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我国经济工作的六个平衡｜宏观经济

文/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 工银国际宏观经济分析师徐婕

本文认为，全面理解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要从六个平衡入手。2024年我国经济工作的六个平衡，分别为：优化质升与量增的平衡；优化先立与后破的平衡；优化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平衡；优化消费与投资的平衡；优化财政与货币的平衡；优化宏观与微观的平衡。

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对于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刻剖析，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工作勾勒出了清晰图景，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行动指南。2024年，全球经济面临多重转折拐点，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发展失衡加剧。面对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中国经济工作坚持统筹兼顾、正确把握关系、明确主次重点，以科学辩证的系统性思维优化平衡多重目标。这将是助力经济回升向好的重要基石，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本次会议明确要求，2024年的经济工作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

我们认为，全面理解本次会议精神，要从六个平衡入手。经济增长上，优化质升与量增的平衡，把握和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发展动能上，优化先立与后破的平衡，既有推陈出新的勇气又有持续发展的智慧；生产力上，优化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平衡，以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内生动能上，优化消费与投资的平衡，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宏观政策上，优化财政与货币的平衡，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社会发展上，优化宏观与微观的平衡，注重宏观政策有效性、增强微观主体获得感。在全球经济风高浪急之中，中国经济正迈着坚实的步伐走向未来，以优化平衡形成合力，不断释放强劲的发展动能，高声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优化质升与量增的平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明确指引，也是对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优化质量提升与数量增长的平衡，反映了从追求速度和规模向追求效率和质量的转变。这也是基于对国内外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前瞻判断。具体而言，优化质升与量增的平衡意味着更多关注于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和可持续发展。

首先，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提高中高端产业的比重，提升整体经济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其次，科技创新是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将有助于突破核心技术的瓶颈，提升国家竞争力。最后，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不仅是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也是对全球生态责任的承担。这种平衡的优化，不仅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战略选择，也是对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诸如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问题的积极回应，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更加均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同时也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优化先立与后破的平衡。“先立后破”强调了宏观经济内生辩证关系矛盾统一的本质，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实践，也是对历史经验的一种总结。同时，“先立后破”也体现了一种动态的平衡观念。它强调在改革的过程中，既要有推陈出新的勇气，也要有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智慧。只有更高效地处理好它们之间相生共随、互为表里的关系，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共同目标。

“先立后破”强调了顺序、强调了重点，在打破旧的思维范式、突破旧的发展瓶颈、破除落后生产方式之前，要充分考虑、审慎评估“破”的短期成本和经济代价，要通过先“立”来有效缓解阵痛、抵补可能的成本。之于“破”，要慎破、缓破、有所破有所不破。在新旧经济动能切换之间，实现平滑过渡。之于“立”，则要立于“礼”，梳理规范经济秩序、树立新增长范式、确立新增长动能。要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和新型举国机制的强大引领功能，让中国经济更自主可控、更长期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能够立得住、立得稳、立得有成效。

优化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平衡。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依赖于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协调发展。硬实力的增强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内核，而软实力的增加则是以制度支持为关键，培育硬实力与提升软实力缺一不可。这样的双轨平衡、双管齐下，才能实现更加持续、全面的经济发展。培育硬实力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从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战略新兴产业、开辟新赛道，并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驱动的发展策略不仅局限于技术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的软实力提升。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推广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效防范各类风险以及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全方面提高制度的效率和适应性，为培育硬实力创造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良好环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九大领域的综合施策，通过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结合，助力中国经济爬坡过坎。

优化消费与投资的平衡。消费和投资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它们之间的平衡关系直接影响到经济的稳定性和持续增长的潜力，不仅需要政策制定者精确把握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和方向，还需要市场参与者灵活应对经济环境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与投资的关键作用，促进消费和投资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以内循环合力有效对冲潜在的外需收缩压力。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过去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投资的快速增长，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的日益成熟，消费的作用逐渐增强，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协调关系也愈发重要。一方面，积极培育消费增长点，并通过减税、增加公共支出等手段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激发有潜能的消费；同时，通过改善投资环境、鼓励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引导和激发有效益的投资，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确保经济增长的多元驱动。

优化财政与货币的平衡。今年的政策基调更加注重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一致性，着力提升宏观政策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效果，发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主体信心的积极作用。经济学理中，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平衡是维护经济稳定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经济健康。历史上，不同国家和时期对这两种政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同时实施了财政刺激措施以避免经济进一步衰退。

近些年，在新供给冲击引致短期“滞胀”和长期全要素生产率下行的背景下，单一政策目标难以应对内外部的不平衡问题。只有通过系统性的政策搭配，才能有效地应对多重经济挑战，实现经济金融增长稳定。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注重效率公平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保持适度是关键要素。稳健的货币政策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维“稳”，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进有退”与“先立后破”相互呼应，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仅关注短期经济增长，而且注重长期可持续发展。

优化宏观与微观的平衡。在当前形势下，宏观发展与微观感受存在温差。优化宏观与微观的平衡，既要深入理解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和需求，又要为微观主体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引导。经济学历史上，各学派间也一直在探索宏观和微观之间的最佳平衡。凯恩斯主义强调宏观政策在经济调节中的重要性，而新古典经济学则强调市场机制和微观经济主体的效率。

唯有把握和处理好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才能将宏观发展渗透到微观主体，实现社会发展的帕累托改善。在制定宏观政策时，注重有效性、增强获得感。以宏观政策重心下沉、资源下沉，紧贴微观主体所思所想，助力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为经济发展宏观大局夯实微观基础。在微观主体层面，通过改革创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并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微观主体预期，提振居民消费信心、增强企业投资动能，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文章来源丨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本文编辑丨王茅

责编丨丁开艳

校对丨兰银帆

初审丨徐兰英

终审丨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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