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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11日深夜，处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某处高档社区中，一辆敞篷别克轿车划破了夜色，停在正回家的卡多·克莱门特的身边。紧接着，从车上下来3名男子，连踢带踹地把卡多·克莱门特塞进车里，没多久，这辆别克敞篷轿车便消失于夜色当中，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般。
克莱门特不是此人真名，他是纳粹最臭名昭著的刽子手，曾把超过200万犹太人送到集中营，且还想出了用一氧化碳集体屠杀犹太人的党卫军中校阿道夫·艾希曼。负责抓捕他的特工则是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
纳粹德国垮台以后，逃往南美的战犯并不止艾希曼一人。2012年，英国《每日邮报》曾发表了一篇文章，德国检察官在翻阅跟巴西和阿根廷相关的秘密文件的时候，发现有9000多名纳粹军官或他国的合作者在战后逃出欧洲，去南美避难。其中，巴西收留了1500至2000名纳粹战犯，智利收留了500名左右，剩下的全在阿根廷。
二战时期，由于阿根廷国内有数十万德国移民。因此，尽管阿根廷表面上是保持中立的，但私下里却是跟德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曾命令派驻在欧洲的外交以及情报人员建立秘密通道，通过西班牙跟意大利的港口把数千名纳粹战犯偷渡出欧洲。
跟很多同情纳粹法西斯的南美领导人一样，在二战初期，庇隆曾在意大利担任武官。当时，他便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吸引，因此又被批评为“纳粹法西斯在南美的桥头堡”。
不但因为被法西斯的意识形态洗脑，庇隆藏匿纳粹战犯还有另一个目的。二战期间，美苏在攻打德国的同时，也在极力招揽德国的人才。庇隆认为，招募那些拥有特殊军事才能跟技能的纳粹军官，有助于国家的发展。
1946年，庇隆政府通过阿根廷主教安东尼奥·卡吉亚诺对法国教会发出消息，称阿根廷愿意向法国的纳粹合作者提供政治庇护，令他们免受战争的制裁。因此，大量法国战犯便拿着盖有阿根廷旅游签证的护照横渡大西洋。
战争结束后，受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梵蒂冈在援助天主教难民时，也在无意中给纳粹战犯提供了逃亡的便利。但也有很多神职人员，在明知对方在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也还是给纳粹战犯开具梵蒂冈签发的假身份证件。
艾希曼的假身份证明便是从热那亚方济会的僧侣那里获得的，在教会的帮助下，1950年，艾希曼以里卡多·克莱门特的身份登上了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轮船。《每日邮报》拿到的数据显示，大多数纳粹战犯都是通过教会的帮助拿到伪造身份的，其中有800多名党卫军成员逃往阿根廷。
像艾希曼一样伏法的战犯只占很少一部分，绝大多数人都逃脱了战争的罪责。1977年，“加里屠夫”爱德华·罗施曼于巴拉圭去世。有着“野兽”称呼的党卫军成员古斯塔夫·瓦格纳由于巴西法院拒绝将之引渡回德国，1980年在巴西去世。
1984年，制造了“机动毒气室”，杀害了至少十万犹太人的党卫军上校沃尔特·劳夫于智利去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展开残忍的“人种优化”试验，被称作“死亡天使”的约瑟夫·门格勒医生于1949年逃到了阿根廷，十年后又移居巴拉圭，最终选择于巴西落脚。1979年，门格勒在海边度假时溺亡，他以假名埋葬，直到1985年法医开棺验尸，真实身份才被揭露。
从某种程度上讲，南美成为纳粹分子逃亡的天堂也有美国的功劳。战后美国情报机构策反了大批纳粹分子，比如被法国人诅咒为“里昂屠夫”的盖世太保头目克劳斯·巴比。他被美方派遣到了玻利维亚围剿游击队，并成功抓捕了著名的革命家切·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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