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历史｜纳粹大屠杀：大屠杀期间的儿童面对的是什么？

在反犹大屠杀时期，儿童是尤为脆弱的受害者。纳粹分子鼓吹依照他们所持的意识形态杀害“多余”或“危险”种族的儿童，乃是“种族斗争”的一部分，或是为确保安全所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德国当局和其同谋者或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或是出于所遭受的实际的或所谓的游击战攻击而残害儿童。

德国当局和他们的同谋者残害了多达150万名儿童，其中包括100多万犹太儿童、数以万计的罗姆（吉卜赛）儿童、生活在收容所中身心残疾的德国儿童、波兰儿童以及在苏联德占区生活的儿童。13-18岁的犹太和非犹太青少年生存的几率较大，因为他们可以被强迫充当劳工。

犹太和非犹太儿童有以下几种命运：1）到达灭绝营即被杀害；2）出生后即被杀害或在收容所中遭到迫害；3）出生在隔都与集中营的因囚犯的匿藏得以幸存的孩子；4）12岁以上被视为劳动力或医学实验对象的孩子；5）在报复性行动和所谓的反游击战中遭遇杀害。

在隔都，饥饿、恶劣的自然条件，缺乏足够的衣物和庇护所常常导致犹太儿童大批死亡。德国当局对此态度漠然，因为他们认为大多数犹太儿童不具有生产能力，仅仅是“无用的饭桶”。由于有些孩童太小，不能被发配服劳役，德国当局有选择性地挑选这些孩子，连同老弱病残人士，作为首批遣送到灭绝营的对象或是作为首批大规模枪杀的受害者。

到达奥斯维辛或其他灭绝营以后，当局将大部分儿童直接送到毒气室处死。波兰与苏联德占区的纳粹党卫军（SS）和警察在大屠杀前夕，枪杀了数以千计的儿童。第一批被遣送到灭绝营的受害儿童名单正是犹太委员会主席所做出的令人心碎又颇受争议的决定。1942年9月，罗兹犹太委员会主席决定将一些儿童遣送到海乌姆诺灭绝营。这是犹太成人们面对德国人的要求作出悲痛抉择的佐证。亚努斯·科尔查克是华沙犹太人区一所孤儿院的院长，不过他拒绝抛弃他照料下被选中成为移送对象的孩子。在去往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途中，他始终陪伴着孩子们，最后与这些儿童一同被杀害于毒气室中。

特定种族的非犹太儿童也惨遭不幸。比如丧生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罗姆（吉卜赛）儿童；比如5000到7000名丧生于“安乐死”的儿童，比如在复仇中丧生的儿童；再比如在苏联德占区村庄中与父母一起丧生的儿童。

德国当局也在集中营和转移营中关押了一批儿童。纳粹党卫军的医生和医疗研究者用集中营中的一些孩子（包括双胞胎在内）做医学实验，常常导致这些孩子在实验中丧生。集中营的管理当局强迫安置青少年，尤其是发配犹太青少年在集中营进行强制劳动。多数青少年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而丧生。德国当局还将其他儿童关押在生活条件恶劣到令人发指的转移营中，比如被关押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安妮·弗兰克姐妹和其父母在所谓的反游击战行动中遭到德国军队和警力残害的非犹太孤儿。其中的一些孤儿被临时关押在卢布林/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和其他拘留营。

为了“恢复纯正的雅利安血统”，纳粹党卫军种族学专家命令绑架数以百计波兰和苏联德占区的儿童，并将他们运送回德国，由那些种族合格的德国家庭领养。尽管这些决定建立在“种族科学”的基础上，只要具有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等特征，通常就被视为“有机会日耳曼血统纯正化”。但另一方面，一旦“种族专家”认定将要出生的孩子不具备纯正的德国血统，被遣送到德国从事强制劳动及那些被迫与德国人发生性关系而怀孕的波兰和苏联女性通常会被迫堕胎或是在必定断送婴儿性命的条件下生育。

尽管极为脆弱，但许多孩子还是找到了生存的方式。儿童用个人用品跟隔都外交换食物和药品，并将它们偷偷地带入隔都。参与青年运动的儿童不久后参加了地下反抗运动。许多儿童随同父母或其他亲戚，甚至有时单独逃离到由犹太游击队组建的家庭营地。

1938年至1940年间，儿童转移计划行动中，数千名犹太难民儿童获救（不包括他们的父母），从纳粹德国以及德国占领区来到安全的英国。一些非犹太人士帮忙藏匿犹太儿童，有时还会帮助其他的家庭成员，安妮·弗兰克一家就是在这种庇护之下得以逃离劫难。1942年至1944年，法国利尼翁河畔勒尚邦小镇几乎所有的新教徒以及许多天主教牧师、修女和教徒，都参与了藏匿犹太儿童的行动。在意大利与比利时，许多儿童也在藏匿中得以幸存。

纳粹德国投降后，难民们在全欧洲搜寻遗失的孩子。数以千计的孤儿被安置在难民营。在大逃亡期间，很多幸存下来的犹太儿童从东欧逃到西边的盟军占领区，最终转道伊休夫（巴勒斯坦犹太人居留地）。在“青年大迁徙”中，数以千计的青年人移居到伊休夫，继而在1948年以色列成立后移居到以色列。