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培麟
说起给水稻打药粉,那的确是项极其累、脏、苦的活。我在十六连大田班时,水稻虫害猖獗期间,每天夜里随时会被叫醒下田,有时是半夜12点,有时是凌晨2-3点。人的生物钟被打乱,且不说休息不好,在整个拌药粉、打药粉的过程中,那有毒的粉尘吸入,就让人头晕眼花。至今想来还感到后怕。
首先是要根据不同的虫害,配制不同的药粉,但主要成份是“六六粉”。打开塑料袋,把药粉倒入笆斗,粉尘像雾一样弥漫开来。要把多种药粉混在一起,我们就得弯着腰,光着两只胳膊伸入笆斗,用手掌把底部的药粉翻上来,不停地搅拌,直到药粉均匀为止。虽然有防护口罩,但口罩被呼气弄湿后便粘满粉尘,戴了只觉呼吸困难。而且热气把我的眼镜片喷糊了,再粘上粉末,什么也看不清,于是,我就干脆摘掉口罩干。等到药粉拌好,一个人浑身上下与药粉是一个颜色。
半夜里打药粉,为的是趁露水形成使叶子粘住药粉,这样杀伤力才最佳。我们每人胸前挂一只喷桶,一米长的喷管斜向下方,人在稻田里走的时候,左手扶住腰鼓似的喷桶,右手握住桶上的把手不停地摇,产生风力把药粉喷出去。不管刮大风小风,都要逆风打。在田头,4、5个人呈梯形排开,下风头的一位先下水,行走2、3米后,第二人下水,这样依次下去。在月光的照耀下,不见人影,只见一团团白雾在水田中向前滚动,一团接一团,以斜线向前推进,瞬间像雾一样笼罩在墨绿的稻田里。局外人观看,那景色还是很美的,但劳动者却是很苦、很累。人向前走,脚底下是稻田的稀泥,移步费劲,再加上手中要用力不停地摇,下田几步,就已大口喘气,带了口罩也只能摘掉。脚酸手酸,还未走出200米,浑身已被汗水湿透。碰到没有月亮的日子,漆黑一团,走田埂,跨水沟,一不小心就会摔倒,磕破碰伤是常有的事。还有一道关是稻叶子。“桂花黄”水稻的叶子又阔又硬,叶边的锯齿十分锋利,在田中抬腿时,稻叶象多把锯子一样拉在膝盖和小腿处。往往三、四次药粉一打,裤管膝盖部位就全 撕烂了,就得再打个大补丁。否则,膝盖处皮肉被撕裂,血、泥浆、药粉混在一起,疼痛难忍。我们的排长是我同学,外号称“蔡牛”,干活从不吝惜力气。不知是嫌湿裤管妨碍行走,还是舍不得裤子被撕坏,他打药粉总是穿着短裤,每次膝盖处被叶子拉得惨不忍睹。但他总是一笑了之,到医务室上点药就完事。
药粉打结束,我们就连衣往河里一跳,洗个冷水澡,同时把脏衣服洗干净。到了秋天,气温已在20℃左右,跳到河里冷得直哆嗦。记得1971年国庆节,营里早上召开庆祝大会,我们排正逢最后一次打药粉结束。大家从河里上来,个个嘴唇发紫,脸色发白,浑身哆嗦,不由自主地小跑步回宿舍。经过会场时,在众目睽睽下,我们还挺直身子,强打精神,拎着喷桶、湿衣、赤着脚,神气活现的,像凯旋而归的勇士接受检阅。
最值得我们回味的,是一顿美美的夜餐。每次打药粉,食堂里会精心准备一份面条慰劳我们。它不但能充饥,还颇富“营养”,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盖浇面,上面漂着一层油花、葱花,还铺着两只荷包蛋或炒肉丝。那种美味,至今回味无穷。现在想来觉得好笑的是,当时生活艰苦,食品匮乏,“民以食为天”,知青们也只图眼前利益,为了那碗令人垂涎的热汤面,累死也心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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