搬到总部与他同住一室，李还给他做了衣服，经常陪他出去玩。

这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高级官员看到“二总”和郑的关系这样好，都乐于和他接近，他便利用种种机会拉拢总部机要人员，首先，把李宗仁和各部队及各方面联络的密电码本盗出拍成照片，又陆续把李部兵力驻地、人数、装备、主官姓名等表册抄出来，秘密送给蒋介石，使蒋掌握到第四集团军的全部情况和各种活动。

在此同时，郑又在桂系将领中进行挑拨离间。先是，李宗仁到武汉后，为了拉拢湖北人，曾提出过“鄂人治鄂”的口号，因而，桂系中的鄂籍将领如胡宗铎和陶钧便红极一时，以致引起一些桂籍将领如夏威、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的不满。

郑便借机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经常散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却要广西人”等一类话，去挑拨离间。

桂军将领中闹不和的情况，郑介民随时向蒋介石报告，于是，蒋便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收买拉拢和分化瓦解工作。

这方面的工作，郑做得很少，因为怕一旦暴露，不容易再找到一个这样的人打入内部去活动。当时，一些人对蒋介石的特务活动都缺乏警惕，郑表面上又装得那么老老实实，见了李宗仁总是开口“德公”，闭口“德公”，连李宗仁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蒋介石的阴谋逐渐完成的时候，李宗仁还没有察觉到他的基本力量已在内部发生变化。

到1929年，他还想扩大势力，把桂系势力由广西到华中、华北联成一片。白崇禧在北平纵谈天下大事时，也常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

言外之意，大有随时准备自北而南进军的打算，蒋介石却不动声色，暗中作好各种准备，只等机会下手。

当时，李宗仁决心进取湖南，企图扶植倾向桂系的何键代替亲蒋的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他不经过中央政治会议的批准，擅自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越权免去鲁的湖南省主席职务。

此时，何键暗中向蒋介石输诚，使蒋更为高兴，认为时机已到，便扣押李济深于南京汤山，借口李宗仁不服从中央而免去李的职务，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反蒋，蒋以此师出有名，于1929年4月发动战争。

这时，被蒋介石早已收买的桂军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旅，一枪不发，率部退往平汉路花园一带。胡宗铎、陶钧等陷于孤立，无法支持，率部退往沙市、宜昌一带。

因此，桂系盘踞在湖北的十多万人便一下子土崩瓦解，蒋介石毫不费力夺取了武汉。当时，正在上海医治眼疾的李宗仁完全没有料到会失败得这么快，闻讯急忙从上海逃往香港。

桂系问题迅速解决后，郑介民便回南京见蒋介石复命，蒋介石在接见郑介民的时候，紧握着郑的手连声称赞他的工作做得好。郑又趁机当场把蒋给他的活动特别费剩下的一本存折交还，更加受到蒋的称赞。

蒋介石对一些叛桂来投的将领仍旧很不放心，便派郑介民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发表他担任李明瑞的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命其随部队去广西。

俞作柏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时，蒋又派郑为广西省政府委员，仍兼十五师政治部主任，驻在南宁，他的任务是监督俞作柏和回广西的桂系部队。

不久，蒋以五十七师杨腾辉部驻防柳州，郑在南宁无法兼顾，又将郑所兼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免去，改令其兼五十七师政治部主任。

郑这时便经常来往于南宁、柳州之间，他一面在广西省政府内暗中布置爪牙，一面利用政治部派在部队内的政工人员为他搞特务活动。

当时，与郑一同派到广西为蒋介石搞特务工作的还有不少人，而与郑经常有联系的是梧州海关监督饶毓琛，专门控制广西的财政收入。

梧州海关监督是广西第一肥缺，这个关的收入为广西主要财源，被蒋介石派人掌握以后，广西部队回到这个地瘠民贫的地方，军政费用便都得仰蒋的鼻息，俞作柏的困难一天天增加，弄得一筹莫展。

于是，郑介民和饶毓琛两人伙同一气，暗中对俞部下进行收买拉拢，又重演在武汉的故技。这时，俞虽然知道他们是在捣他的鬼，但由于是蒋介石派去的，表面上还得客气三分。

郑虽然是个空头的广西省府委员，却对省府各项措施都要过问，并把一切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

1929年秋天，汪精卫、陈公博等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及张发奎等酝酿反蒋的时候，派人去游说俞作柏和他的部下将领。

俞等人均感到与其受蒋压制困死在广西，不如起而反蒋，“向外面打”，另谋出路，郑介民在南宁听到一些风声，一面急电向蒋报告，一面连夜赶赴柳州，企图掌握和分化杨腾辉部。

同年10月初，俞作柏在南宁宣布就任讨蒋军总司令职，以响应在宜昌通电反蒋的张发奎时，郑介民还在柳州活动，他不敢再回南宁，便连夜从柳州化装只身逃往广州。

俞作柏发动反蒋后，各方面的反应并不如他的理想那么大。他部下中被郑、饶收买了的吕焕炎、黄权等部又起而反对；张云逸、李明瑞率部在右江树起红旗，还有一部分军队自行溃散，俞作柏弄得狼狈不堪，未待出兵，便已垮台。

同年12月间，郑从广州经香港回到南京。这次，他去见蒋介石的时候，便不像上次从武汉回去那样受到蒋的重视。

蒋当面责备他，因为广西不但发生了反蒋运动，说明郑在控制分化广西部队方面没有多大成绩，特别使蒋痛恨的是，有不少广西部队起义当了红军，这是他最头痛的事。

郑这次回来，蒋介石给他冷了一个时期，才派他到参谋本部去当了一个上校参谋，他整天无事可做，便专心阅读有关军事、政治、哲学等书，郑以后经常对人说，他在这一段时间内很看了一些东西，对他有极大帮助。

蒋介石在这段时间内没有找过他，他也不敢去见蒋，但他在人前一直没有发过半句牢骚，却常向人表示，认为自己在广西工作做得不好，辜负了蒋的期望，不能为校长担忧分劳，用以自行谴责。

这些话，慢慢地传到蒋介石的耳中，因此，蒋对他又慢慢重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