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明火药且最早投入实战，为何明朝火器连东南亚都不如｜文史宴

文/桓大司马

中国火器的兴衰，跟政治体制的兴衰关系密切。另外一点就是，中东和欧洲的科学水平本来较高，也没有政治内耗，所以在中国属偶然发现的火药，他们能够很快掌握其科学原理，通过科学加持来推陈出新，后来居上。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欢迎转载。

大司马重评“四大发明”：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但围绕火药，也有一些类似印刷术的争议，比如鲁迅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又如近年网上有人主张19世纪出现的黄火药才是真正的火药，是欧洲人发明的，中国发明的黑火药对世界影响不大。

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中国发现火药以后，很早就用来制作各种火器，应用在战场上；世界从中世纪进入近代，整个过程也全都靠的是黑火药，黄火药在近代晚期给这一进程大大地加速，但完全不能取代黑火药的意义，而且如果没有黑火药做基础，欧洲人也无法发明黄火药。

本文将会全面探讨为什么中国率先发明了火药和火药武器，最后却被欧洲乃至全世界远远甩开。

中国火器的巨大潜力

火药最初出现在道士的炼丹炉中，是当成药物来使用的。火药的原料硝石和硫磺，最初都是作为药物使用，古代医学认为硝石可以治内热、胃胀，硫磺可以“化金银铜铁”，二者合起来是一种治病的药物，所以叫火药，《本草纲目》认为“火药可以驱虫辟邪”。

成书于唐代中期的《真元妙道要略》记录了最早的火药的威力，硝石、硫磺、雄黄与蜜一起烧可以引起爆燃，很快就能把房屋烧个干净，也许有些道士会被爆燃烧死，按道教的说法似乎可以视为“火解”成仙，这么说起来反而是因祸得福了。

火药发明后，很快被用于战场，唐末的军阀混战中就有人使用“飞火”。北宋《武经总要》记载了当时火药的配方，爆炸要用到的硝石含量很低，倒是各式助燃剂如油、松脂、沥青的含量很高，可见此时的火药在战争中的作用是燃烧弹而非炸弹、子弹，此外，这时的火药有时候还会加入砒霜来燃烧，让敌军中毒，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化学武器。

整个唐代和北宋，中国的火药都是用来制作燃烧武器，如火药箭、火蒺藜、火毬、毒药烟球、火炮（裹了火药的炮石，由投石车抛射）等，都是燃烧性火器，其中宋初冯继升研发的火药箭利用火药燃烧的后坐力来推射箭矢，号称是今天火箭的雏形。不过，就技术含量和效能而言，这些火器都不能超越同时代的欧洲。

公元678年，东罗马帝国面对阿拉伯帝国二十万大军围城，使用铜管喷射“希腊火”焚烧敌舰，全歼了庞大的阿拉伯海军。“希腊火”的配方已经失传，但应该是石油为主的化合物，可以在水面燃烧，配合机械喷射威力巨大，时间也早于中国火药。

“希腊火”此后长期成为守卫君士坦丁堡海面的秘密武器，诸多强敌折戟于“希腊火”之下，毫无办法。

远胜早期火药武器的希腊火

到了宋金对峙的时代，因为宋金之间战争频繁，双方分别发明新火器辅助作战，中国火器获得巨大发展。

宋将陈规发明了火枪，虽然此时其作用接近喷火器而非枪械，但管形竹筒的设计为枪械准备了条件；宋将魏胜发明了安装火枪的“如意战车”，用畜力拖动，有点像坦克的雏形。

南宋给所有战船都安装投掷火炮（燃烧弹）的抛石机，完颜亮侵宋时，宋将李宝率水军奇袭金军的水师基地陈家岛，就是利用火箭、火炮等燃烧火器全歼规模巨大的金军舟师，可以说此时中国的水战武器也达到了“希腊火”的水平，南宋炮船可以算世界上最早的炮舰。

金人则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大炮——攻城用的铁火炮；比竹竿火枪燃烧效果更佳的飞火枪，堪称单兵喷火器；还有用铁罐装火药造成的震天雷，点火后扔出去，声音吓人，炸裂的铁罐碎片对四周溅射伤害，可谓世界上最早的炸弹。

宋蒙战争中，宋人又发明了最早的枪械——竹制的突火枪，发射子弹杀敌，元代则将突火枪从竹制改为金属制，打造出金属火铳，到了元末，已经在军中普及开来。不过直到元初，中国的火器仍是以燃烧性火器为主。

从南宋到元代，中国火器基本上涵盖了直到现代仍在使用的所有门类的热兵器，可谓争奇斗胜，异彩纷呈，终于超越欧洲，领先世界。

可惜的是，领先的时间并不长，伊斯兰世界很快就学会了各种门类的中国火器，在研发上甚至更胜一筹，传到欧洲之后，欧洲火器更是飞速发展，把世界其他部分远远甩开。

我们以往在谈论“中国的技术水平领先于欧洲”时，往往只指西欧，自动把东欧排除在外，而且也自动屏蔽了中世纪科技比欧洲先进的中东，这样得出的结论往往不符合史实。

中东和欧洲后来居上

宋代是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商贸、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许多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人定居中国，甚至受雇于宋军，他们很快就把火药和火器的知识传回阿拉伯。另外，蒙古西征时对伊斯兰世界广泛使用了火器，也促进了他们对火器的学习。

1240年，中世纪最伟大的植物学家——安达卢斯（今西班牙南部）的伊本·贝塔尔在其著作《医方汇编》中介绍了中国的硝石，将其称为“中国雪”、“焰硝花”，介绍了其爆燃属性。

1256年，忽必烈之弟旭烈兀在波斯建立伊尔汗国，蒙古人的火器大规模传入伊斯兰世界，效力于伊尔汗国的叙利亚人哈桑·拉曼撰写了一部兵书《马术与战争策略大全》，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火器、火药配方和硝石提纯等技术。

西亚、北非本来盛产硫磺，但是不知道硝的用处，所以没能发明火药，一旦知道火药怎样合成，伊斯兰世界的火器就迅速发展起来。

统治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击败过蒙古军，战斗力强大，马穆鲁克战士从剑矛等近战武器到弓弩等远战武器都要勤加练习，力求技术全面，自然也不会放过火器，13世纪末，他们在突火枪的基础上创造出新式火器“马达法”。

“马达法”用较大的木筒取代了中式的竹制枪筒，用石球取代了中式的弹丸，实际上把突火枪改造成了近代火炮的雏形；还有一种则是在木筒里装箭，用火药推射铁箭攻击，可能是来自环地中海地区弩炮的传统，后来欧洲最早的火炮也是推射铁箭攻击，应该就是受此影响。

马达法实际上已经优于元朝和蒙古各汗国的火器，而且，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喜欢做实验，从炼金术生发出来的化学非常杰出，火药提纯也胜过中国，堪称后来居上，也就是说，中国火器领先全球仅仅半个多世纪。日后欧洲人向伊斯兰世界学习火器，起点比中国更高。

不过，经过蒙古征服的疯狂屠杀，伊斯兰知识精英损失极其惨重，而且蒙古人和突厥人的管制也比阿拉伯人强不少，伊斯兰世界虽仍有活力但后劲不足，火器的大发展最终还得由欧洲人完成。

欧洲最早记载火器的文献是1326年伦敦主教为英王爱德华三世作的加冕辞，加冕辞下方就画着瓶型火炮，用火药发射巨箭。在欧洲，争霸不休的意大利城邦最先掌握了火器的制造技术，随后，火器也被英法德掌握，并且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大放异彩。

正是在百年战争中，欧洲的大炮把目标从杀伤人员转向攻城，欧洲人开始制造能够轰塌城墙的巨炮，并且在竞赛中造出越来越大的火炮。

1375年，法国的铸炮师在卡昂铸造出重达2000磅（大约900公斤）的巨炮，两年后，勃艮第国王勇敢者腓力用巨炮轰开了英国人的奥德雷克城堡，证明了巨炮的价值。百年战争的后半段，英王亨利五世用巨炮夺取法国数十个城堡，其后法王查理七世更是建立起欧洲最高效的炮兵，横扫英军，收复了被英国占领的大半个法国。

欧洲人又将这种巨炮装到了船只上，于是在大航海时代中无往而不利，达·伽马率领几艘炮舰就可以纵横东非和印度，配备数十门巨炮的船只往往可以轻松击败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敌人。

在殖民扩张中，欧洲人又在殖民地修筑棱堡、配置巨炮，令成千上万的土著军队望而却步，毫无办法。

欧洲人通过炮舰和要塞，轻易地取得了整个世界的制海权，主导了近现代的历史。

西欧的火炮也回流到东欧，俄罗斯人用先进的枪炮把蒙古诸汗国炸得人仰马翻，向东方急速挺进。而伊斯兰世界也引进西欧先进枪炮，出现了奥斯曼帝国、波斯萨法维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等三大伊斯兰火药帝国，即便是近代相对闭塞的中亚，也因为奥斯曼帝国的传授，拥有自制火绳枪和轻型火炮的能力。

不说欧洲

三大“伊斯兰火药帝国”

火器也完爆明朝

1453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消灭拜占庭帝国，口径夸张的乌尔班大炮起了重大作用，苏丹亲军耶尼切里也是一支精良的火枪军队。

1526年，帖木儿帝国的孑遗巴布尔进军印度，在帕尼帕特战役中用火炮大破德里苏丹国的象兵，在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后来莫卧儿帝国设置了炮厂，拥有70门炮的常备军。

波斯因为路况较差，难以使用巨炮，火器使用滞后一些，但18世纪前期，取代萨法维王朝的纳迪尔沙运用从欧洲引进的先进火枪和骆驼载的小黄蜂炮，横扫波斯、印度、中亚，多次大败奥斯曼军队，成为历史上最后一个大征服者。

然而，全世界火器日新月异之时，发明火器的中国却被远远地甩在后头。

在清朝和准噶尔汗国的战争中，康熙帝对准噶尔火器“赞巴拉克”的性能感到惊异，雍正帝时期更是大规模仿造，给清军装备，日后发展为抬枪。

而这种“赞巴拉克”也就是骆驼载的小黄蜂炮，不过在康熙帝之前三四百年的马穆鲁克王朝发明的过时武器，虽然在波斯、中亚的地理环境中仍有一定的独特作用，但比西欧先进火炮已经落后了好几个时代。

这样老掉牙的玩意儿在清朝皇帝眼里竟然成了宝贝，我们不禁要问，火器的故乡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明清体制令中国火器辉煌不再

中东和欧洲火器反超中国是在元代。

元代火器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主要是蒙古人在半个欧亚大陆实现了“大一统”，几大汗国之间虽时有战争，但各个汗王在其他汗国内部都有封邑，汗国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打起仗来连商路都不断，烈度不高，自然不需要像无日不战的欧洲人那样改进火器。

到了元末，起义军首领和元王朝进入你死我活的斗争，火器得以复兴。

不过，秦制帝国的人命不值钱，朱元璋等元末群雄的火器都是走的重量不重质的路数，虽然洪武年间明军的火铳装备率达到10%，拥有十几万火铳兵，令不明内情的海外汉学家咂舌，但明军的火器水平未必能达到宋朝的高度，更不用说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了。

朱元璋在鄱阳湖与陈友谅决战时，用的“大碗口筒”是杀伤人员的霰弹枪，“没奈何”是燃烧弹，所谓“火炮”是用投石机抛射燃烧弹，焚毁敌方战船。在攻打张士诚最后的据点苏州时，朱元璋用来攻城的也是投石车而非巨炮。

可见，在元末乱世的火器使用中，丝毫看不到欧洲火器向巨炮的转型。美国汉学家欧阳泰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夯土城墙太厚，巨炮轰不垮，所以没必要制造巨炮。

但朱元璋攻城时都使用了威力比巨炮小得多的投石车，可见攻城器械未必要奔着轰塌城墙去，没有理由放弃开发巨炮，应该是因为朱元璋的邪教军队整体技术水平太低，不会造。

等到夺取天下后，朱元璋一方面闭关锁国，掐断了与欧洲先进火器交流的通道，另一方面又疯狂屠戮知识分子，导致知识界出现断层，许多技术可能因此失传。

明军的火器配备率虽高，但明朝从开国就倒行逆施，对老百姓恶意满满、严加防范，严禁民间持有和研发火器，地方政府想要自制也不行，必须通过朝廷统一调配，因此抹杀了社会自行改进火器的可能性。

以上种种原因，令明朝的火器十分落后，不但比不过欧洲和中东，就是比东南亚也颇有不及。

朱棣征服安南后，就让安南的火器专家胡元澄来改进明军火器，可见当时明朝火器水平已经不及越南。

明朝的火器连越南都不如

可以去死了

在没有实行闭关锁国的东南亚，16世纪，越南、缅甸各自拥有了铸造欧洲先进火枪的能力，17世纪初，印尼各岛在奥斯曼帝国和欧洲人的影响下，也具备了铸造先进枪炮的能力，泰国人铸的大炮、马来人制造的的枪炮分别受到法国、德国同行的赞赏，东南亚各国的火器都把明朝甩在了身后。

所以，明朝中期，当葡萄牙人出现在东南沿海后，他们预先装填、能够连续发射的鹰炮，竟然被明军视为神器，称之为“佛朗机炮”，加以仿制，但这种炮在当时的欧洲也只是过时的二流货色。

后来荷兰人的普通舰炮，更是成了明军在跟建州女真的战争中拿来救命的“红夷大炮”，最早明军还是从海里捞的沉船上的，拿去辽东都产生了奇效，后来明朝虽能仿制荷兰人的舰炮，但这些舰炮比当时欧洲的先进火炮仍然落后了一两个世代。

就连性能明显不如欧洲的奥斯曼帝国火枪，也被明人赵士贞改装为“鲁密铳”（鲁密意为罗马，奥斯曼以罗马自居），视为利器，可见明朝火器水平之低。

女真人在明军的红夷大炮下连吃苦头之后，自行开发火炮，加上投降的明军炮队以及欧洲传教士的指导，其火炮运用一度远远地甩开东亚其他王朝。

1633年，女真人用火炮攻陷旅顺，在东亚首开巨炮破城之先例，1636年清军进攻李氏朝鲜，炮轰朝鲜国王李倧据守的南汉山城，李倧哀叹“中原虽有大炮，而未闻坏城，今始见之”，1640年松锦大战中，清军更是集中使用重炮逐个拔除明军据点，取得明清决战的胜利。1636年，清军水师进攻朝鲜的江华岛，在舰船上配备重炮，大破吨位、数量占优的朝鲜水师，更是缔造了东亚最早的近代炮舰。

不过，随着满清向明朝学习，与民众为敌，走向闭关锁国，这些可喜的变化也渐归沉寂。

1724年，雍正帝驱逐传教士，满清引进西洋科技的步伐大幅减缓，1776年，乾隆帝平定大小金川后，达成十全武功，认为海内无事，为防止火器流入民间，大量销毁战争中赶制的火器，中国火器革新的步伐至此戛然而止。

一些海外汉学家认为中国的大一统体制不像欧洲那样战争频繁，是中国火器发展迟滞的最大原因，但实际上明清时代平定民变、改土归流的战争并不少，有些规模还很大，但也并没有促进火器的发展。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明清一反唐宋开明之态，恢复了极端专制、与民众为敌的秦汉体制，试图垄断目力所及内最先进的火器技术，不愿让民间推动火器的研发和更新换代，整个社会自然也就没有研究火器的热情和动力。

当明清皇帝感到王朝陷入军事危机时，也会大力引进欧洲先进火器，说明他们具备学习先进技术的能力，如果一直这样，就算研发差些，也不至于跟欧洲差距过大。

要命的是，一旦危机过去，明清为了防止欧洲人威胁朝廷，就会切断跟海外的联系，无视域外火器的蓬勃发展，直到欧洲人用满清无法想象的坚船利炮敲开国门为止。

参考文献：

【美】欧阳泰《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

吴军《全球科技通史》

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武斌《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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